李鸿宾：王朝更替的结构性变化 ——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书后

作者：李鸿宾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

摘 要：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一书，是考察晚唐五代中枢权力变迁的一部力作。该书将晚唐五代政权更替中的旧有因素如何影响新政权这一问题，置于权力结构转换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突破了断代史研究的窠臼，在方法上也有新的创获。出自皇权的节度使权力意在维护唐王朝在边地统治的稳定，在历史发展中却蜕变为在内陆的扩权，节度使在与地方利益结合之后演变为肢解皇权的力量，这是结构转变的内在逻辑使然。五代政权的建构不仅改变了唐朝既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昭示中古时代国家地域重心从西部向东部的转变，进而形塑了后世王朝的新型地域布局。这是该书未曾属意之处，却给予了我们再思考的空间。

关键词：晚唐五代 王朝更替 权力结构 节度使

在传统史家看来，五代十国与魏晋南北朝一样，被视作统一王朝的反面而被描绘成杂乱无章、内外交侵的乱局，是他们批判和贬斥的对象。现代史家也多着眼于大一统王朝演进，并以此看待分裂时期的前后承续。从隋唐盛世如何形成这一问题出发，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便获得众多学者关注，尤其是陈寅恪、唐长孺、谷川道雄、田余庆、毛汉光等人的研究，将这一不太受重视的领域推进到新境界。相比之下，隋唐之后五代十国的衍替，没有为后世构筑像唐朝那样的统一盛世，自然不是传统史家眼中值得夸赞的壮举，但这种观点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受到了质疑，其中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以下简称“王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学界对五代十国在中国王朝发展中所处位置的审视进入新阶段。现在回望王书，不仅需要关注其学术史价值，更重要的是揭示出对我们研究8世纪后期至13世纪后期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有着哪些重要的启示。

一、问题意识：王书探求的主旨

王书首先引起我们关注的，无疑是其问题指向。王赓武注意到，断代史研究易使人忽视时代的前后衔接。他之所以研究五代，是希望探究北宋建国与之前历史的连续性；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亦加深了他对五代历史的认知。

在王书推出之前，中国学界的唐史研究以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代表，1949年后，唐史研究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岑仲勉、杨志玖、韩国磐等都出版了高水平的专著；日本学界则围绕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展开激烈讨论；西方学界也有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 ）等人的唐史作品出版。相对于唐史研究的众多成果，五代十国的研究显得薄弱许多，王书的出版无疑改变了这一局面。

那么，王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从该书主体结构看，第1章《引言》指明五代统治者将逐步形成于唐后期的藩镇机制纳入其王朝建构的新型模式中，进而奠定后来北宋建国的基础。第2章《藩帅与唐廷（883—904）》分析黄巢之变后唐室及其依靠力量迅速衰减，节镇势力乘机坐大，最终形成朱温、李克用两大力量左右朝政的局面。第3章《中央权力的发展（883—907）》以朱温为中心，考察其从节帅起家逐步壮大势力的过程。第4章《梁朝与唐室中兴（907—926）》指出，后梁与后唐均建立在唐朝旧有框架基础上，两者在打造王朝结构方面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第5章《对藩镇的控制（907—926）》重点揭示后梁和后唐如何削弱其他藩镇以强化自身权力，但他们在弱化属下节镇的方式上并未突破传统模式。第6章《朝廷的政治权力（926—946）》认为五代王朝权力的强化，最终由后唐李嗣源以加强禁军实力和改变官员制度配置的方式得以实现。第7章《藩镇的衰落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926—947）》是全书的总结，作者认为新型王朝权力是在藩镇扩张势力以抗衡朝廷，并在攫取权力后采取强干弱枝的举措下逐步形成的。在王书整体分析中，藩帅及其统治下的节镇是唐朝解体与五代政权形成、转换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此看来，王书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旧王朝解体前后新的政治体如何衍生、形成与发展，进而寻觅王朝权力结构演进的内在逻辑。

