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当欲望遭遇植物

迈克尔·波伦是《纽约时报杂志》的撰稿作家，也是一位园丁。他早先出过两本书叫做《第二自然：一个园丁的教育》和《我自己的地方：一个业余建筑工的教育》，其新闻写作则获过环保新闻奖。上两本书如果要归类，拿中国人熟悉的作家举例子，应该是梭罗的自然文学那一路，还有写《寂静的春天》的雷切尔。波伦去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欲望植物学：植物眼中看世界》。

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在看一些植物、花园方面的书，一是兴趣，一是跟一篇模糊的写作计划有关。找到波伦的书，本来是要看关于苹果的事情，结果发现波伦写了一些我本来想写的东西（大言不惭一回），只好先来看他的书。波伦的书副题叫“以植物角度看世界”，他挑了四种植物来做文章：苹果、郁金香、大麻、马铃薯。对西方文明史有稍微的熟悉，关于这四种植物都能引起丰富联想。苹果就不用说了，从《圣经》到希腊罗马神话直到今天的著名电脑品牌处处有它的踪迹可循。郁金香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场泡沫经济中的主角：它的价值被疯狂暴炒，一夜之间却又不值几何，这个故事在我们的时代仍被重复着，只不过郁金香变成了互联网。大麻跟六十年代的嬉皮文化性解放运动反潮流运动分不开。一提马铃薯则就会想到爱尔兰人。马铃薯，中国人称土豆，爱尔兰人在英国人眼里也是土豆。易生易种营养丰富的土豆传入爱尔兰后解决了爱尔兰贫瘠土地的粮食问题，使爱尔兰人口暴增，后来一场马铃薯疫却也让爱尔兰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悲惨的饥荒，以及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从而连带改变了美国的人口与经济版图。

波伦把这四种植物与人类的四种欲望联系起来：苹果——对甜味的欲望。郁金香——对美的欲望。大麻——对迷醉与改变情绪的欲望。马铃薯——对控制的欲望。人类自认是万物之灵，应该是这些植物命运的操纵者，但是波伦以植物的角度来重看历史，人类为自己的欲望牵引，给了这些植物可乘之机，它们的特性正好可以满足人类对甜蜜、对美、对迷醉、对控制的欲望，所以在社会发展的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人在操纵它们，还是它们操纵了人类？植物以它的美、它的果实的甜、它的麻醉性，吸引着动物们，而增强着自己在世界上的进化优势。几千万年过去了，农耕代替着森林，农业代替着野生，那些最能满足人类欲望的植物遍布我们的家园，和我们一起书写着这世界的历史。波伦就是以这样的切入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观照人性以及它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

波伦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他是一个作家、新闻记者，以及园丁。所以，他的书集个人经验、新闻调查、历史资料、理性思考于一体，立论新颖，故事引人，灵感四溢，但是也枝蔓庞杂，难于归纳。可是无论如何这本书读来引人入胜，启发视野。他的立论基本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围绕着立论他的文章总是洋洋洒洒东拉西扯，把历史与生物学掺在一起，材料繁多，引人遐想。

波伦在序中说，此书的种子最初是播种在他的花园里——事实上，就是在他播种马铃薯种子之时。正值五月午后，苹果花盛开，野蜂飞舞——他发现自己在想，人在花园里的角色到底跟野蜂有什么不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花园中的控制一切的主体，甚至我们的语法也清楚地表明着这种关系：我们选择植物，我们铲除杂草，我们收获果实。可是，那个五月的午后，波伦走了神，他想，如果那种语法错了呢？野蜂可能也认为它自己是花园的主体，可是，事实上，是花朵聪明地引诱了野蜂，让它在花蕊与花蕊之间飞舞，为花朵承担了繁殖的工作。花朵与野蜂的关系是共同进化的一个经典范例，关系中的双方行为都以自我利益为出发，但是结果互相帮忙：野蜂得到了食物，苹果基因得到了传播。人类其实也是在共同进化的关系之中，我们像野蜂一样选择着苹果和马铃薯，而苹果和马铃薯们也以它们的甜蜜或营养吸引着我们，从而达到它们复制自己的目的。植物发现复制自己的最好办法是吸引动物来传播它的基因。通过什么办法？通过与动物的欲望和意识共舞。是我选择了播种马铃薯，还是马铃薯让我做这件事？波伦认为二者皆有。在那个野蜂飞舞的五月午后，波伦在他的花园里经历了一次视角的洗礼。所有那些他视为欲望客体的植物，他突然意识到，同时也可以是操纵人类命运的主体。

