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杨慎与云南多民族文人交游活动考论
摘 要：明代中期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以后，云南各族文人雅士竞相追随，自发汇聚在他的身边，云南地区因此出现了一个以杨慎为中心的多民族文人群体。他们积极开展游览山水、赏花饮酒、结社论诗、考察讲学、研讨学术等交游活动。杨慎与云南多民族文人交游活动的文学意义与民族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这些活动的开展加强了云南各族文人的交流与联系，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学习、各师其长，共同缔造了云南文学的兴盛局面，掀起了明代云南多民族文学创作的高潮。二是这个多民族文人群体的交游活动促进了边地文学与中原文学的融育，带动边地少数民族文学向中原文学靠拢，增强了少数民族文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三是这个多民族文人群体的交游活动对明清云南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明中后期江南文人交游风气的影响以及云南独特地域环境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是杨慎与云南多民族文人开展各种交游活动的历史背景与地理因素。
关键词：杨慎；云南；多民族文人；交游活动
我国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族别最丰富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学最丰富的地区。至明代中后期，云南、贵州等地区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文人，他们与包括汉族文人在内的各民族文人广泛交游往来，积极从事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明嘉靖三年杨慎遭贬至滇以后，云南各族士绅文人竞相追随，围绕着他而展开了各种各样的交游活动，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杨慎为中心，以杨门六学士①为主体，以其他追随者为外围的多民族文人群体。多种交游活动的开展加强了云南各族文人的交流与联系，对明清云南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学界主要立足于杨慎与木公、李元阳交游情况的个案研究②和杨慎与杨门诸子关系研究③，而对这个多民族文人交游活动现象的关注与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鉴于此，本文以明中期云南多民族文人的交游活动为切入点，以此透视多民族文人的交游互动活动与创作实绩在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自古以来，我国的文人就比较喜欢以文会友、交游聚会。他们常常与志趣相投者结伴游历名山大川，此过程中也常常伴随着赋诗作文、题诗作画、铭刻品文等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文人们既能够游山玩水，释放性灵，也可以广纳友人，扩大社交圈子，还可以同行相携，切磋学问，这是文人普遍喜好交游聚会的主要动机与原因。明中期云南各族文人交游活动亦是如此。因云南边陲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文人雅士似乎更喜欢漫游人生，他们的交游活动从内容到形式自有着不同于他处的独特性。
