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欧洲激进政治哲学｜否定性的“最好政制”
“大他者”的喉中之刺
——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欧洲激进政治哲学
否定性的“最好政制”
这种拉康主义“激进政治哲学”,同从柏拉图到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那种基于形而上学的“古典政治哲学”相较,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呢?此处让我们对政治哲学这两条路向做一个对比。
尽管共享对“最好政制”(best regime)的追求,但关于“最好”,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进路——肯定性(positive)的进路和否定性(negative)的进路。(1)前一种进路认为, 确实存在着一种“最好”的秩序——譬如施特劳斯笔下的“自然秩序”——等待被哲人发现(或曾被发现但在历史中被遗忘);(2)后一种进路则坚持,所有现实世界中既有的实定秩序 皆“不是最好”,因此政治哲学的探索是永无终 结的——“最好”永远是一个空白的位置,一个结构性地确立在那 ,但永不可能被实定内容 所填补的位置。
拉康的精神分析,对“激进政治哲学”所坚 持的这个否定性的“空白位置”,提供了一个存在论的阐释——这个“空白位置”,就肇因于 “现实世界”本身的先天不完整性。符号秩序的总体性,和真实秩序的整体之间,是一个 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论的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拉康强调:“真实中没有缺席”, “真实是绝无裂缝的”16,而“现实世界”则总是一 个遭受“阉割”(castrated)的秩序——作为一个以语言为媒质构建起来的符号性的秩序,它永 远和前语言的真实相隔。尽管不断致力于自身的总体化,但符号秩序始终无法成为彻底没有 裂缝/缺口的真正的整体;它时时刻刻面对真 实的刺入(the intrusion of the Real),从而产 生出精神分析上所说的“症状”。
是以,语言的总体性,永远无法抵达真实秩序;人的语言,无法对“最好秩序”、“真理王国”进行正面的描述。所有指向绝对、整体的能指(如神学里的“上帝”、古典形而上学里的“自然”、拉康主义精神分析里的“真实”),在“现实世界” 只能呈现为一个空白的位置。拉康强调,大他者永远是一个被禁隔的大他者(the barred Other):尽管它总是尝试自我“崇高化”(拔高自己冒充真实),但该尝试先天就注定失败(始终无法抵达真实)。 大他者和真正的绝对之间的距离,尽管看上去 很近,但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经由语言构建自身的大他者,只是一个尝试占据那个绝对位置的冒充者:大他者似乎无所不在,全盘规介着人们的行动,但它永远无法彻底成为整体本身,“太阳底下永远会有全新的事”。
较之拉康,拉克劳(Ernesto Laclau)提供了一个更富政治哲学气味的论述。所有实 定秩序都只可能以冒充的方式暂时性地填入 到那个空白位置,这种状态,就是“霸权性的”(hegemonic)状态。永远会有对抗性的斗争 瓦解这种冒充状态——时时刻刻会冒出来新的政治阐述(political articulation),尝试去占 据那个位置。这就构成了一个存在论层面上的结构性张力:一方面,作为整体的“社会”,本 身是一个不可能,一个在符号指向中的结构性 的不可能:它无法是任何一种规范性的秩序, 而只能以一个“空白的能指”(empty signifier)而存在,因此在根本上只能以否定性的方式来 体现;另一方面,任何取得暂时性霸权地位的 实定秩序,不断地寻求自身的总体化,旨在将 自身冒充为一个整体。这个存在论层面上的张 力,就导致了周而复始、永恒存在的“霸权性的斗争”。
对这个结构,拉克劳举了一个很鲜活的例子来进行阐释。一群生活在瀑布边上的村民, 他们每天的生活均伴随着那“飞流直下三千尺” 的水声,一个外来者可能会受不到这种特殊的 噪音,但对于他们,这就是日常的生活状态。 但自某天起瀑布忽然停止下落,村民们于是便 第一次遭遇到了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但这个空白位置,随即就被别的某种声音所填入(该声音以前可能被瀑布声所遮盖)。这个新的占据霸权性位置的声音,既是一种特殊的噪 音,又是使寂静不再的那个声音。大他者,就是这样一种已被感觉为日常状态的声音:它既 是某一种特殊的噪音,又是占据寂静之空白位置的那个霸权性的噪音。该声音的这种霸权性地位,又总是受到其它特殊的噪音的挑战,它只能以压制、遮盖掉它们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霸权。
我们看到,拉康所说的“崇高化”,就是拉克劳所说的“霸权性的操作”,即,一种特殊内 容,自我上升到整体的位置;如果用施特劳斯的术语来说,就是某一种特殊的“实定正确”, 尝试去冒充“自然正确”;而用神学的术语,就是某一种特殊的声音,尝试冒充上帝的声音(当然,它也可以用卢梭的术语来表示—— 某一种“特殊意志”,尝试去冒充“普遍意 志”)。由此可见,激进政治哲学路向、古典政治哲学路向以及神学路向(神学中的“否定神学”之路向),在以下情况下,便是相当 合的:“真实”“自然”“上帝”永远在“现实世界”之 外(在“现实世界”中只呈现为一个结构性的 空白位置)。
于是,(施特劳斯主义)“古典政治哲学” 距离(拉康主义)“激进政治哲学”,就只有微妙但关键性的一步:当关于“自然”的实定内容结构性地保持空白当关于整体的知识为哲人的实践所朝向、但永不能到达(苏格拉底式的永远“在路上”),这个时候,古典政治哲学就转到了一种否定性的进路上,它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激进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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