与断代史研究不同的是，作者将五代政权置放在一统化王朝更替衔接的框架之内，他关注的虽是断代，着眼的却是分裂状态下权力如何再集结并转化，进而走向新型王朝，特别是伴随政治势力转换而显现的政权结构从衰竭到重建的具体进程。也就是说，五代更替背后凸显的统一王朝的接续更能引起作者兴趣。若要达到新的境界，就须破除历史研究中断代史的窒碍。在传统认识下，唐宋的辉煌易使人们对其间那些短命政权失去兴趣；更重要的是，作为开启新局面的赵宋王朝，其法统的承续抛弃了以往颇为流行的五德终始说，而代之以道德判断为准绳的新诉求，在与唐朝法统直接相连的情况下，政治崩溃和道德“堕落”的五代十国很难引起传统史家的重视。然而这样的考量势必会遮蔽许多不应忽视的问题，譬如在王朝更迭中社会与政治结构如何存续、学术与思想文化如何传承等。有鉴于此，王书打破朝代局限，将唐末黄巢起兵至契丹南下攻灭后晋这60余年间的权力配置与变迁过程作了贯通式考察，意在阐明北宋之新并非唐朝旧制的重建，而是五代政权的直接延续。那么，王书是如何围绕这一主旨展开论述的呢？

二、中心线索：权力的结构性变迁

既然讨论权力如何重新走向集中，那么权力原来的结构为何，又如何崩解与再建，就成为我们理解王书的中心线索。

安史之乱对唐朝造成的最大损害，就是集权一统化功能的衰减。这个统一王朝的权力结构由隋文帝杨坚开创，经李渊立唐，太宗、高宗、武后相继主政革新而臻至完备。隋唐统治者以军事开拓为先，行政建置随后，通过内陆州县征收赋税供应军国开支、以牵制蕃胡酋长并控制属部形成的羁縻府州体制等方式，构建了跨越长城直奔草原深处的复合型王朝。这种结构的特点突出表现在王朝北部：它超越了西汉以点带面的统辖机制所形成的边地与腹心之间松散联系的局限，以羁縻府州的方式将边地纳入王朝的领属，强化了对边地的控制。然而这一庞大的结构也加重了王朝的负担，尤其东突厥复兴造成的压力，迫使唐廷的经营，从羁縻府州—都督府体制转向军事功能更为显著的节度使防治体系，但节度使职权的扩大又是以削弱结构中的其他权力尤其是皇权为代价的。安史之乱将权力演化中节度使损害皇权的那一面激化出来，唐朝此后的发展实际上表现为朝廷维系这一权力结构与藩镇破坏其完整性之间的角力。王书论述晚唐五代藩镇节度使权力的转移与重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之上。只有从这一角度考虑，才能发现王书的价值所在。

那么，破坏这个结构的因素是如何产生并壮大起来的呢？王书讨论的权力结构，大体上由制度建构、运行机制与人员配置三者构成。制度是王朝政治架构的基础，譬如中央与地方官制、军事建制、经济法律体系等，是维系王朝架构的要件；这些要件如何搭配，即国家机器运行时制度如何与具体形势协调，就衍生出相应机制；但这些最终都要通过人的参与才能发挥作用。王朝的政治结构遂由三者互动而呈现，抗拒性因素之浮现正是这三者互动的结果。王书将讨论的焦点置放在藩帅与唐廷的关系上，节度使和唐廷都是这个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权力配置中，唐廷是核心，节度使辅佐朝廷处理地方军务。朝廷为应对周边局势变化而设置节度使，即将御边的重任予以托付，由此强化了节帅独当一面的职权。安禄山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叛乱，造成唐廷权力结构的部分破坏。

在三者的博弈中，节度使权力增大而引发的分权倾向，集中体现在安史旧部河朔藩镇半独立地位的确立上，并由此演化出中央重新集结权力与藩帅割据势力的冲突，其中又以德宗、宪宗削减河北诸镇辖区、镇压淮西等叛镇的努力为典型。唐廷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无疑与强化禁军（以宦官出掌神策军为核心）和其他镇军对叛镇包围等举措分不开，但这些成效却被其后的黄巢起兵抵消了。黄巢起兵对唐朝造成致命的威胁，迫使朝廷启用军镇救驾，同时也为那些不受羁制的将领壮大自身势力提供了契机，最终演变成朱温、李克用为代表的节镇之间的对抗。

从黄巢起兵到后晋与契丹争衡的60余年间，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朝廷与藩镇博弈的过程，即从唐廷试图维系皇统到藩镇构建自身法统的转换。这意味着藩镇从“破坏者”转为了“建构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亦从朝廷转到了节度使，朱温代唐成为这一转换的标志。在以武力构建政权的时代，各政治集团争夺和维系政权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武力。朱温从黄巢属下转投唐廷后，吸纳了一批同党和投附者，并利用这些人掌握了宣武军；他又通过任用直系亲属和增设骑兵组建自己的精锐部队；他更以亲信替代属下刺史，进而改变朝廷文职专任地方官的传统；他甚至剥夺控制朝廷军队的宦官监军和行军司马的权力。通过这些措施，朱温控制了中原地区，为他推翻唐廷自登皇位奠定了基础。