1.明中期云南各族文人的交游活动是围绕杨慎而展开的，参加活动的人员数量众多且具有多民族性特征。明嘉靖三年，杨慎因 “大礼议”事件被贬至云南永昌卫，此后谪居滇地37年。因杨慎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在文坛的卓越成就和巨大社会影响力，一大批云南文人雅士竞相仰慕追随，自发汇聚在他的身边，云南地区因此形成了一个以杨慎为中心的多民族文人群体。其中，主要成员有汉族文人张含、王廷表、贾惟孝、胡廷禄等,白族文人李元阳、杨士云、董难、李东儒、金磊等,纳西族文人木公、木高和木东等,蒙古族文人章鹏, 彝族文人左明理、左祯等。据王乾《杨慎在滇交游考》一文考证，从嘉靖三年到嘉靖三十七年，杨慎在云南的交游活动多达28次④,活动地点主要以杨慎的永昌状元楼和昆明高峣碧鸡精舍为中心而衍射到大理、蒙化、晋宁、建水、丽江、开远等经济文化中心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2.这个多民族文人群体的交游活动具有集游览山水、文学创作、修学研讨、科学考察于一体的文艺性特征。如嘉靖七年至嘉靖十二年之间，杨慎与白族诗人李元阳、杨士云和董难等人的苍洱之游和石宝山之游，以及杨慎与汉族诗人张含的古哀牢之游等。其中苍洱之游尤为典型，从杨慎《游点苍山记》中可见一斑：“嘉靖庚寅，约同中溪李公为点苍之游。二月辛酉，自龙关窥天生桥，夜宿海珠寺，候龙关晓月。两山千仞，中虚一峡，如排闼然。落月中悬，其时天在地底。中溪与予各赋一诗。……癸巳，北渡两涧，乃至无为寺，有汝南碑，声如玉馨，清越可听。因以木击之，歌少陵春山相求之诗。……丁酉，宿遗爱寺，中溪谓予曰'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东泛洱水，卧数溪峰，庶尽点苍之变尔。”[1]1126 这些是他们苍洱之游中进行科学考察的一个个小插曲。游览了点苍山景观后，李元阳与杨慎等人夜宿感通寺的班山楼，杨慎听到寺僧们诵读《六书》的音调与韵声多有谬误与错漏，于是就校注《六书》音韵并汇编成《转注古音略》一册，这是比较典型的学术探讨型交游活动。再如汉族诗人张含与杨慎等人在永昌的乡土文化考察游。在此过程中，张含创作了《龙编乱》《宝石谣》，杨慎创作了《龙编行答禺山》《宝井谣》等唱和之作。这些诗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永昌府百姓的生活状况，得益于他们的实地考察。稍后杨慎与张含又一同探访哀牢故地，一同探寻九隆遗踪，共同编纂了《滇载记》，这些作品皆为惠泽后学的经典。从这些成果来看，多民族文人一同游览大自然的奇美景致，一起实地考察并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诗文作品，真正做到了将游览山水与学术考察活动相结合，因而呈现出较鲜明的文艺性特征。
3.云南的山寺精舍是多民族文人交游集会的主要场所，其交游活动具有亲佛染禅的方外色彩。云南自古就是佛国，全省内大大小小的寺庙不计其数，如鸡足山寺庙群共有270余座，是当时全国乃至东南亚具有很大影响的佛教圣地，而且这些宗教场所多位于环境幽静、景色怡人的名山峡谷中，对文人们的吸引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受云南浓郁宗教氛围的影响，各民族文人常到这些地方朝拜听诵，常与高僧大德谈禅论道、体悟佛理道韵。以杨慎与安宁各族诗友的法华寺之游为例。法华寺位于安宁城东的一座小山之巅，因“法华晚照”是安宁八景之首，独特的景致使杨慎及从游者流连忘返。当时“从游者甚重，若邱月渚、杨墨池、张松霞辈”[2]，一行人兴尽晚归并在遥岑楼开怀畅饮。“阳焰红将敛，晴岚翠欲流。清樽兴不尽，邀月坐岑楼。”[1]1208 这是杨慎《游法华寺晚归再饮遥岑楼》一诗对此次高朋欢聚的热闹情景进行的描绘。杨慎与李元阳等人的剑川兴教寺之游亦是如此。嘉靖十年(1531年)杨慎与李元阳等人考察了南诏的历史并探访沙溪古镇里的兴教寺。杨、李二人就兴教寺的海棠花即兴赋诗，分别创作了《兴教寺海棠》《和杨太史咏兴教寺海棠二首》等诗。李元阳与杨士云等人的鸡足山之游亦是如此。嘉靖二十一年，喜洲白族诗人杨士云应李元阳之邀同游鸡足山，一同游览金顶寺并夜宿观音岩。李元阳作《约游鸡足山》《观音岩》等，从“篝火还寻煮石方，仿佛山魈吹紫竹”“出山莫向外人言，肯信珍琳丛里宿”[3]734 等句见其释道情结，杨士云作《和李中溪约游鸡足山韵》《和中溪宿观音岩》等，也表达了对方外生活的向往之情。此外，张含与杨慎的太华寺之游、木公与杨慎等人的丽江寺庙之游，大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4.杨慎与多民族文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结社目标和交游目的，仅只是遭际相近、性情相投而自发组织成的一个文学交游圈，可以说是一种亦师亦友、共同发展的关系。这个多民族文人交游圈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有困于场屋、仕途不畅的经历。状元郎杨慎谪居蛮荒37年且终于永昌戍所，张含先后七次参加会试均未中，进士李元阳和杨士云虽都有过短暂的任职经历，但后来均以回乡守孝为由即里居不出。相似的人生遭际使大家易于互相理解、彼此同情，各种交游活动的开展为大家排解苦闷、舒展性灵打开了一扇窗户，成为大家共有的精神追求，也因此拉近了各族文人间的关系。清代云南诗人刘大绅曾云：“(杨慎)其轹古陵今之学，掀雷抉电之才，年若道似，并立争雄，固非以太史为指南，亦非以太史为盟主也。”[4]475 此语意在强调杨慎并没有以滇云文坛盟主自据，各族士子与其亦师亦友、相互砥砺，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大家才能无所拘忌地参加各种交游活动，因此诞生了一些重量级的学术成果。
