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忆：在北大荒过大年！
又到除夕吃年夜饭的时候，想起五十年前的那顿年夜饭。1971年除夕，黑龙江呼玛河边的红砬子柈子场地窖子，山上的老乡都下山回家团圆了，还有十几个知青留在柈子场过年，我负责做饭。
那年除夕，辰彦赶着牛爬犁下山到队里去拉年货。
三四十里的山路，来回七八十里。老牛的速度和人走差不多，天快黑了才到。所谓的年货，不过是一块不大的猪肉，一袋不冻的白菜而已。生产队一年杀两回猪，一般是在中秋节和端午节。中秋节已上冻，分剩下的猪肉冻上后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队长特批一块给山上的柈子场。当年的年夜饭无非是馒头加白菜炒肉片。
红砬子是呼玛河拐弯处一座褚红色的石崖，因地下有暖泉终年不冻形成冰瀑，现在是呼玛冬天的景观打卡地。我们的柈子场就在附近的山上。
每年11月下雪过后，打柈子的队伍赶着爬犁，拉着干草面粉，锅碗瓢盆铁炉烟筒，行李工具上山进驻柈子场，到来年三月中旬才下山。
到达地窨子时天已擦黑，先要架上铁炉烟筒，把带去的冰和冻土化开和泥，安上铁锅补好灶台，第一顿饭只能烤馒头片就咸菜了。
其实我做二三十人的饭，只有一小桶豆油，平时没有肉，只有土豆和冻白菜。就一口大锅，蒸馒头以后烧一锅菜汤。汤好了以后拿勺子弄小半勺油在碳火上加热，撒几粒花椒爆香后放在汤中增香。我想办法做年糕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所谓的年糕，不过是用死面做成条状蒸熟后切成片:糖年糕是翻炒后喷一层红糖水，还有白菜汤年糕这两种花式。有时还用红糖包红糖三角包吃，实在是巧夫难为无米之炊啊。
黑龙江纬度高，冬天8点后天才亮，下午4点后天就黑了，一天两顿饭。早饭一般是面碎汤:用面板小苕帚醮水洒在干面粉上，形成小面疙瘩粒，水开后下锅，形成麦片状的糊，就着咸菜馒头吃。有时也做高粱米粥:高粱米浸泡后，用大碗在面板上压碎，水开后下锅，再开后就成了。
天亮上工前再检查一遍大锯，打去高齿。一般两人一道锯每天至少打2个柈子，每个记10分工，计件活。志钢和苏营一道锯，起早贪黑曾创下一天5个半柈子的记录。
打柈子用最原始的工具大锯和斧子。
大锯放树，截成五十公分的小段。
斧子打去枝桠，把柈子劈开。
下午大伙陆续收工后，5点左右吃晚饭。晚饭后各人洗脸洗脚，有的伐锯，为明天做准备，有的做斧把，有的补鞋，各人铺前吊着自制的柴油灯。有一天聊天晚了，有人肚子饿了建议烙饼吃，大伙响应，于是按人头每人称了一斤面粉烙饼，全部吃光。由于伙食很差，那时每人每天有2角钱的外出补助都用不完。
山上用的水是从黑龙江打的冰，装麻袋后拉上山的，除了饮用洗漱，还要喂牛马。我发现附近柳茅子塔头甸里还有一处不冻的暖泉水，于是过去砸开冰挑回来。
一晃五十年过去了，现在要吃啥有啥，却要防三高防糖尿病了。
1969年的春节，我们刚到扎兰屯插队半年，大家在饱尝了农村的艰辛后，仍对那里充满好奇，想领略一下北大荒的严寒。另外，我们也必须像当地农民那样利用冬天准备好转年的烧柴。于是我们决定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我们的决定给村里添了不少麻烦，周围的天津知青差不多都回去了，农民们感到怎么让我们过好年是他们的责任。老队长在会上提醒大家，要帮助知青过好年。农民们似乎很理解老队长的意图，也知道我们的所需。年前的几天，你就看吧：这家送来了新鲜的鸡蛋，那家送来了宰好的鸡；这家送来了酸菜，那家送来了粉条；这家送来了蘑菇，那家送来了木耳；还有的家送来了炒好的瓜子等过年的嚼物。年前那几天，我们的锅碗瓢盆都放满了农民送来的各种各样过年的东西。农民们送来的岂止是好吃的，那里充满了深情厚谊。这个春节我们没感到北大荒严冬的寒冷，没感到第一次离家过年的孤独，更没感到物质缺乏而造成的艰苦。
而我们也想办法回报农民的热情，按照天津过年的习惯，我们准备了红纸、笔、墨，编写“革命化”的春联。大年三十我们成群结队地到各家，把刚写好的红艳艳的春联贴到各家的门框上，顿时，村里充满了年味儿。
