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的哲学问题 | 超越象征的女人与“被说谎”的男人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齐泽克《暴力》译者

“真正的英雄都是女人,男人是靠她们的锤炼才得以成长。”

如果影评人还认为《邪不压正》的姜文还是过去的姜文,认为他们的逻辑还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看到姜文提升着发问问题方法或视野。

这是当今“后现代”文化的通病,一切都没有质变(政治、文化和科学),任何改变只是形式上的变化。

然而,只要看姜文的北洋三部曲,其视野的提升关键恰恰体现于上述他对《邪不压正》的概括,即“女人”是“男人”成长的条件。

那么,为什么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一种提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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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于象征关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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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先看看姜文的北洋三部曲的叙事方式。

“北洋三部曲”故事中,角色们的对话往往显得十分荒诞,这是因为对比起那些“容易看”的电影剧本,姜文的剧本来得更为“象征”。“容易看”的电影要表达的很多时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的“幻觉”,那就是对白都是来自于“人”的“内心”,而姜文电影里角色的对白则是从“他或她”与其他角色位置之间的张力所构成的。

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种角色与角色位置之间的关系被称为象征关系,象征关系的特性是“它”在利用我们的肉体去说话,而非“人”在说话。换言之,姜文电影里角色的对白多是”被“象征关系所说出来的,而不是角色“自己”内心世界的表达。

《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的“这就是当麻匪的下场,就算是我亲爹都得死”、《一步之遥》的项非田的“马走日,你成了杀人犯啦”都表现了角色的立场因象征位置的转换而迅速改变。《圣经》里的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也是这种象征位置转换的例子,这种位置的转换能在一夜之间把“我爱您”转变成“我不认你”。

这就是姜文电影难看的原因,角色与角色象征位置的转换速度非常快,他透过电影语言加速了我们日常生活原来较慢转换的象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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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邪不压正》里,这种象征关系的转换同样表现得很快。

蓝青峰和朱潜龙之间关系,都因为不同的事件(亨得勒之死、七七卢沟桥事变)而改变,蓝取亨得勒而代之成为了李的父亲;朱潜龙从警察局局长成了“真正的”汉奸。然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转换,他们都围绕着某种认同而行动,而这种认同则从来没有改变过。蓝对成为棋局操控者的认同;朱对自己称帝的认同。这种对某一种位置的认同在哲学上被称为象征性认同,意思就是认同某种位置。

这种认同构成了位置的转换动力,意思就好像打游戏的玩家一样,玩家为了到达较高的位置前必须先到达某一个较低位置。

然而,问题就来了,到底这些位置的先后或高低是谁来决定呢?答案是群众,他们的共同认同构成了统治者的权力地位,正如柏斯卡(Pascal)所指出,人民不會因為某人是皇帝而把他當作皇帝,而寧可是因為人民把某人當作皇帝,他才作為皇帝的身份出現。

这就等于在《让子弹飞》里的群众,不论“派枪”还是“派钱”,他们都依然认为敌不过黄四朗。这就证明了不是黄透过多少的实力来告诉群众“他是统治者”,而是群众的集体无意识或意识形态决定了黄的统治地位。因此之故,群众透过集体的谎言贡献了权力给黄,现实的统治与被统治是被谎言所支撑的。

而《让子弹飞》时候的姜文面对这个问题时所给出的答案是以“谎言”打倒“谎言”,所以他利用假的“象征转换”(杀死假的黄)松动了群众对黄的象征性认同。因此,深明哲理的黄四朗得知“替身死了”就等于他的象征位置死了,那他的权力就一下子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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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说谎”的男人

如果我们只能生活在象征关系的“谎言”里,而突破口则是创造另外一个“谎言”的话,这是不是意味着姜文已经找到了答案?答案是否定的。

看看《邪不压正》,里面的“男人”都希望通过一个个的谎言来突破固有的象征秩序。蓝杀死亨得勒、朱杀死自己的师父、根本一郎读《论语》都是一种挑战固有象征关系的举动。可惜的是,对比起张麻子,他们创造新的“谎言”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另一种象征性认同(棋局操控者、皇帝、日本帝国扩张),而不是像张麻子那句“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张麻子的这句话代表的是,真正脱离象征性认同的桎皓的一种态度,所以张麻子的说谎是一种主动的说谎,而《邪不压正》中的男人们则是“被说谎”——他们都被象征秩序要求说谎了。