熟悉中国人“天人合一”概念的我们，读到此处应该想，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把文明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人定胜天”的西方思维来说，这种立意当然是他要做文章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对这种意识觉得老掉牙，但是“天人合一”的我们正面临历史上生态失衡最大的危机，我们也缺少这样的自然写作与思考，反而要在波伦这样的西方作家的写作中去发现一种把人放到与自然平等地位上的，同时又是现代的考察。这一切也是有意思的书外思考吧！

花朵聪明地引诱了野蜂

波伦选择了四种“家养植物”（相对于野生植物）——他想这种叫法正反映了我们做为主体的意识。但是，为什么某些植物或动物成为“家养”，为什么今天狗的数目要比狼多得多？因为它们了解我们的喜好与价值，学会了与人类共存。读一本关于狗的书，你可能了解到很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同样，阅读植物的历史，同时也是在阅读人的历史。　　

关于苹果的故事，实在跟西方文明的故事密不可分。从中东到罗马到整个欧洲到美国，没有一种水果有这样多的神话。波伦则是从它在美国的安家落户讲起。美国人都知道约翰·查普曼这个人，绰号“约翰尼·苹果种”。当年，他携带着苹果种子，走遍美国新边疆，播种苹果树，以此为生。苹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最普通的一种水果，没有苹果谁都无所谓，可是，波伦提醒我们，没有糖就不是谁都无所谓了，而在十八世纪的美国，蔗糖那时是昂贵的产品，蜂蜜还没有被引进，印第安人靠的是枫树糖。所以，在糖成为一种廉价易得的调味品之前，人们对甜的味道都是与水果联系起来的，而在美国，那通常意味着苹果。　　

波伦花了一些篇章分析甜蜜的概念。随着甜味的易得，甜蜜这个概念也由高贵转为廉价。波伦展示了这个过程。甜蜜和光明曾被认为是两种最高贵的事物，最动听的声音是甜蜜的，最美好的土地是甜蜜的，最具说服力的谈话是甜蜜的。可是，后来，甜蜜失去了它的威力。蔗糖与奴隶的联系，人工甜味品的发明，都使得甜味廉价了。回归到人类对甜蜜的原始欲望——我们得费些劲回想童年第一次尝蜂蜜或果酱的经验。事实上，甜蜜不仅曾经非常高贵，而且可能是一切欲望的原型——人类学家发现各个文化对苦、酸、咸、辣的喜好都各有不同，只有对甜的欲望是普遍的——也许得自我们的母乳经验。无论如何，甜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角色重要，满足人类甜味欲望的植物于是就和对甜味充满欲望的人类合作了一曲甜蜜的协奏。为了确保发展，这些植物还在种子成熟之前展缓甜味和颜色的发展，以避免动物不等它们的种子成熟就择而食之。苹果更是让种子苦涩使动物只能吃它的果肉。　　

苹果是西方传统中的甜蜜家园图景的一部分，而信仰强烈的清教徒相信美国是上帝保证的第二伊甸，所以苹果自是不能少的，这帮助了苹果在美国的传播。另外，苹果可以酿苹果汁和苹果酒。苹果酒的酒精量是葡萄酒的一半，而且在英文里根本不叫酒，而叫cider，是含一些酒精的果汁，这使得视酒精为罪恶的清教徒有了代替品。

由苹果酒与葡萄酒的联想，波伦又回到关于约翰尼·苹果种的传奇。约翰尼·苹果种在美国开发和苹果传播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被波伦联系到酒神狄奥尼索斯。在西方传统中，阿波罗是光明、秩序、理性之神，而酒神则是阿波罗的反面，尼采称之为去除自然与文化中一切僵硬与敌意的角色。祭祀酒神是希腊人回归自然之时，对酒神的礼拜不需要庙宇，而在自然之中，就像将宗教回归到它的起始——森林。波伦对约翰尼的刻画体现出一个清教徒的北美洲的酒神：就像他带来的苹果酒只是葡萄酒酒精的一半，他的形象没有希腊酒神那么富戏剧性，而是更温和天真，少性意味。从苹果，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文化的起始——拓荒的清教徒。

载着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

波伦的思维就是这样像蜜蜂一样飞来飞去。最后，当我们信服了苹果做为植物与人类共同进化互为主客体的立论，我们被提醒这种共存在今天已经遭到破坏——文明的发展之一是发明了果木的嫁接，嫁接使我们得到了今天吃的各种苹果。可是，共同进化停止在嫁接这一步：嫁接，就像基因复制，苹果树不再通过性的方式再生产，而性是创造新的基因组合的自然方式。另一方面，果园里的昆虫、害虫、病毒等等还在以自然方式繁殖，终有一天产生了停止自然繁殖的果树无法抵抗的基因组合——害虫的胜利，果树的失败。当然，这时，人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发明了杀虫剂来帮助果木。今天，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被视为人类文明胜利的家种植物已经走得太远——需要人工帮助它们恢复一些它们的野性——比如发现野苹果的种子，让它们与现有种类杂交，从而得到新的更具生命力和抵抗力的基因组合等等。波伦访问了从事此种工作的科学家，并且带回了一些野苹果到他的花园：在他的文明的花园的中央——那满足我们欲望而设计的花园，他引入了一颗野生种子，原来，文明的花园需要这颗种子，它提醒我们文明的来历，也提醒我们文明的去处——没有自然，也没有文明可言。文明须与自然共存。

