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欧小译｜阿伦特：《我们难民》 （part 1）
小编说：一个最简单的操作，百度新闻搜索栏里输入：“难民”，我们能看到什么？“土耳其入欧谈判遇阻，威胁让300万难民涌入欧洲”；“缅北战争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大批难民逃往云南避难“”；”保加利亚最大难民营暴动，至少200名移民被捕“；“法国拆除难民营引暴乱，众人械斗似黑帮片”；“希腊难民营煤气罐爆炸，难民怒烧营区”。这就是我们目前生活的时代，有一件事儿不得不关注：难民问题，难民问题，难民问题。但是它难道只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吗？当小编把这篇文章翻译完，没有标注原作者就发给小夏飞刀老师看审阅时，她说她觉得自己好像穿越了。如果不是根据文中的一些“犹太”信息和特殊历史话语判断，单从内容表达和情感宣泄来看，她甚至以为这很可能就是当代某位哲学家针对当下难民问题写作的文章。小编以为，这不能算是历史的重演。从阿伦特生活的20世纪到如今，历史从未中断过，深嵌于现代国家权力机制中的结构性的矛盾也从未得到解决。小编才太疏学过浅，诚惶诚恐翻译出部分片段，抛板砖引璞玉，也许也能带给大家一点思考，抑或笑料，都不错。
(注：文中插图来自mothmeister)
我们难民
首先，我们不喜欢被称作“难民”。我们之间称呼彼此为“新来的”，或者“移民”。我们的报纸是为那些讲德语的美国人准备的。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也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团体是由被希特勒迫害的人们成立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是专为难民成立的。
难民是一个因为一些所谓的罪恶行动或者政治偏见而被驱逐，从而不得不寻求庇护的群体。没错，我们的确需要寻求庇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曾经采取过什么过激行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来不曾幻想过可以保有什么激进的想法。到了我们这里，“难民”一词的涵义已经改变了。如今的“难民”是指那些非常不幸的，想要进入一个新的国家生活却找不到任何途径，也无法得到难民委员会帮助的人们。
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甚至更介意被称呼为“难民”。我们竭尽全力地向其他人证明，我们真的只是普通移民。我们声明，我们离开家园完全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否认自己现在的处境与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有关。是的，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成为“移民”或者“新来的”，只是因为某一天开始，那里不再适合我们生活，或者仅仅是因为一些纯粹的经济原因。我们想重建生活，如此而已。一个想要重建生活的人必须变得坚强、乐观。所以，我们非常乐观。
我们的这种乐观，真的很令人钦佩，即便在自己人面前我们也会这样说。我们的奋斗历程终于变得众所周知。我们失去了家园，那里有所有一切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我们失去了工作，那是我们还有信心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价值的标志；我们失去了语言，那是我们最本能的反应，最简单的肢体表达，最自然的情感宣泄。我们把亲属留在波兰的犹太人聚居区，我们的挚友在集中营惨遭杀害，这意味着我们的私生活已经被粉碎。
然而，一旦我们获救（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会获救很多次），我们开始崭新的生活，并且尽可能完完全全地遵循我们的“救世主”提供给我们的“友好建议”。他们告诉我们要学会遗忘，于是我们遗忘之迅速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通过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我们被告知，一个新的国家将会成为我们新的家园。于是四个星期后在法国，或者六个星期后在美国，我们开始假装自己是一个法国人或美国人。我们当中最乐观的人甚至会补充说，他们之前的整个人生都被无意识地放逐掉了，只有现在，他们的新国家，才开始让他们懂得一个真正的家是什么样子。有些时候，当我们被勒令要放弃所有之前的事业时，我们也会提出反对；毕竟我们的理想在国家动荡时是很难付诸实现的。至于语言方面，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短短一年之后，一些乐观主义者就确信他们讲英语可以像讲母语一样流利；两年之后，他们郑重发誓英语绝对是他们讲的最顺畅的语言，至于德语，已经快被他们遗忘了。