说他们是“被说谎”是因为,他们对所有人撒谎是被“忠诚于象征位置”所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朱临死前都要讹称“自己没有杀师父”,然而一旦李天然问他如果师父愿意签署卖地契还会不会被他杀时,他从一个凡事“说谎”的人奇幻地突然变成了一个“老实人”,并自然地答“当然不会啊”。

姜文在北洋三部局一直在追问这个哲学问题,就是人应该如何面对这种“被说谎”的控制。

在《一步之遥》中,这种“被说谎”被演绎到极致,马走日被要求重演自己的“犯罪过程”以换取自己的存活,也就是要他以自己社会的象征生命来换取肉体的生命的延续。他被要求把谎言说到底,因为群众就是“欲望”(象征地认同)马走日的“死亡”。

因此,“说谎”和“被说谎”只差了一步之遥。

李天然恰恰和马走日被放在同一个位置,他的“死”可以换来象征的认同(蓝会得到朱的认同而杀根本),但蓝却被他自己下了二十年的大棋控制了,因为棋局出现了大量的蓝不能想象的偶然性(关巧红和唐风仪的出现),而这些偶然性就是姜文一直想理解的“女人”。

“女人”成了如何突破谎言与真相、生与死、忠诚与背叛之间的“一步之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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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象征性认同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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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女人”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女人,而是一种在人类社会象征体系里的“阴性”的存在。

其实在《邪不压正》,第一个出现的阴性形象不是女角色,而是亨得勒医生。这是因为,在这种阴性意义下的女人代表的是,对上述所谓的象征关系的放弃。

在电影里,亨得勒医生本身就是个大白人主义者,但他对李天然却视为自己的亲子,这本来就是很不一致性。另外,唐凤仪放弃当皇妃而希望找到真正的爱情,同样是一种“放弃”象征性认同的展现。

这同样也可以在《一步之遥》的武六的坚持中看到,她愿意放弃一切象征性认同而拯救马走日,所以她才会质问自己母亲有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

这些在所有追求象征性认同的人看来都是非理性的举动,它们是十分非理性和危险的。这让男人延迟的欲望找到了借口。

李天然的复仇意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蓝所压抑,原因恰恰是因为这并不合乎“棋局”。这就解释了戏中的暗号“你还在等什么呢?”的答案为什么是“c’estla vie”(这就是生命),因为它恰恰是隐喻着人们被象征挟持着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的欲望就只能是这样被延迟下去吗?难道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我们自己的欲望吗?

电影里所有的男人的生命都只是“说谎着”的象征秩序的附庸,反而只有女性在其中真实的面对欲望。

关巧红曾经被象征所骗而延迟欲望,其丈夫就是那个替象征秩序讲话的人,因此她教育李天然不要延迟欲望,而真正有意义地发问了“你还在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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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在电影中代表了这种激进精神。

“她”可以如同唐凤仪一样一度成为男人的欲望工具,但“她”又可以突然不受象征所规范而为李天然通风报信。既然“她”不受象征所规范,那就代表“她”就是一种真正的偶然性,正如在电影的后段里,李天然被唐凤仪和关巧红所营救而破坏了朱潜龙和根本一郎的计划。

“女人”教育了男人这个世界的真理——它充满着偶然性。

当他真正面对自己欲望而不再被象征所困的时候,李天然就不再面对那在《一步之遥》中哈姆雷特式的“to beor not to be?”(是生存还是灭忙?)的象征性问题。

那就是说,不用再问我们象征的父亲(不论是死去的父亲、亨得勒或蓝青峰)要求我们作个怎样的儿子,而该问到底为了忠诚于欲望我可以放弃什么?

因此之故,电影中的“女人”告诉了李天然一个更为重要的讯息,那就是“你得强大到可以放弃一切象征或父亲的认同”,也同时表达了“人的强大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象征的认同),而是他可以放弃什么(象征的认同)”。

李天然的成长就在其真正能从女人那里看到对欲望的坚持,并放弃父亲的认同,真真正正地实践自己的欲望。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关巧红告诉李天然,不需要知道她在哪里,因为她一定会找到李天然。因为如果她真的欲望李天然的话,不管有多困难,找到他是必然的,她现在真正要做的是去复仇。

生命的真实就是从“女人”身上学懂这种不妥协,忠于自己欲望的精神。这也是姜文北洋三部曲连贯性的讯息——

面对你的欲望,“你还在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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