关于郁金香，波伦从它十六世纪在奥特曼帝国的发展，讲到十七世纪在荷兰经济灾难中扮演的角色。波伦讨论了我们对花的喜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进化优势，为什么郁金香那时成为一种大众最爱。而最最昂贵难求的一种郁金香，我们得知，是带色纹裂变的那种，而实际上后来研究表明那种色纹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物以稀为贵。人类对美的概念使带病毒的郁金香一步登天，身价百倍。可是，后来人们了解了真相，知道怎么种出那样的郁金香之后，郁金香的市场价值就一夜暴跌了。郁金香泡沫被称为郁金香疯狂，有意思的是，这场非理性疯狂发生在欧洲最不溺于激情最理性最秩序的国家——荷兰，这本身就是关于文明、资本主义、清教文化等等的一篇不可避免的文章。波伦再次回到阿波罗与酒神的讨论。他把郁金香视为一种阿波罗日神之花，美丽但是雄性，独特但是整齐，灿烂但是清爽，所以在清教的荷兰成为最爱不难理解。但是，对理性秩序的追求达到极点，酒神的不规则爆发成为一种回归自然的释放。带色纹的郁金香就像是一种酒神式的创造力，让它在整齐的郁金香花丛中独具一格，从而身价百倍。可是，当我们发现这种我们以为是神迹的创造力原来是可以由日神的理性来复制，它的神奇就消失了。日神/酒神，正常郁金香/病变郁金香，秩序的荷兰/比谁都疯狂的一段历史，规律/创意，科学/艺术，郁金香的故事让波伦产生一串串联想，它也是人类对美的一种矛盾追求：我们追求一种熟悉的美，但是又需要一点酒神的异样。一花一世界在这里获得了最佳例证，的确，在我们对花的欣赏中，反映着我们的整个世界观。

如果读到这里，我们对大麻可能已经有了一套预知的看法。它代表着人类需要超越日常经验的一种欲望，宗教代表着它的文明一面，而大麻就代表了它的自然一面。对于原始巫术和宗教来说，本来精神的迷醉与草药就是分不开的。从甜蜜到鲜花，这时波伦又走进另一个说之不尽的天地——药毒。在动物远没有掌握关于自己大脑的知识之前，植物却发展了一整套对付动物大脑和身体的变数，从茶叶、咖啡到鸦片。它们有的是药，有的是毒，有的亦药亦毒。另一方面，人类从始至今试图控制或改变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欲望也从来存在，波伦把打坐、绝食、锻炼、游乐园爬山车、恐怖电影、极限体育、念经、音乐、麻辣食物、冒险都归为此类。很多时候，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被鼓励的，并无常规而是文化性的。咖啡、酒精、巧克力，都曾经在某段时期某种文化中被视为禁果。药与毒在宗教中，在浪漫想象中，在医学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波伦并非提倡吸毒，但是另一方面他从大麻的化学成分与人类大脑生化研究的联系出发，探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可说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在精神与物质之间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不可能离开自然的存在。靠植物的药毒成分获得某种精神的暂时满足可能是廉价的，但另一方面，植物的药毒性却跟了解我们自己的大脑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也是共同进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波伦通过大麻，实际上是在寻找那个失去的花园，那个非关审美，而是医药的花园——在东方文明里还有保存，却是西方人失去的知识。

马铃薯的故事是个悲喜剧。植物也是被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苹果的地位有多高，马铃薯的地位就有多低。不像苹果从《圣经》里就开始出现，由旧文明传入新大陆，马铃薯却是荒蛮的新大陆的发现，传回欧洲。英国人看不起这种食物，可是受英国人压迫的爱尔兰人却如获至宝——爱尔兰的土壤不适合大麦，惟一一些好地还被英国人占了。马铃薯却能在几英亩的土地上收成够一大家子人吃的产量，而且几乎不费什么功夫——不用耕，不用犁，扒拉几下就算大功告成。马铃薯加上牛奶，身体需要的各种营养就全有了，从蛋白质到维生素。马铃薯的这些品性让它很快普及北欧，但是都没有像在爱尔兰那么容易，要靠政府的提倡。