为了更有效地遗忘，我们甚至避免提及那些我们曾经在几乎欧洲所有国家都经历过的集中营和收容所，因为这种提及会被看作是一种悲观主义情绪或者对新家园缺乏信心的表现。此外，我们经常被提醒，没有人喜欢听我们倾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地狱不再只存在于宗教信仰或者幻想中，而是像房子、石头、树木一样真实。看上去，并没有人想要了解当代历史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类，一种被他们的敌人关进集中营或者被他们的朋友丢进收容所的人类。即便在我们中间，也极少有人谈论过去。取而代之，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去把握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正如每个人都有计划、期许和希望一样，我们也有。除了一般人面对未来的态度之外，我们还试图更加系统地规划未来。在经历过太多厄运之后，我们想要一个明朗的方向，就像一把枪一样真实确定。于是，我们离开扎根的土地，把所有不确定的焦虑抛诸脑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天空。星空告诉我们——而不是那些报纸——希特勒终将被打败，而我们也终将变成美国公民。我们觉得星空是比我们的任何朋友都可靠的预言家；我们听从星空的预见去和救世主们共进午餐，或者感恩能有如此好的机会去填写无数的调查问卷，并把这种内容融入到每一天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连星空也没办法信赖了，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掌纹或者手写笔迹的走势。我们开始越来越少地关心政治事件，转而关注最亲爱的自己，虽然不知为何，但精神分析的方法已经过时了。当那些百无聊赖的淑女和高阶层的绅士们闲谈他们童年时的恶作剧时，那些美好的时光也都变成过去。他们不再需要听鬼故事了，最真实的经历已经使他们的肉体蠕变。不必再被过去迷惑，现实已经足够让人神魂颠倒。因此，尽管我们无比乐观，我们也要用尽各种魔法般的手段去召唤迎接未来的动力。
我不知道哪些回忆或者想法会在夜晚进入我们的梦乡。我害怕去问，因为我宁愿做个乐观主义者。但我猜，至少每晚我们都会想起逝去的同胞，还有那些我们曾经钟爱过的诗句。我甚至能够了解，在宵禁期间我们西海岸的朋友会有哪些奇怪的想法，比如坚信我们不只是所谓的“准公民”，还是现实版的“外星敌人”。到了白天，我们变成仅仅了在技术意义上的外星敌人，所有的难民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当技术的原因阻止你在霍乱时期（dark house）离开自己的家，那么难免在对技术性和现实两者关系的理解上就会有一些不太乐观的猜测（dark speculations）。
不，我们的乐观主义一定有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些奇怪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发表了许多乐观的言论，然后回到家，打开煤气，或者用一种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方式去利用摩天大楼的高度。他们的行为似乎证明了一点，我们所崇尚的快乐是建立在时刻准备死亡的基础上的。我们一面坚信生命是至高的善，一面厌恶死亡带来的沮丧，我们变成一个个目击者和受害者，去面对一种比死亡更加糟糕的恐惧，那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比活下去更高的追求。因此，虽然我们不再收到死亡的直接威胁，但我们却开始不愿意也没办法继续我们的生活历险。不再想要战斗，或者说不再去想怎样回击，难民们开始习惯于祝福亲友们死亡，一旦有人死了，我们会欣慰地认为他解脱了，不需要再面对各种麻烦。最后，许多人也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省去我们身上的麻烦，他们开始采取行动。