如此看来，朱温建立政权是在既有框架下实现的，如何适应唐朝的制度机制，是他获得合法地位的关键；而在创建新组织的过程中如何因应形势而变化，则是他成功的关键。其中最明显的是他在选人用人方面与唐朝迥然有别，这也是权力结构三个层面中，人这一因素重要性的体现。唐廷控制藩镇的重要举措，就是遣派宦官监督节度使和配置文官充任其下属，但这些制衡手段被朱温破坏了。当朱温选用私人僚佐替代宦官、将自己的亲信输送到内廷和禁军之时，就预示着他取代唐廷时机的到来。尽管如此，后梁对中原以外地区的控制却效果不彰，这个任务转由沙陀李存勖创建的后唐所承担。沙陀李氏势力的核心成员是李氏亲随及其藩镇僚属、唐廷旧有官员和曾出仕后梁者三部分，这亦成为其建立政权的基础。李存勖创立政权后，就是依此将统辖权扩展到其他诸镇，从而打破晚唐以来节度使擅权的格局，以节度使元随为核心的新型官僚群体就此形成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继其之后，李嗣源政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以节度使元随为核心，发展出内诸司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文官三个权力群体。其后文官权力开始凸显，并与内臣相互配合，成为政治运行的重要力量，文治理念亦获得认可。李嗣源又成功巩固对河北、关中和山南地区的控制，构筑了以河南道为行政与经济中心、沙陀本部的河东道为战略中心的布局。其后的后晋石敬瑭重整禁军，指派文官监察地方政治，藩镇势力进一步瓦解。值得指出的是，李嗣源秉持的畿外不能出现强于京内侍卫亲军这一旨在削弱节镇势力的准则，是对后梁京畿内外军力布局失衡的一次有效校正。这使我们意识到，唐后期朝廷权威不振乃至解体的主要缘由，就是那些具有离心倾向的节镇军队的威势超越了王朝自身。从破解既有皇权到重建新的权力，节度使一旦走向自己的皇权建设道路，其他节度使就成了阻碍。到了石敬瑭时代，中央集权更倾向于侍卫亲军的强化。后汉刘知远上台后采取的集权措施则标志着藩镇的威胁已到了几近消解的地步。侍卫亲军的加强，本质上是君权的加强，宋朝的建立与巩固正是在这一趋势下将节度使结构中央化了。事实表明，五代时期中国王朝的发展之所以有一统化集权的取向，绝非五代政治家们的创造，历史并未赋予那些诉诸武力追逐权力的军将们以突破窠臼再造新朝的智慧，他们所延续的仍是古人谙熟和热衷的集权思路。然而这条旧路在新的时代和语境下如何重新焕发活力，却是这些军将们必须思考和努力的目标。

三、思考方式：王书的学术贡献

如上所言，王赓武的写作动机是对五代史研究中忽视历史连续性的回应与反思。他之所以要超越朝代断限，既出于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考量，也与他在海外受学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与中国传统学人相比，学者在海外受学更有机缘内外兼融，形成中西兼具的治学风格。王氏撰写此书既有陈寅恪、全汉昇等中国学人的影响，也有加藤繁、仁井田陞、日野开三郎和周藤吉之等日本学者治学的熏染，伦敦的留学经历更少不了师长的指教和对蒲立本等学人著作的阅读。虽然他没有采纳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西学的训练对他分析唐宋转替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王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分析思路。就王书的学术贡献而言，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结构性的思考方式。

与以往研究主要是具体史实的考辨不同，王书将五代政权发展如何奠定宋朝格局这一课题，置放在制度建构、运行机制与人员配置三者的博弈中进行考察，以阐释唐代皇权如何被节度使分割和侵夺，节度使又如何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权力布局。权力配置虽有完整的制度规范，但在施行中受诸多因素影响，制度设置与实际运行之间存在张力。节度使原本是国家权力的正常安排，代表皇权维护地方和边疆安全，其结果却威胁了皇权。从理论上说，节度使逾权虽然导致皇权的削弱与破坏，但只要这种破坏性因素能够消除，皇权就存在重振的可能。然而唐朝权力结构非但没有复原（中间有几次试图征服藩镇、加强中央权力的努力，但成效有限），反而被进一步破坏。黄巢起兵不仅表达出社会力量对王朝合法性的质疑，也打破了皇权与节度使博弈的微妙平衡。唐廷若不能及时镇压黄巢势力，政权的瓦解就不可避免，因此迫切需要节度使出兵，双方冲突暂时缓和，然而节度使在协助唐廷镇压黄巢军之后，双方的权力争夺便再度激烈，最终走向改朝换代。