要想象有人曾为马铃薯费了那么多笔墨口舌可能不容易，可是关于它是否上得了台盘的争论在英国可是持续了半个世纪，以致有本研究此现象的书《马铃薯的历史和社会影响》，以及文化批评家的专文：《物质主义者想象中的马铃薯》。在英国上等阶级看来，马铃薯代表着“爱尔兰问题”，甚至是对英国文明的威胁。马铃薯喂饱了爱尔兰人，可是也让他们变得更穷，因为多产的马铃薯让爱尔兰人早婚多养，劳力变廉价，工资变低。面包也是来自土地，可是形成面包要靠收获，要打磨，要烘烤，总之是一套复杂文明与文化过程，而马铃薯——从地里挖出，原样烤烤煮煮就可食。食马铃薯显然是文化链中最低一级，而从经济角度也是缺乏自律，因为粮食收成的不稳定，人们必须根据收成而调整胃口以及生育，可是在“马铃薯经济系统”内，因为马铃薯太容易收获，所以节制与自律都不再需要。

可是，自然却给经济学家上了一课：马铃薯疫仿佛是自然自己出来调节了。几周之内，传遍欧洲。在其他国家人们可依赖其他食物，可是在以马铃薯为生的爱尔兰，造成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每八个爱尔兰人中有一个——总数共一百万人——在三年之内饿死。成千上万人因维生素营养不良而失明或精神失常，最健壮者则移民美国。

马铃薯疫发生的原因，因为马铃薯是基因复制而非杂交繁殖。所以，当一株植物染上病菌，所有植物都不能免疫。马铃薯的来源地印加文化发明了杂种农艺，从而抵抗病菌。欧洲人则是在爱尔兰灾难之后，回到马铃薯的故乡，寻找抵抗菌疫的品种。

在今天，麦当劳可能使马铃薯永远有了不被淘汰的可能——但是，要知道，麦当劳的薯条也是满足了人类的一种欲望。我们需要薯条，我们也想得到好吃的马铃薯，控制马铃薯以至一切农作物健康的方式早已进入基因工程时代。在马铃薯已成为西方大众饮食中最普及食品的年代，在麦当劳遍及全球的年代，有专门公司研究改造马铃薯基因。今天，美国农民可以买马铃薯苗，就像是在买一种马铃薯基因版权，农民得签约。为了维护“版权”，种子公司现在又发明了“终结者”技术，使种子公司决定品种的生产年限，以致农民要不断回到种子公司购买“新版本”。基因生化技术已经切切实实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是对于人工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却存在着很大争议，因为旧基因与新基因的结合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其不确定性无法完全预测。波伦在他的花园里试种了一种农业公司领取的马铃薯品种，在其过程中探讨人工基因技术与有机耕作的各种差别。有机耕作在今天的美国成为一种昂贵的运作，而大规模的新技术农业则是主流。改造农作物基因并不是新鲜事，自农业发明以来就存在，但是是以耕种的自然方式完成。机械基因技术代表着人对自然最彻底的一种控制，但是波伦在这种控制面前像很多人一样，有一种困惑。这种控制到底在什么程度？在自然与控制之间，什么是界限？在生化技术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科学领域，经常走入大众新闻的今天，波伦关于马铃薯的一章也许没有确切答案，却无疑触及了读者的敏感神经。

波伦并非梭罗式的自然主义者。梭罗提倡逃避文明回归原始（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到），波伦说的却是如何检验我们的欲望，在实践中做谨慎的选择，因为无论是在麦当劳吃炸薯条，还是在情人节送玫瑰，我们都扮演着进化中的一个角色，选择着基因的生存与改变。自然不是它者，我们就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不可能逃避文明，也无回归自然可言——自从人类诞生，那个野生的原始意义上的自然早已不存在了。“自然在苹果与马铃薯里，自然在厨房与花园里，甚至在观赏郁金香或吸大麻的人的脑中······在英雄主义的故事里，人类与自然搏斗，在浪漫主义里，人类与自然精神上合二为一，在近年的环保道德故事里，自然对人类的违规进行报复……但是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假定的前提——我们知道是错的——就是我们好像站在自然对面，或者隔绝在它之外。”波伦把植物与人类的关系展示为一出共同生存的戏剧，一场人类欲望与植物欲望的共舞，这其中参与的双方都获得改造。人类的欲望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高于自然。任何一方完全战胜另一方都未必对自己有彻底的好处，共存是我们的过去，也必须是我们的未来。读《欲望植物学》的乐趣，倒不是波伦的说理，而是在他为自己的观点论证时的整个过程。他也没有站在一切之外，而是身体力行，在他的花园中实践、调查、旅行、追踪历史故事，使得他的书本身带有一种自然与文明的结合——理性与想象，科学与故事并存。他的书不够科学，但是读来有趣，就像花园这个概念，既非完全野生，又非完全人工，而是自然与文明的共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