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杨慎、李元阳和董难一同去与简绍芳、唐锜等人会合，一同游历昆明太华寺。席间四川文人文衡以《转注古音略》为例，展开学术探讨。此音韵学鸿著诞生的重要缘起是杨慎与李元阳等人的感通寺之游，这一点他在《点苍山游记》中有说明：“暮投感通寺楼，篝灯夜坐，闻寺僧诵等严。中溪曰：'六书中转注实非'考老’，而宋人妄拟。后世学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无述，愿公任之。’予遂操笔书转注之例约千余字，汇成一编。”[1]1228 《转注古音略》就是在这种无明确目的的交游活动中诞生的。由此可见，在寄情自然、寄情文艺的各种活动中，各族文人们真正实现了舒展性灵和游赏求知的契合一统，其交游活动也因此呈现出无功利性的特征。
明代江南文人游赏风气的影响是明代云南多民族文人交游雅集活动兴起的历史因素。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丰富了社会生活资料，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也对世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产生了较大影响。至明中晚时期，在肯定人性人情、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的引领之下，乐山乐水的文人墨客更是痴醉山水、嗜游成风。陈献章曾言：“富贵非乐，只有湖山才是乐。”[5]275 在他看来，“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当其境与心融，时与意会，悠然而适，泰然而安。物我于是乎两忘，死生焉得而相干？亦一时之壮游也”[5]275。高攀龙曾言：“游之益人多矣！山岳之峻绝，江湖之浩漫，皆令人有石仞壁立、百折不回之思。……当此之时，其境有不可得而言者矣！”[6] 袁中道更是直言：“山水之乐，能濯俗肠。”[7] 从这些描述可见，游览山水已成了明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性。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云南大地的士绅文人更喜欢在诗酒流连的游赏生活中愉悦身心，以适性灵。如喜洲白族文人杨士云就是一位行游者，他喜好与滇云名士交游酬唱，特别是杨慎至滇以后，与杨慎、张云鹏、樊相、李向荣等各族文士交游唱和，并将唱和之作汇编成《春游唱和诗》。还有大理白族诗人李元阳、彝族诗人左祯和纳西族诗人木高大都喜欢纵情山水、寻幽访古。明代云南多民族文人开展各种交游活动的主要条件和原因如下。
1.自元明以来云南地区的交通条件逐渐改善，方便各族各地的文人出行和社交。元代以前由于地方割据势力兵燹不断，西南地区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交通条件也相当落后。自云南行省建立以来，蒙元统治者加强对云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交通条件的改善。至明中期云南的交通条件较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明王朝组织修缮建昌道、乌撒道、乌蒙道等遭损的道路并设置驿站、哨所、铺舍等交通站点，使腹里地区与偏远山区连通起来。疏通从昆明至金齿卫、元江府、广西府、曲靖府，从大理到景东府、丽江府的主要驿路，从而逐渐形成了驿路纵横、舟桥联通、四达相接的交通体系。顾祖禹在《论云南形势》一文中云：“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安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8] 顾氏所言的“关”、“蔽”是指云南的疆域界点，也是云南重要的交通咽喉。这些交通界点的疏通，方便了各个地区人们的交流往来。
