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的使命

课程的使命

作者：李广生

课程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学术界公认为应该把功劳记在美国人泰勒的头上。1949年，他出版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因此被称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著作，但在我看来，它的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课程理论的创新，而是创建了课程研究和评价的范式。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学者在讨论课程问题时都会使用泰勒提出的框架，但也许是基于批判的视角，从以下这四个维度：1.学校应力求达到何种教育目标，2.如何选择有助于实现这些教育目标的学习经验，3.如何为有效的教学组织学习经验，4.如何评价学习经验的有效性，开展对课程开发、课程管理和课程评价等方面的研究。

没有任何理论是完美的——这固然留下很多遗憾，但也是世界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正如在它的对立面，迷信任何一种理论，则意味着可怕的停滞即将或已经发生。世界不可能永远停滞不前，固守某种看似完美的理论，一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教育要特别警惕陷入到僵化之中，但古今中外教育者都显得那么固执，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常年工作在中小学课堂上的教师，总是执着的认为，自己教的内容是最有用的，自己教的方法是最有效的。

自从读了泰勒的老师博比特的《课程》，我便觉得称泰勒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似乎有点不妥，确实有一部分中外学者认为“现代课程领域的范围和研究取向，最早主要是由博比特确定的”。博比特的这部著作发表于1918年，当时他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开展课程方面的研究，泰勒是他的学生。中小学教师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养成了被动执行课程的习惯，但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在课堂上同样做着课程开发的工作——是设计师而不是建筑工。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找出这本书。上面还有我当年阅读留下的折痕，在有些爱书者看来这是很不好的习惯。博比特于一百多年前为本书写的前言很值得玩味：新的任务就摆在我们面前。它需要的是新方法、新教材、新视野。旧有的教育，除了讲授获取知识的工具外，大部分都致力于用事实填充孩子的记忆。……但是现在，教育有了其它职能。现在的教育，旨在培养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只有参与到人类经验中去才能培养出来，仅仅记住那些关于事实的言语陈述将是徒劳的。……教育的一项职能就是训练每一个公民，无论男女，但不是为了那些关于公民生活的知识，而是为了让他们娴熟于公民生活；不是为了那些卫生学方面的知识，而是为了使他们有能力保持健康强壮的体魄；不仅仅是为了那些抽象的科学知识，而是要他们在把控现实情形时有效的利用这些思想。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话是那么的熟悉，他好像说的就是我们的现状，也是我们寄希望于课程改革而实现突围的路径。于是，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说一百年前美国教育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要因此而联想到落后），那我们选择的突围方式和路径仍需要走他们的老路吗，跨越式发展有可能吗？因为必须要清楚的是，我们面对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二十一世纪。

我国学者郑国民概括了博比特课程理论的四大特征：一是社会指向。教育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博比特不折不扣地继承了斯宾塞的思想，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开设什么样的课程。他因此而提出“活动分析法”，即把复杂的人类活动分解成各项专门活动，从而确定“一个人所需要的的能力、态度、习惯、鉴赏力和知识”。这就是课程的目的。二是经验本位。博比特认为，对学生而言，倘若没有切实的经验作为基础，一味地用教科书来传授知识，学生终将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知识，然后在考试中通过背诵重复这些理解。真正的课程不能只指向知识，而必须指向学生的经验。三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可视为贯穿博比特课程理论的一条重要的思想脉络，他认为课程研究的是以“科学方式编制课程的专门学问”。四是民主立场。通过教育，使得社会上的所有人成为拥有知识、能够思考、愿意与人协作、具备公共精神的人，博比特的课程理论贯穿了这种民主立场。

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和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一样，充满了活力并挺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教育被赋予重要使命。事实上面向二十一世纪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世界各国都积极开展教育改革。课程何以承担起如此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又一个问题出现了：个人意志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不会被遮蔽甚至淹没？

于是，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美国人，他叫阿迈尔.阿普尔，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的知识最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