村里的年轻人也改变了年三十和家人在一起的习俗，来到了我们知青点，并带来各种好吃的零食，一边嗑瓜子儿，一边打扑克、下象棋、聊大天儿，好不热闹。不知怎的，一个知青忽然干咳起来，原来瓜子儿皮卡住了嗓子，咳了半天也没有咳出来。有人出主意，吃几口大饼子。虽然农民们一年四季都吃苞米面大饼子，可是过年了，谁家还贴啊？一个农民说：“我家可能还有点，年前剩的，没舍得扔。”这个大饼子还真的救了这个知青。事后这位老兄幽默地说：“大年三十，却必须要吃平常天天吃的大饼子，看来我就是吃大饼子的命呀。
”过春节怎么体现“革命化”呢？队领导和我们知青商量后，决定每个知青到一个农民家里吃年饭，当然这个农民必须是正宗的“贫下中农”，特别强调要吃“忆苦饭”，以示不忘“万恶的旧社会”。可是什么是“忆苦饭”呢？谁也说不清。我到了一个姓刘的农民家中，这家是当年“闯关东”的河北人。到他家时，饺子已经包好，正要下锅，我说：“不是说要吃‘忆苦饭’吗？”刘大娘愣了一下，说：“还真吃呀！”显然大娘家没准备，也不打算吃。可是我这么一说，他们也不好拒绝，因为那时“突出政治”高于一切，谁都怕因此招来麻烦。大娘灵机一动说：“正好篮子里还有半个大饼子，旧社会，过年我们吃的就是这个。”这样每人吃了一口大饼子，就算吃了“忆苦饭”了，然后高高兴兴地吃起饺子来。晚上回家，大家都兴致勃勃地交流着各家的“忆苦饭”：有的是荞麦面和团粉包的干菜馅儿饺子，这位知青说：味道还真不错；有的是把猪食菜和苞米面和到一起包的菜团子，这位知青说：别有风味；还有的把秋天晾的干白菜和苞米面一起蒸成窝窝头，这位知青说：比我们吃的大饼子好吃；也有的图省事，或是没有什么准备的，就拿大饼子和土豆充事。显然，农民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也看不惯的，但迫于形势又不得不搞。
这就是1969年我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谈不上温馨，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没和父母在一起过春节；说不上热闹，因为没有鞭炮，没有成群结队拜年的人们；更不够丰盛，因为我们吃不到家里的荤腥、糕点水果。但这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春节。
40年前，我到北大荒插队。在春节前，当时县和公社知青办下发通知，明确规定：浙江知青在下乡的当年是不准回家探亲的，要求留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遵照上级指示，我大队宁波知青基本上都留下来就地过年。
当时“北大荒”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平时我们吃的是苞米茬子、窝窝头、小米粥等粗粮，副食则是白菜、萝卜、大葱蘸大酱等“老三样”，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肉。
当时在偏僻的异乡，我们既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文化生活非常贫乏。过年无非是过饮食年，吃好、喝好，也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我们知青点还是集体伙食，大队为我们搞来了半只猪，分配了十几斤牛肉，和一批大米、白面，还有粉条、豆腐等副食，准备让我们好好改善一下生活。
除夕那天，我们七手八脚忙开了，男知青们动手宰鸡去毛，割肉炸油锅，女知青们则剁馅包饺子、擀油饼，一阵忙乎。年夜饭搞得比较丰盛，连附近鹤立河农场几位宁波、杭州知青哥们亦赶来与我们一同欢度春节。
北大荒冬天昼短夜长，下午3点多钟，天就黑了。外面尽管冰天雪地，室内却温暖如春。我们在热乎乎的大炕上，卷起铺盖，把几张炕桌拼放在一起，端上香喷喷的猪肉炖粉条、蘑菇炖小鸡、土豆烧牛肉、花生米、白菜木耳炒肉片、干豆腐菠菜瘦肉凉拌、血肠酸菜豆腐汤等东北菜，加上宁波家里寄来的带鱼干、黄鱼鲞、虾皮、紫菜等凑了十多个菜，主食有大米饭、水饺、油饼等佳肴美味，满满地摆在桌上。满屋热气腾腾，香气飘溢，令人垂涎欲滴。