2.彩云之南秀丽风光和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适宜文人们开展各种交游活动。“气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出游活动，良好的气候条件本身就是一项游赏资源……一般认为地理上适于开展旅游的地带是亚热带和温带地区”[9] 云南位于北纬21°8′32″～29°15′8″和东经97°31′39″～106°11′47″之间，具有明鲜的温带气候特征。此气候条件非常适宜游赏，史志资料载：“中庆，古鄯阐也，山川明秀，民物阜昌，冬不祁寒，夏不剧暑，奇花异卉，四序不易，风景熙熙，实坤维之胜区也”[10]938。永昌府“山川旷远，原隰宽平，气候温和”[10]938。此类气候条件非常适宜文人开展各项交游活动。明清时昆明、大理、丽江、安宁等地因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而成为颇受人们青睐的游览胜地。
3.云南文人安于乡居的生活习性。云南人自古以来就习惯过那种闭门谢客，躬耕田园，不求闻达的乡居生活，如《景泰云南图经志》所记载：(云南人)“自士大夫之服官于外，惟乡举赴里部试，乃出里门，否则井田桑麻，以终老田间为乐。”[10]4 《一统志》载：“山箐所居土人，种类不一，然皆守信约，敦朴素，邻保相资，守望相助，大有古初之风。”[10]508 在这种以农耕文化为主、以游牧文化为辅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云南士绅文人少有离滇远游，其生活或社交主要囿于本乡本土，尤其是至明中期时杨慎、徐霞客等社会名流入滇游赏，更是激起了云南本地知识分子的游赏兴致，进而加入到他们的交游雅集活动中，在滇云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文人交游热潮。
由上文可见，嘉靖时期云南多族文人的交游活动大都是围绕杨慎而展开的，杨慎是这个群体中的核心人物。这种多民族文人行于同一时空，同赏一方山水，同吟同唱的文学现象，无论是对杨慎个人而言还是对这个多民族文人群体来说，均有着重要意义。
1.多种形式的交游活动是成就杨慎文学创作的重要机缘。伴随着与各族各界士人丰富多彩交游活动的深入，杨慎真正接触到云南边陲百姓生活的底层，那里的湖山风光和民俗风情对他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慎早期追模六朝，诗风绮丽恢弘，历代文学评论家对此多有评点。如明人胡应麟云：“杨用修格不能高，而清新绮缛，独掇六朝之秀，合作者殊自斐然。”[11] 清人钱谦益云：“用修乃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12]238 这些评语皆强调其早期诗歌沉酣六朝的创作倾向。这类文例不胜枚举，如“美人遥夜歌宛转，罗衣不襞宫黄浅”(《婉转歌》)、“潘妃睡起冷金沙，弓鞋半脱双鸾斜”(《舞姬脱鞋歌题画》)、“春人辞曲房，罗绮杂花香”(《扶南曲》)、“愿为楚女巫山之行雨，不作甄后洛浦之凌波”(《鹣鹣歌》)等。此类作品还有古乐府《乌栖曲四首》《青岭行二首寄内》、五言古诗《行旅》《于离会作》、七言古诗《红蕖引用李长吉体》《古歌寄卢思邵二首》、五言律诗《戏效西昆体无题十交韵》《秋夕效六朝体》等，皆是杨慎好齐梁风流之习的创作案例。
《升庵集》中的绝大部分诗歌是杨慎戍滇中后期所作，如其自云：“投荒以来，益肆力于笔墨，穷愁著书不下四百余种。”[1]1138 这些诗歌内容愈加丰富厚实，风格上更加深切蕴藉，较此前因规仿六朝而形成的华丽宏肆的诗风有了很大的演进。“升庵诗，早岁醉六朝，艳情丽曲，可谓绝世才华。晚乃渐入老苍，有少陵、谪仙格调，亦间入东坡、涪陵一派。”[13]1138 这种诗风的嬗变和巨大文学成就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谪滇生活中广泛地与各界各族文人士子的交游活动。如在永昌他与张含交游时所作《宝井篇》《博南谣》，在安宁与杨士云、李元阳等人交游时所作《雨中漫兴柬弘山、中溪、洱皋》四首，与唐锜在晋宁游赏时所作《海宝寺》《琵琶短引》《为唐池南题<秋江远眺望图>》，在阿迷与叶瑞诗酒唱和时所作《孟春与叶桐岗、王钝庵于郊即事》等。特别是揭露朝廷因为开采宝石给人民带来苦难的《宝井篇》，其中“君不见永昌城南宝井路，七十里亭前碗水铺。情知死别少生还，妻子爷娘泣相诉。川长不闻遥哭声，但是黄沙起金雾”等诗句沉郁凄怆之韵堪与唐代大家之作媲美。还有他晚年所写的《七十行戍稿》《病中秋怀八首》《春兴》(八首)等，皆沉郁悲凉，诗风渐入苍老，此诗风的嬗变与其三十多年戍边投荒生活中与各族友人的交游往来活动息息相关。
