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的中国故事 | 从亚兹德的四合院到北京的四合院(上)

在穿过历史通道的同时,我也带着波斯文明的烙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试图借助中国这座桥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以一个在伊朗传统家庭长大并在中国读书的女孩的视角,来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文/【伊朗】 洁飞 (Poornajaf Vajihehsadat)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从亚兹德的四合院到北京的四合院(上)

波斯人苏莱曼在著名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中国唐代法律系统时,指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那就是当时旅行者都要有类似今日“护照”的两个文件:

“如果到中国去旅行,要有两个证明:一个是城市王爷的,另一个是太监的。城市王爷的证明是在道路上使用的,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和他所属的宗族,因为所有在中国的人,无论是中国人、阿拉伯人还是其他外国人,都必要使其家谱与某一氏族联系起来,并取该氏族的姓氏。而太监的证明上则注明旅行者随身携带的银钱与货物,在路上,有关哨所要检查这两种证明。”

然而,我来中国的时候随身却只带一本护照和一个里面有几件衣服和一些必要用品的行李。它们被最现代的扫描机器查验了好几次。一切都没问题。

我猜想,如果在苏莱曼时代来到中国,感觉肯定会不太一样。当时虽然得花几十年,走一条十分艰险劳累的路途才能到达中国,但是有波斯帝国的身份,感觉应该还是很骄傲的。不过,人类历史似乎从某个我不了解的时间以后,有过一次突然的认识的转换,从而产生了一种与古典时代有极大差异的现代认识。因此,时至今日,我的“王爷证明”似乎也已失去了它尊贵的名誉。检查这份“王爷证明”的时候,谁也不会在乎我是谁,我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或者其他种种。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在爷爷的小陶瓷车间里玩泥土。制陶在我长大的沙漠城市算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工作,而在探查它的历史足迹时,也会令我们想到中国的郑和,他下西洋时向中国带回一批青料,后来被用来烧制瓷器。由此,一直以来在伊朗备受欢迎的、上面写着波斯和阿拉伯语词汇的中国瓷器便流通开来,甚至于萨法维王朝(1502~1735年)时期卖出了最高价······这种青料就是中国人说的“苏麻离青”,主要生产于伊朗卡山市南部。这才是我“王爷证”。

🔼 陶瓷车间

人们自在岩壁上描绘狩猎的场景开始,直至今日在脸书上传自拍,一直都在讲各式各样的故事,但是现在不像古代只有一些特别的人可以干这些事,“电脑”时代把每个人都变成叙述者,也给每个人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空间。同时,生活在现今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新时代,人类讲故事的方式和所讲述的内容会伴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不停地进化,知识领域也由“宏大叙事”转向了“微小叙事”。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从东方开始而到西方结束。其中的一条路线,便是从东方帝国如波斯开始,向西方挺进的观点,我作为一个“微笑的叙事者”站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波斯大门口,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试图借助中国这座桥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以一个在伊朗传统家庭长大并在中国读书的女孩儿的视角,来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我的家

亚兹德是世界上第一座用泥土垒成的城市,处于全伊朗正中心的位置,四周被沙漠所包围,它的建筑和胡同具有最典型的波斯风格。我便是在这样风格的房子出生与长大的。

🔼 伊朗亚兹德民居建筑

🔼 伊朗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

我的家位于一条死胡同里,对面有一座清真寺。我们老宅的大门设计都很有讲究:左侧的棒状的门环是给来家做客的男性客人敲门用的,它敲击起来的声音是“咚咚咚”,而右侧的环状门环是给来家做客的女性客人敲门用的,它敲击起来的声音是“当当当”。这样,客人来了,只需要敲击相应的门环,女主人在家里就可以分清来客的性别,以方便在客人进门做到穿戴得体。

门打开的时候,人不能直接进到屋里,一幅很厚的布帘隔出了“内外”,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拉开帘子经过两米的入口走廊,才可以进入到一个在四五岁的我脑海里像小天堂般的大庭院。庭院中间设计了一个被玫瑰花包围的小水池,旁边有两个分开的小花园。父亲在每一侧都各自种了两棵石榴树,分别属于我们四个孩子。最大的一棵树属于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们其他孩子必须获得允许才能摸一下他的树。父亲还在石榴树后面种了葡萄树,并给它搭建了架子,还在架子上挂上很粗的绳子,给我们做了一架秋千,让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乐乐陶陶地荡起秋千。天在上,地在下,人在中间,这种相对封闭的居住方式相当符合东方人内敛含蓄的性格。“人与自然和谐”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传统中。