在节度使扩权并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武人力量上升与文职仕宦阶层地位下降乃至一定程度上退出的现象。朱温将世族文官的权力地位尽可能地削弱，并将节度使僚属这些源自社会基层、与原有权力较远的人群提升到权力核心，开启了“武”的专权。由此可见，以权力积聚、分化、再聚集表现出来的朝廷与节度使之间的博弈，推动着晚唐五代政治的演化。在此过程中，政治家们于宫廷内外的行走、党派的分合、制度的变迁，乃至军事争斗的纵横捭阖，充斥于史书而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然而这些记载若没有一条明确线索支撑，就会流散不定。“结构”的重要意义就表现在，这些看似零碎的记载后面总有“权力”这一关键性因素在支配。

其次是对朱梁取代李唐必然性及偶然性的探讨。

如王书所示，朱温开创的王朝并未获得普遍性支持。相反，与他对抗的势力另起炉灶，由此造成政权的短命与交替。正如前文所说，晚唐皇权的衰减至五代政权的交替，这一转轨的关节在黄巢起兵引发的动荡之后，也与安史之乱存在因果关联。但这并不能作为政权更替的唯一解说，事实上，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背后浸透着的，仍然是对唐、五代诸政权嬗替应怎么认识的问题。

李渊以关陇集团为骨干、以关中为核心建立政权，进而将统治扩大到整个农耕地区。其后继者征服突厥，并向西域、东北两翼进军，形塑了王朝的新格局。这一权力格局并非固态，而是随形势发展而变化，虽然唐朝一直煞费苦心予以维系，但还是随着吐蕃进攻和突厥复国而瓦解。唐廷出于维护统治稳定的需要，采取节度使防边体系固守，节度使因此被赋予极大权力。从皇权支配、相权协助和军权支撑三者结合的中枢权力框架来看，任何一方职权的扩张都会削弱其他两方，三方职权同时扩大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与突厥复兴、契丹扰边、吐蕃占据河西陇右等对唐廷构成的威胁不同，节度使权力的扩大从内部侵害了中枢权力乃至皇权，其危害远远超过外部的威胁。

节度使破坏唐廷权力结构的行为，并非建立在唐朝格局已然成型并稳定的基础上，而是在其权力结构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衍生的。在内外相互牵制和影响的格局中，外界威胁之因导致内部职权变化之果，节度使权力的扩张削弱了皇权，进而出现朝代嬗替，这是我们理解晚唐五代王朝权力变局的主旨脉络。就此而言，朱梁代唐是一场结构性的变化，但它与安史之乱、黄巢起兵不同，是依托制度赋予的职权，从结构内部破坏旧有格局从而衍生出新型权力。这表明，节度使的驻防一旦与特定地区重叠，就会与地方利益抟合。从皇权分化出来的节度使权力原本秉持朝廷的指令掌控地方，现在却反过来与地方交结在一起。在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布局中，朝廷宰制能力的下降，势必引发地方势力的上升。节镇势力崛起后染指皇权，最终导致唐朝覆灭，正是唐后期权力的结构性矛盾所致，这也是中央与地方角逐关系在8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期的表现。

最后，正是基于这种结构性的思考，王书才能突破断代史的束缚，将王朝更替视作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前后衔接。

理解五代历史，通行的方式是从断代史着手。这一方式能够将中国历史发展演变异常复杂的局面做到清晰切割，从而窥视朝代前后的不同面貌，其缺陷则是从后代看前代，从结局揣摩过程。这种观察往往将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不自觉地带入以往情境之中，忽略了历史的真实场景。若要跳出断代史的窠臼以克服其弊端，从叙述结构的完整性着眼无疑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王书选择883—947年这一既非始自唐朝结束，亦非迄于北宋建立的历史时段作为研究范围，正是抛弃从结局回溯过往而以历史进程为线索的展现。在这种视野下，历史的“连续”与“断裂”就成为考察王朝转移的新切入点。唐、五代、北宋诸朝更替的“断裂”背后，则是后一政权取代前一政权的同时又承接其遗产所潜藏的“延续”。概言之，王书要解决的就是唐宋的连续性问题，即唐后期的权力结构如何发生深刻变化，孕育着怎样的新政权的结构性要素，这些要素又如何形塑五代诸政权，并最终抟成宋朝的权力结构。这既是王书有别于断代史研究的特点所在，又是其新见迭出的基础。

