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母亲 | 特辑
2018/5/13
母 亲
作者：肖复兴
十年来，我写过许多篇有关普通人的报告文学。我自认为与他们血脉相连，心不能不像磁针一样指向他们。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也应该写写她老人家。为什么？为什么？
是的，她比我写的报告文学中那些普通人更普通、更平凡，就像一滴雨、一片雪、一粒灰尘，渗进泥土里，飘在空气中，看不见，不会被人注意。人啊，总是容易把眼睛盯在别处，而忽视眼前的、身边的。于是，便也最容易失去弥足珍贵的。
我常责备自己：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写写她老人家呢？前些日子，她那样突然地离开人世，竟没有留下一句话！人的一生中可以有爱、恨、金钱、地位与声名，但对比死来讲，一切都不足道。一生中可以有内疚、悔恨和种种闪失，都可以重新弥补，唯独死不能重来第二次。现在，再来写写对比生命来说苍白无力的文字，又有什么用呢？
我仍然想写。因为她老人家总浮现在我的面前，在好几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托梦给我。面对冥冥世界中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我愈发觉得我以往写的所有普通人的报告文学，渊源都来自她老人家。没有她，便没有我的一切。对比她，我所写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毫不足惜地付之一炬。
她就是我的母亲。
一
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1952年，我的生母也是突然去世。死时，才37岁。爸爸办完丧事，让姐姐照料我和弟弟，自己回了一趟老家。我五岁多一点儿，弟弟还不到两岁。我们俩朝姐姐哭着闹着要妈妈！
爸爸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回来了她。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快，叫妈妈！”
弟弟吓得躲在姐姐身后，我噘着小嘴，任爸爸怎么说，就是不吭声。
“不叫就不叫吧！”她说着，伸出手要摸摸我的头，我拧着脖子闪开，就是不让她摸。
我偷偷打量着她：缠着小脚，没有我妈漂亮、个高，而且年龄显得也大。现在算一算，那一年，她已经49岁。她有两个闺女，老大已经出嫁，小的带在身边，一起住进了我们拥挤的家。
后妈，这就是我们的后妈？
弟弟小，还不懂事，我却已经懂事了，首先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有娘呀……”我弄不清鼓胀着一种什么心绪，总是用一种异样的、忐忑不安的眼光，偷偷看她和她的那个女儿。
不久，姐姐去内蒙古修京包线了。她还不满17岁。临走前，她带我和弟弟在劝业场里的照相馆照了张相片。我们还穿着孝，穿着姐姐新为我们买的白力士鞋。姐姐走了，我和弟弟都哭了。我们把失去母亲后越发对母亲依恋的那份感情都涌向姐姐。唯一的亲姐姐走了，为了减轻家中添丁进口的负担。她来了，我们又有妈妈了。
姐姐走后，她要搂着我和弟弟睡觉。我们谁也不干，仿佛怕她的手上、胳膊上长着刺。爸爸说我太不懂事，她不说什么。在我的印象中，她进我家来一直很少讲话，像个扎嘴的葫芦。出出进进大院，对街坊总是和和气气，从不对街坊们投来的芒刺般好奇或挑剔的目光表示任何不快。“唉！后娘呀……”隐隐听到街坊们传来的感叹，我心里系着沉沉的石头。我真恨爸爸，为什么非要给我和弟弟找一个后娘来！
对门街坊毕大妈在胡同口摆着一个小摊，卖些泥人呀、糖豆呀、酸枣面之类的。一次路过小摊，她和毕大妈打个招呼，便问我：“你想买什么？”
我瞟瞟小摊，又瞟瞟她，还没说话，身边跟着她的亲生女儿伸出手指着小摊先说了：“妈！我要买这个！”
她打下女儿的手，冲我说：“复兴，你要买什么？”