2.云南各族文人围绕杨慎而开展的各项交游活动对其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云南边地文学的整体创作实力也因此得到相应的提升。虽然他们不是同操一腔、共弹一调，但在游历山水、学术考察过程中，文人们常常会举办文学雅集、题诗铭刻等活动，这一过程有的时候会潜移默化地蕴含在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中，会对其文学风格、创作技巧等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构成了边地文学的多样形态。
投在杨慎门下的大理白族诗人董难(1498-1566，字西羽)常从其游，据《中溪家传汇稿》记载：“西羽时有奇思，山水间不可少此人也。”[3]899 这是杨慎与朋友们游赏时的常用语。纵观董难诗文作品，大都简淡清新，深受杨慎早期诗风的影响，任择一篇即是如此，如《玉局寺》：“杜鹃枝上春可怜，杜鹃声里雨如烟。凄凄满目芳草碧，杳杳一发青山悬。忽悲陇麦客游次，却忆枧花风信前。惆怅池塘绿阴树，惊心一曲南薰舷”[14]。这类诗歌大都写景绮丽，韵律优美，深得杨慎推崇，对其有“诣高于杨门七子[13]308 的高评。纳西族诗人木公(1494-1553，字恕卿，号雪山)是明代云南木氏土司家族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新纂云南通志》载：“木公，性嗜学，于玉龙山南十里为园，枕籍经书，哦松咏月，尝以诗质于杨慎。”[1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用修在滇，独愈光能与相应和，公恕希风附响，自比于长卿之盛览，斯可谓豪杰之士也。”[12]356 木公早期作品深受杨慎推崇六朝创作观念的影响，诗句秾丽，风格宏肆，如“玉树葱珑琪叶灿，琼丝皎洁粉株光”[16]286 “风摇凤尾猗猗竹，水接仙源活活泉”[16]288。此类洋溢着竹香之气的诗句不胜枚举。木公后期的很多作品取法张含，主张风雅兴寄。如《述怀》《问民》《刈麦》《春社》等作品，尤其是《问民》《刈麦》二诗：“妪泣桑株下，翁颓破板门。疮痍何日愈？侥首不能言。”[16]286 “村村刈新麦，万顷黄云秋。复恐催租主，哀哀寡妇愁。”[16]287 这些诗句与张含《煌煌篇》中的“虎豹乘风雷，吞啮旷岩穴。椎结与漆齿，供役任驱迫。夷壤何磊磊，年年埋汉骨”[16]289 等诗句几无二致，其指陈时弊之犀利，关切民瘼之深切，深得唐人之遗风，正如张含所赞曰：“其诗学之工，泣鬼神，惊风雨，振风雅，薄汉魏，则李翰林、杜拾遗其人也。”[17] 虽然我们很难厘清他们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但名目多、频次高的交游活动时常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经常性的赠答往来，彼此间或多或少的相互学习、借鉴应该是肯定的。
3.杨慎与各族文人间的交游雅集活动促进了少数民族文人与汉族文人、汉族文人与少数民族文人以及少数民族文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少数民族文人主动向以杨慎、张含为代表的汉族文人请教和学习，积极向主流文化靠拢，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与此同时，杨慎、张含等汉族文人也积极向少数民族文人学习，形成了各师其长、美美与共的文坛格局。
自杨慎至滇以后，滇地绅士慕名追随，积极创造各种机缘与之相识相随，各项交游活动的积极开展，将杨慎与各民族文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杨慎个人的文化影响力。《滇史》云：“逮嘉靖初，黔国沐文楼敦尚儒雅，而用修以一代名儒淹迹兹土，滇人士闻风兴起。”[18]此语比较全面地概括出杨慎对云南文教界的重要影响。据安宁县志载,因杨慎的引导与影响，安宁“文人荟萃，文风四起，人才辈出，中举者36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19]。在滇云以杨慎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学雅集活动主要有苍山雅集、昆明池雅集等。