🔼 亚兹德四合院
院子里,几个大理石台阶把庭院与一个很宽敞的门廊连接在一起,房屋窗户都向着门廊打开,窗户用小块彩色玻璃镶嵌。窗棂和玻璃雕刻的窗户可以调节室内光线和遮阳隔热。每次非亲属或陌生男人来访的时候,父亲便会提前让我们女孩儿回到屋里去,而由自己把客人直接领到左侧的屋里,但我们总是淘气地从右侧格子窗口偷看。

初识“秦”

我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始于童年,源自于一种在当地很受欢迎的印有红色玫瑰花图案的中国瓷质餐具(chini e gol germez),我们将它称作“红花瓷器”,正是它让我走进了“秦”这个神秘的世界。在波斯语中,“中国”的发音是“秦”(Chin);用于表示中国物品时,词尾后面要加上后缀i,为“秦尼”(Chini)。这种红花瓷器,在我母亲还年轻的时代,是女孩子作为嫁妆的重要物品之一。虽然当时(1975年)大部分进口的瓷器是日本制造的,但是名字仍叫Chini。

🔼 上面有波斯文字的中国瓷器

上小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秦”原来是地球上的一个地方。每天早上在学校院子排队的时候,我们必须朗读穆罕默德先知的名言,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知识即使远在秦(中国),亦当往求之。”

在中学学习时,我逐渐遇到了更多的“秦”字。在文学课上,我们读了很多伊朗伟大诗人,如哈菲兹、萨迪、内扎米、菲尔多西、哈杰维克尔曼尼等的诗歌。

我们课本中的一幅插图中画着一棵树,上面有一只鸟,这是中国明朝的绘画风格。树下画的是内扎米(1141~1209)著名爱情诗歌中的一对情人“霍斯鲁与西琳”,他们穿的是伊朗式的服装,但却具有中国人的面孔。很难判断这幅画是伊朗艺术家画的,还是由中国画家创作的。老师这样回答我们关于这幅画的很多疑问,说:“帖木儿王朝时(1370~1507),中国文化对伊朗的不同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在伊朗当时的历史著作和诗人的作品当中,就能找到许多赞美中国和中国绘画等的文字。在当时,中国书法、细密画风格的绘画,以及陶器制造术等都在伊朗很流行。那时候,伟大波斯诗人如菲尔多西和内扎米的叙述诗、爱情诗,都是被写在昂贵的纸上的,然后请技术好的画家给这些作品插图,其中便留下了不少中国画技法的痕迹。”

🔼 内扎米的“霍斯鲁与西琳”
后来,14世纪初波斯诗人哈杰维克尔曼尼(1280~1352)创作的《胡玛依与胡玛雍》(Humay wa Humayun)这个浪漫故事又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中世纪波斯王子胡玛依在梦中见了中国公主胡玛雍的画像,疯狂地爱上了她。他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旅程,路上经历了欺骗、战争、监禁、背叛等重重困难,最后变成了从波斯到中国的所有土地的国王,并迎娶了中国公主。

🔼 胡玛依与胡玛雍

尽管波斯语古典叙事文学中的中国面貌模糊不清,但是波斯诗人眼中的奇幻异国情调给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高中学生提供了很多启发。给情侣写信的时候,总能在这些诗歌中找到最感人的部分并写在信的开头和结尾。

除了这些伊朗伟大诗人给我们留下的爱情故事,我们还在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写的游记中看到了另外一个故事,提醒我们去注意伊朗和中国在历史上某段时间曾经有过的密切关系:有一次白图泰造访中国南方城市汗沙(即今之杭州),当地长官为他举行了三天的宴会,长官之子和白图泰一起登上游船时,乐团用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朗诵诗歌;而那位长官之子因为特别喜欢波斯语的部分,就命令乐团重复多次朗诵波斯语的诗歌。

后来我们在“伊朗与世界”课上又获得了更多与古代中国和波斯文明交往有关的知识。比如我们了解到,唐代诗人李珣就是波斯后裔,被称为“李波斯”。唐朝时有些波斯商人“安居不欲归”,甚至被授予高官。我们还发现,马球比赛从古波斯传入中国,并在宫廷中大受欢迎;祆教的火神庙中举行的仪式舞蹈激发了中国人的艺术灵感,等等。

五百多年来,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欧洲对亚洲的殖民侵略、各国的内部起义和革命、世界大战等各种各样的国际变化,使得世界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这是我高中时代最后一次在历史书上读到关于伊朗和中国近代历史的表述,而这一表述无疑令我备感遗憾。

(未完待续)

本文系中国文化译研网与《中外文化交流》杂志联合出品。
文 | 洁飞
供图 | 洁飞

编辑 | 罗雨静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