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创伤指的是一群人共同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它可能只涉及一小群人，如一个家庭，也可能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影响群体的创伤性事件可能包括飞机失事、自然灾害、大规模枪击、饥荒、战争或流行病。众所周知的集体创伤包括南京大屠杀、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以及我们目前正经历着的、疫情造成的持续性集体创伤等。
有些创伤是个人经历，如一场死里逃生的意外可能只有当事人受到影响。创伤经历可造成生理、心理、关系、信仰，乃至社会层面上的各种反应。有些人从创伤事件中幸存下来后可能相对无恙，另一些人却可能会被创伤事件永远改变。对创伤经历不同强度的应激反应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以前的创伤史、当前的压力源、心理弹性的水平，以及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的多少。创伤情境可能会削弱一个人应对压力的能力。个体可能会觉得他们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并无法像从前一样在日常中体验到快乐。有时，创伤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个体可能会在刚开始的几天或几周内反复经历压力、焦虑或失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症状可能会有所消减。
不仅如此，创伤性事件也可以是一次成长的机会——研究者称之为创伤后成长。大部分研究通常集中在创伤性事件对个体造成的积极或消极后果，但有些个体同时拥有两方面的体验。比如，他们可能有难以集中注意力、回避和闪回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症状，却也可能报告说获得了更高的自尊和更积极的人际关系。对于集体创伤而言，有时，整个群体或社会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但一些研究发现，共同的伤痛有时候可以帮助一些群体提高凝聚力。比如，在一项实验里，一组实验志愿者被要求完成诱发疼痛的任务，例如将双手浸没在冰冷的水中等；另一组的任务则不会引起疼痛，比如把手放在温水中等。疼痛组的志愿者与没有经历疼痛的组相比，报告出的对组内其他成员的评价更高。后续研究表明，疼痛的经历还促进了小组成员之间的信任度。
现实生活中，每一次大地震、大海啸等自然灾害之后，各地群众无私的利他主义、携手共进、相互扶持无异于也是凝聚力和积极的社会信念的体现。创伤中的集体可能会经历相同类型的症状。当整个社会都受到创伤时，治愈就会变得格外困难——人们很难找到没有共历创伤的治疗提供者。此外，当周围的朋友和家人受到某类症状困扰时，个体自身出现这些症状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伤痛因此广泛传播，由此引发的应激反应也可能层出不穷。例如，整个社会可能会在饥荒后开始囤积食物，即使在食物已经不再短缺之后，依然如此；焦虑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因为每个人都开始生活在慢性的长期压力中；个体在创伤中艰难挣扎，于是由个体所组成的社会也不得不负重前行。经历过创伤的人可能会把他们对创伤的反应传给下一代。比如，在儿童时期经历过严重虐待的父母可能会养育出恐惧和焦虑的孩子。
也许在自己家中你就能观察到一些代际创伤的蛛丝马迹。不仅如此，这种代际传递的伤痛常常也可以在整个社会中看到。例如，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的人，养育出的孩子可能也会表现出创伤症状，即使这些孩子实际上并没有经历创伤事件。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危害健康的风险行为、焦虑和羞耻、食物囤积、暴饮暴食、社会信任度低、父母的专断型教养风格和高情感依赖等问题都可能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些后代似乎持续处于'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中，即使实际上他们是安全的。那些从大规模屠杀事件到自然灾害等创伤经历中幸存下来的一代人，可能会把他们对创伤的反应传递给年轻一代。他们述说的故事和展现出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年轻一代像是自己也经历过创伤那般生活。由此可见，创伤经历可能会导致人们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的行为、感受、互动方式和抚育后代的教养风格发生巨大转变。创伤的波及面并不仅限于亲历者，比如在新闻中看到创伤性事件的发展也可能会为个体带来创伤。如今，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通过社交网络查看其他人面对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的反应是怎样的，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图片和故事很轻易地就能被呈现在你眼前。当重大创伤事件发生时，沉浸在社交网络中可能会损害个体的心理健康。例如，在网络上围观大家争论应对恐怖事件的最优方案，可能会增加个体的绝望感。或者一遍又一遍地刷到创伤事件相关的图片，也会影响个体的精神状态。这时暂时将社交网络通屏蔽掉会有些帮助。尽管如此，社交网络也并非一无是处。网络上互不相识的人可以成为个体社会支持的一部分——与那些有共同经历的人交流自己的感受有助于创伤的恢复。
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后，研究者在Twitter上收集了具有特定“#”标签的推文，并用它们识别了超过 62000 个用户。然后，他们分析了这些用户从2015年4月到2016年6月的推文内容。研究者测量了这些推文中积极和消极用语出现的频率，共同价值观的表达，悲伤、焦虑、愤怒，以及与亲社会行为相关的词频和表情包。总的来说，他们发现焦虑和悲伤等负面情绪词汇和表达，在袭击发生后一周内持续增加，随后逐渐消退；相应地，与亲社会行为和共同价值观等相关的词频在袭击发生的一天后开始增加，且几个月后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该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灾难发生后，与之相关的群体内成员对此会有大量的个人表达，这可能会导致一种能促进亲社会行为的集体情绪。
媒体报道重大事件的方式也可能会对个人和社会对创伤性事件的反应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新闻报道对公众造成的创伤性反应。在爆炸发生两到四周后，研究者对一些没有亲历爆炸的本地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六个月后，这些人再次接受了问卷调查。第一次的调查结果表明，被访者出现了急性应激症状，第二次的调查结果表明，与较少或不看相关新闻报道的人相比，那些接触了较多跟爆炸有关的新闻图像的人在爆炸发生的6个月后，有更明显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以及对未来恐怖主义的恐惧更强烈，社会功能受影响程度也更大。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集体创伤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即使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危险，一遍又一遍地看到死亡、恐慌和绝望的可怕画面，也会让个体受到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因此，在一场持续的创伤事件中，对正在接收的信息保持觉察是很重要的。1.威廉姆斯，鲍伊朱拉(2011).创伤后应激障碍自助手册 (张进辅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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