自从1938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以来，我们亲眼见证了一种无比坚定的乐观如何迅速转变成难以言说的悲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境遇变得更糟了，我们甚至更为乐观，也更愿意选择自杀。在许士尼格1领导下的奥地利犹太人是那么乐观，以至于其他旁观者们都很羡慕他们。这种欢愉的气氛使人们深信没有什么坏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当德国的军队入侵奥地利，这些犹太人的异教邻居们开始骚动，而他们自己则选择自杀。
与其他的自杀行为不同的是，我们的朋友没有对他们的死做出任何解释，没有起诉书，也没有对这个迫使一个无比绝望的人在他生命余下的日子里都要佯装开心的世界的指控。因为他们留下遗书，那也不过是些再平常不过，毫无疑义的废纸。于是，我们在露天坟场为他们举办的葬礼都是简短的，有点尴尬又似乎充满希望的。没有人在乎动机是什么，大概我们心里再清楚不过。
我说出的事实也许并不受欢迎，不过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不惜用出能拨动当代人敏感神经的唯一论据——数据。即便那些愤怒否认犹太人存在的犹太人们也希望为我们提供一个平等生存的机会，可是就被杀害犹太人的数目而言，他们如何帮我们证明在战时被杀害的只有少部分是罪犯，而大多数只是作为爱国者？通过他们对犹太人的寿命统计我们不难发现，犹太人的自杀率在所有文明国家人口中是最低的。我非常确定这个数据已经不再正确了，但我没办法用新的数据来证明，虽然根据我最新的经验来分析，它一定是错的。这些数据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们从未相信通过对逝者头骨的计量能得出什么确切的结论，或者认为犯罪数量的统计可以代表国家的道德水平。无论如何，不管现在欧洲的犹太人在哪里生活，他们的行为都不再被囊括在统计规律中。自杀行为不只发生在柏林和维也纳的恐慌人群中，也发生在布加勒斯特，在巴黎，在纽约，在洛杉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蒙得维的亚。
另一方面，很少有关于难民在贫民窟和集中营里自杀的报道。诚然，我们也很难看到来自波兰的报道，可是我们对法国和德国的集中营确是再了解不过了。
例如在戈尔斯营，我曾经在那儿呆过一段时间，只听到过一次有关自杀的消息，那是一种对集体行动的暗示，显然是对法国人的抗议，借此扰乱他们。当我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当前情况下我们已经被推向到濒死的边界，普遍化的情绪瞬间升级成一种为生命而暴力战斗的勇气。通常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会把一次意外事件解释成一个私人的或个体的不幸，那么他应该是个非常闭塞且不关心公共事物的人，因此他就很容易选择私下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同样的人，一旦他们回到属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面对那些看似只属于他们的个人问题，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这种疯狂的乐观主义，陷入深深的绝望中。
我们是一群第一次因为非宗教原因遭到迫害的犹太人，也是一群第一次不用极端主义而是以自杀的方式做出回应的犹太人。也许哲学家是对的，他们说自杀是人类自由最后也是最高的保证；如果不能自由地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我们生活的世界，那我们宁愿自由地抛弃生命，离开这个世界。虔诚的犹太人当然意识不到这是种消极的自由：他们认为自杀中所包含的谋杀行为是对人永远无法完成行为的摧毁，是对造物者创造的权力的干扰。“耶和华给予，耶和华也夺走”；他们还补充说“亵渎是耶和华的名”。对于他们而言，像谋杀一样，自杀意味着对整个神创的亵渎和攻击。那些杀死自己的人声称，生活不值得继续下去，世界也不配来保护他。
然而，我们的自杀者并不是疯狂的反叛者，他们只是放弃捍卫生命和这个世界，他们试图杀死自己从而毁灭整个宇宙。他们的消失方式是安静而温和的，他们似乎找到一种暴力的解决方式来为他们的个人问题做出偿还。在他们看来，通常政治事件是与他们的个人命运无关的；无论在好的或坏的时刻，他们都只相信自己的个体性。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内部存在一些不可知的缺陷，这种缺陷使他们没法跟自己相处。从童年开始他们就遵从一套固定的社会准则，如果这套准则不能再继续保持下去，在他们眼中，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他们的乐观主义只是自欺欺人地将头从水中抬起。在这种乐观主义的笼罩下，他们不断与自己的绝望斗争。最后，他们死于一种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