受杨慎提点指引的滇地文士主要有樊相、吴懋、杨南金、杨士云、张含、木公、王廷表、王元翰、张锜、贾惟孝等。杨慎为永昌张含批点过《戊已集》，整编《禺山七言集》《张愈光诗文集》。杨慎从木公的《雪山始音》《仙楼琼华》《玉湖游录》等诗集中精选出114首，辑成《雪山诗选》且序且评，不吝赞誉，足见对这位少数民族诗人的欣赏与喜爱。还如嘉靖九年杨慎与李元阳同游点苍山，杨慎创作《点苍山游记》、李元阳和诗《点苍杂咏》，之后杨士云、吴懋、安如山等滇云名士皆游历点苍山，并创作了数量相当的点苍山景观诗，可见点苍山景观文学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交游活动。滇云名士杨士云的《杨弘山先生存稿》中有32首诗歌是赠和杨慎的，杨慎在开远与王廷表互唱互和写下《梅花唱和百首》，在昆明巧改郭文诗句……这些交融性文学活动将多民族文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书写了一段多民族文人交流往来的民族关系佳话，也促进了明中期云南多民族文坛格局的形成。
综上所述，云南是南方丝稠之路的重镇，其地民族众多、夷诸杂居，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多民族互融互铸的文化特色。明中期云南多民族文人的交游活动正是这种文化特征的延续和体现。在这一过程中，著名汉族文人杨慎积极引领和感召，其他各民族文人主动参与，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原文学与边地文学相交融、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交融的明代云南多民族文学，其在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各民族文学在推进中华文化历史形成中均起到重要作用。杨慎与云南多民族文人的交游活动与创作实绩是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这一研究，以期引起学人对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对“全面展现中华文学风貌”[20] 的学术研究路径的思考。
注释：
① 杨门六学士，也称杨门六子、杨门七子，此说源自杨慎《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的自注：“吴高河懋尝以杨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胡在轩廷禄、张半谷含、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锜为杨门六学士，以拟苏门秦、黄、晁、张、廖略云。余曰:'得非于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余固不敢当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7页。明人王士祯亦云：“'七子文藻皆在滇南,一时盛事 ’是也。”这一提法流传至今。见王士祯：《王士祯全集》第5册第25卷，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4183页。
② 分别见白建忠：《论杨慎等人对木公诗歌的评点》,《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刘辉亮：《杨慎与李元阳交游考》,《文艺评论》2015年第12期;蒋乾、白建忠:《杨慎在滇交游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③ 姜晓霞：《杨慎与杨门诸子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 蒋乾、白建忠：《杨慎在滇交游考》，《广播电视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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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英，女，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史传文学及古代少数民族文学。
原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