四、前景揭橥：对王书的再思考

王书问世以后，关于唐宋转换的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出现。其中与王书密切相关的藩镇研究，中国学界当以王寿南、张国刚及新近李碧妍、仇鹿鸣的成果为代表；五代史的研究，亦有郑学檬、张其凡、方积六、杜文玉等诸多学者辛勤耕耘。日本学界除了日野开三郎、矢野主税、堀敏一、佐竹靖彦等学者外，又涌现出高桥继男、大泽正昭、渡边孝、伊藤宏明等众多学人。西方学界也有杜德桥（Glen Dudbridge）、休·克拉克（Hugh Clark ）和龙（Peter Lorge ）等人的成果问世，史怀梅和戴仁柱的讨论与王书的主题更为贴近。然而，这些论著更关注具体问题的探究，尤以制度建设、政治活动、党派分野、权力更替的细节探讨为主。较为独特的著作如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 1063）》，则超越断代局限，在思路上与王书多有契合之处。王书的优长正在于超越王朝断限，从历史内在发展的角度进行讨论，注重把握前因后果和彼此关联，展开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考察。笔者以为，王书展现的考索视角和观察方法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要求半个多世纪前的一部学术著作面面俱到，但好的作品无疑能给予读者以新的思考和启发。

仔细分析唐宋王朝转替相承的轨迹，在空间结构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段是中国王朝地缘布局前后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毛汉光从政权核心地域分布的角度出发，将中古诸政权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即北魏至北齐以代北为核心、西魏至唐玄宗时期的关中本位及安史乱后权力重心的东移。揆诸史实，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王朝的前后承续基本上处在东西地域转移和南北胡汉混融两条线索的交织当中。秦据守关中，以此制衡关东、宰制江南，进而控制全国，其影响汉晋而及于隋唐，这是一条主线；与此对应，开启于北魏、结束于清的由北方民族势力南下中原而建立的王朝，构成另一条线索。历代王朝的地缘格局均呈现出主辅有别、内外差序的圈层式特征。

从这种格局变化来考量王书，其所描述的晚唐五代政局的演化，恰恰就处在这两条线索交叉互换的关口。从地缘结构来看，唐朝的建立无疑是北魏瓦解之后政局演变的结果，其以关中为核心的治国模式，既是秦汉王朝传统的延续，又受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影响。正基于此，才有中原稳固之后唐太宗向周边尤其是草原开拓的举措，以东西突厥的降附及东北、西域的打通为标志，形成兼跨长城南北的统一王朝。然而不到半个世纪，随着吐蕃的逼近和突厥的复国，这种兼跨局面被打破，唐朝被迫回缩，遂有节度使防边体系的构筑和安禄山的借机反叛。安史乱后东部地区各节镇对唐廷或抗衡或依顺，唐廷注意力从关中转向东部；黄巢军蜂拥而起造成的震荡，朱温、李克用等节镇势力的趁机崛起，更加剧了这种移动。朱温之所以能击败各节度使建立后梁，很大程度上是他成功利用了这种转移形势，据守汴梁以宣武军坐大。不过，沙陀李氏并没有屈服，反而与朱温势力展开持续性对抗，于是夹处朱、李之间的河北遂成为两者争夺的核心。至此，持续千年之久的关中本位建国模式，于晚唐五代转换之际被以汴梁为核心的东部地区所替代。

此时的北方草原形势也有一个自西向东的转变。至少从秦开始，中原王朝面临的最大压力来自北方草原游牧力量。河套迤北地带因拱卫关中要害，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亦是中原王朝战略布局的重心所在，直到公元840年回鹘被更北部的黠戛斯势力肢解后，草原西部施加于唐朝的压力才得以解除。而松漠之间的契丹兴起后，草原地缘政治结构转向了东部，与中原王朝对峙的游牧力量亦从突厥语族转变为蒙古语族，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

这两条线索的交集，恰与唐后期朝廷权力下降、节镇分权并走上自立的过程相交叠，这不是巧合，而是权力的结构性转换：都城从关中转向中原再移往华北，呈现的是燕山南北取代关中河套成为王朝重心的地缘性变化，随之出现的北宋与辽朝之南北对峙、西夏依违其间的三方格局，正是东西转换和南北交融两条主线激烈较量的结果，也是欧亚大陆东部地带长城南北势力自身发生变革下相互制衡的产物。这一内外纷呈、显隐交互的历史场景，虽不是王书论述的核心，却是其带给笔者的启发，对此作深入细致的揭示，尚有待来日。

（作者李鸿宾，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