男女知青都盘腿围坐在炕桌旁，嬉笑打闹，等着年夜饭开宴。为我们做饭的是大队治保主任翟大爷，他淳朴善良，如同慈父般经常关爱我们。他老人家打开一瓶60度“北大荒”白酒，我们纷纷用茶缸、饭碗斟满酒，女同胞则倒上低度果汁酒。老人家首先致词：“孩子们，你们十七八岁就离开父母，响应国家号召，从大老远南方来到俺这旮旯儿，真是不易啊！今天，这顿年夜饭一定要吃好、喝好，开开心心。来，干杯！”他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互相碰杯的撞击声，大家纷纷热烈地回敬翟大爷，异口同声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新年快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宴席场面变得火爆起来，吆五喝六的划拳行令声此起彼伏，男同胞嘴里叼着“迎春牌”香烟，推杯换盏，咕咚咕咚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真是解馋解得痛快淋漓。女同胞则小心地啜着酒，尽量挑自己喜欢的菜往嘴里送。吃着、喝着，大家觉得还缺少了什么，似乎觉得还有点不过瘾，平时爱好乐器的阿根、阿杰、阿明和我，分别用笛子、二胡、吉他、口琴合奏起《喜洋洋》的乐曲，为大家助兴。在欢快的旋律中，知青们激情伴着酒精燃烧起来，纷纷拿起碗、筷、碟、盆，手舞足蹈地敲打起来，吼上一番。阿利早已按捺不住音乐的诱惑，用他那洪亮的男高音，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祖国大草原》等歌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阿德也不甘寂寞，他唱了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还不过瘾，在我们起哄下，他又一把拉起阿萍声情并茂地合唱了一首《敖包相会》，获得了大家的一片喝彩声。阿良也不甘示弱，借着酒劲，吼着嘶哑的嗓子，来了一段京剧“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面对开怀畅饮的热闹场面，被知青称为“百灵鸟”的阿芳姑娘，今天却心事重重，沉默寡言，怎么也乐不起来，在我们起劲鼓动下，她实在难以推辞，勉强用那低沉悦耳的声音唱起了“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她唱着唱着，眼泪不禁顺着脸腮默默往下淌。这支来自扬子江畔的《知青之歌》，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北大荒。“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也随着她的歌声，一起唱了起来，越唱越思念起魂牵梦萦的故乡和白发苍苍的父母双亲，不禁潸然泪下。在新春佳节里，谁不祈盼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这是人之常情，在遥远的北大荒，我们只能以泪水来洗刷乡思之苦。
素有“守岁”习俗的北大荒父老乡亲们，吃罢年夜饭，为怕我们寂寞想家，纷纷来到知青宿舍看望我们，有的还送来刚炒熟的香瓜子、热乎乎的粘豆包等。几名女知青被大队妇女主任连劝带哄拽着到她家去玩了，我也被翟大爷请去。他家两间新居窗明几净，门外大红灯笼高高挂，门上贴着一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大红对联。他的儿子、女儿、女婿、外孙，亲人团团圆圆，满屋喜气洋洋，热热闹闹。我沉浸在温馨的氛围中，与他们一起坐在炕上，喝着茶，嗑着瓜子，聊天打扑克，心里得到了莫大的宽慰，仿佛找到了家的感觉。
电影《今夜有暴风雪》
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