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鸟的女孩》：世界荒诞，因为它严重缺乏爱
萨曼塔·施维伯林是当今西语文坛青年作家行列里的中坚。自出道以来，这位阿根廷作家几乎拿遍了西语世界有分量的文学奖项，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胡安·鲁尔福奖和美洲文学之家奖。她属于天才型的选手——她出道时的趣闻像是典型天才故事的开头：从小不爱说话，曾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患有自闭症；写了很多短篇，被家人敦促投稿，不料一举成名。
施维伯林过去留给媒体的影像多少都带着些年少成名的冷傲和叛逆，如今她已步入不惑之年，文学成果也是斐然：新作Kentukis（英译名Little eyes）近日被来自三个国家的近6000名读者一致票选为2020年度最受欢迎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营救距离》于2017年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代表作短篇集《吃鸟的女孩》目前已经被翻译成超过25种语言。
生育问题
我见到施维伯林是2019年的初春，在巴塞罗那郊区一家书店里。她在私下显得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名人架子，与人对视时目光明亮而真诚。她当天和读者互动热烈，并豪爽地一连吃了四块馅饼，这导致我一度很难将作者本人的形象与她作品惊悚诡谲的风格联系在一起。
她说：“创作短篇，就是先建立一个故事，然后摧毁这个故事，并在摧毁的同时与读者建立情感联系。”施维伯林的小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美，就像一列即将平稳驶向终点的列车，却猝不及防地脱轨，然后一切戛然而止。将心悬到嗓子眼的读者不曾有机会在结尾见到任何断肢残骸，但最恐怖的场景，都写在了他们的脑海里。施维伯林善于利用日常生活中偶然涌现的奇思来构建故事，用悬而未决式的留白来制造惊悚恐怖的气氛。施维伯林坦言，她的叙述承袭了阿根廷著名的文学传统——“literatura fantástica”。
“Literatura fantástica”目前在中国还未见统一准确的翻译，姑且在这里翻译为“奇幻文学”。但仅用“奇幻”二字未能道破它的全部内涵。奇幻文学诞生于启蒙运动后期，用于表达对理性至上的不满。西方最初的奇幻文学充斥着幽灵、鬼怪和吸血鬼等元素，在两个多世纪的漫长发展中，奇幻文学的内涵被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如今已经脱离了纯粹惊吓读者的趣味，转向用奇情来拷问世人：一切不寻常的、不真实的事件会给人带来恐惧，那么真实和不真实、寻常和不寻常的界限在哪里呢？
以这本短篇集的第一篇故事《荒原上》为例，一对居住在荒原上的夫妻，每天举行奇怪的仪式，用看似“狩猎”的方式谋求“某物”，穷尽方法却依然不得。偶然，他们“幸运”地遇到了一对与他们境遇相似且已经获得“某物”的夫妻，那对夫妻邀请主人公去家里做客。然而当主人公要求看一眼他们的所得之物时，对方却百般阻挠。最终，男主角潜入“某物”所在的房间，结果负伤而逃。几乎所有人都会发出同样的疑问：文中的夫妻所求之物到底为何？施维伯林在小说开头就用“丰沃多产”四字暗示了这一切与生育有关，但而后的种种描写又暗指这场仪式是为了捕获野兽。那么，贯穿故事的神秘“某物”究竟是婴孩还是野兽？
萨曼塔·施维伯林
这个故事带着作者丰沛的想象，但与其说它是纯粹的幻想文学，不如说它是作者将现实矛盾推向极致的一种演绎。
中国的年轻读者应该不会对“生育焦虑”四字感到陌生，在《荒原上》这篇作品里，主人公渴望“生育”却求而不得，而另一对终于实现生育的夫妻，生活里却迎来了和野兽一样恐怖的东西，这不正象征着当代人对待生育矛盾而复杂的态度吗？施维伯林擅长利用奇幻的情节，一步步将她的读者无限逼近那些在日常里几乎被边缘化的情绪。就像在这篇故事里，那些隐藏起来的生育焦虑，终于像野兽一样奔腾出来。
书中另一篇小说《储存》，正好是《荒原上》一文的镜像。一位女士意外怀孕——尽管全文没有提到“怀孕”这个词，但每个细节都在暗示女主的妊娠状态。她和丈夫都不想要这个孩子，所以求助了一位神秘医生，通过每日“能量倒流”的训练，将怀孕过程逆转。这个故事不禁让人联想到近日的一则重大新闻：阿根廷于2020年12月31日立法通过堕胎合法化，这引起了阿根廷女性的彻夜欢呼。由于阿根廷拥有深厚的天主教背景，法案出台之前女性没有自主终止妊娠的权力。因此，在这篇小说里，“堕胎”一词讳莫如深，只有借助想象的“黑科技”，主人公才能找回对身体的支配权，用奇幻的方式终止怀孕。
亲子问题
施维伯林拥有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和细腻，她深刻洞察了人们在私密领域共有的困惑和挣扎。她曾在采访里说过，家庭是一个私密而狭小的空间，一旦这样的空间发生意外，结果将极其恐怖。在《吃鸟的女孩》这本书里，除了与生育相关的问题，她用大量笔墨描绘了家庭关系里的灰色地带。
在用于命名小说集的故事《吃鸟的女孩》里，一对离异夫妇像踢皮球一样试图将女儿踢给对方抚养，因为他们13岁的女儿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怪癖——她需要靠吞吃活鸟来维持生命。对此，相当一部分国外评论家解读，父母对孩子疏于关心导致了女孩行为诡异。甚至有人评论，女孩生吞的鸟儿象征的是死亡本身，用于填补内在的虚空。然而，这个故事的精妙在于，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不负责任的父母”的批评，它揭露的是更深层次的人性：缺爱的小女孩并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她的形象带着一点邪恶和诡异，给父母带去了巨大的恐惧和不安。因此，在整个故事里，不管是孩子还是父母，任何一方都不是单纯的过错方。这种亲子关系中的双向对抗，让小说里呈现出了一种巨大的紧绷感。
与成年人的理性认知方式不同，儿童是用直观的印象来感知外部世界的，因此，在孩子眼里，成人世界疯狂而奇幻。在《最后一轮》里，小小少年带着妹妹坐旋转木马，沉浸在童话般的氛围里，然而这样的幸福很快就被外部入侵了，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世界瞬间失控；《圣诞老人上门来》里的小主人公，看到母亲抑郁哭泣，父亲隐忍不安，感受着家里逐渐压抑古怪的气氛，但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圣诞老人一次次上门拜访……成人之间微妙复杂的冲突对于施维伯林笔下的孩子来说，就像一出荒诞的哑剧，光怪陆离，充满危险。
生活的荒诞不仅仅出现在孩子的视角里，哪怕是相对更理性的成年人，依然不得不面对莫名其妙又没头没脑的残酷生活。在《我的兄弟瓦尔特》里，瓦尔特得了抑郁症，而他的全家却因为他的不幸而越过越好；《杀死一条狗》里，主人公被神秘人要求去港口杀死一条狗，他成功完成任务却被无情抛弃；《掘洞人》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去小镇度假的外乡人，进入小镇却发现怪事频发……它们无一不是理性濒于失控、荒诞炸穿现实秩序的绝佳象征。
《吃鸟的女孩》这本绝妙的小说集积攒了14个理性短暂逃逸的瞬间，用充满留白和隐喻的语言直击当代人的孤独和隐痛。所以也许，这篇书评用《以头撞地》的尾声作结最为合适：“这个世界严重缺乏爱，而且，不管怎么说，对敏感的人来说，如今真不是一个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