我指着摊上的铁蚕豆，她便从毕大妈手中接过一小包铁蚕豆；我又指着摊上的酸枣面，她便又从毕大妈手中接过一小包酸枣面；我再指着小泥人、风车、羊羹……我越指越多，我是存心。那时，我小小的心竟像筛子眼儿一样多，用这故意的刁难试探一位新当后娘的心。
她为难地冲毕大妈摇摇头：“我没带这么多钱！”
我却嚷着，非要买不成。这么一闹，招来好多人看着我们。她非常尴尬，我却莫名其妙地得意，似乎小试锋芒，我以胜利而告终。
过了些日子，她的大女儿，我叫大姐的从天津来了。大姐长得很像她，待我和弟弟很好。我们一起玩时有说有笑也很热闹，大姐挺高兴。临走前整理东西，她往大姐包袱卷里放进几支彩线，让我一眼看见了。这是我娘的线！我娘活着的时候绣花用的，凭什么拿走？第二天，大姐要走时找这几支彩线，怎么也找不着了。“怪了！我昨儿个傍响明明把线塞进去了呀！咋没了呢？”她翻遍包袱，一阵阵皱眉头。她不知道，彩线是我故意藏起来了。
送完大姐回天津，爸爸从床铺褥子下面发现了彩线，一猜就是我干的好事，生气地说我：“你真不懂事，藏线干什么？”
我不知怎么搞的，委屈地哭起来：“是我娘的嘛！就不给！就不给！……”
她哄着我，劝着爸爸：“别数落孩子了！兴是我糊涂了，忘了把线放在这儿了……”我越发得理似地哭得更凶了。
咳！小时候，我是多么不懂事啊！
二
几年过去了。我家里屋的墙上，依然挂着我亲娘的照片。那是我娘死后，姐姐特意放大了两张12寸的照片，一张她带到内蒙古，一张挂在这里。我和弟弟都先后上学了，同学们常来家里玩。爸爸的同事和院里的街坊有时也会光顾，进屋首先都会望见这张照片。因为照片确实很大，在并不大的墙上很显眼。同学们小，常好奇地问：“这是谁呀？”大人们从来不问，眼睛却总要瞅瞅我们，再瞅瞅她。我很讨厌那目光，那目光里的含义让人闹不清。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我的心态变得盛满过多复杂的情感。我对自己的亲姐姐越发依恋，也常常望着墙上亲娘的照片发呆，想念着妈妈，幻想着妈妈又活过来同我们重新在一起的情景。有时对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从不在意，更不曾打过我和弟弟一个手指头，任我们向她耍着性子，拉扯着她的衣角，街坊四邻都看在眼里。
许多次，爸爸和她商量：“要么，把相片摘下来吧？”
她眯缝着眼睛瞧瞧那比真人头还大的照片，摇摇头。
于是，我娘的照片便一直挂在墙上，瞧着我们，也瞧着她。她显得很慈祥。头一次，我对她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叫她妈妈一时还叫不出口。
那时候，没有现在变型金刚之类花样翻新的玩具，陪伴我和弟弟度过整个童年的只有大院里两棵枣树，我们可以在秋天枣红的时候爬上树摘枣，顺便可以跳上房顶，追跑着玩耍。再有便只是弹玻璃球、拍洋片了。我不大爱拍洋片，拍的手怪疼的；爱玩弹球，将球弹进挖好的一个个小坑里，有点儿像现在的高尔夫球、门球的味道。玩得高兴了，便入迷得什么都不顾了，仿佛世界都融进小小透明的玻璃球里了。一次，我竟忘乎所以将球搁进嘴里，看到旁的小孩子没我弹得准时兴奋地叫起来，“咕碌”一下把球吞进肚子里。孩子们惊呆了，一个孩子恐惧地说：“球吃进肚皮里要死人的！”我一听吓坏了，哇哇哭起来。哭声把她拽出屋，一见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忙问：“怎么啦？”我说：“我把球吃进肚子里了！”一边说着，我又哭了起来。她很镇静，没再讲话，只是快步走到我身边，蹲下身子一把解开我的裤带，然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有命令的口吻说：“快屙屎，把球屙出来就没事了！”我吓得已经没魂了，提着裤子刚要往厕所跑，被她一把拽住：“别上茅房，赶紧就在这儿屙！”我头一次乖乖地听了她的话，顺从地脱下裤子，蹲下来屙屎。小孩们看见了，不住地笑。她一扬手，像赶小鸡一样把他们赶走：“都家去，有啥好笑的！”
这一刻，她不慌不乱，很有主意。我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觉得死已经被她推走了，便憋足劲屙屎。谁知，偏偏没屎。任凭憋得满脸通红就是屙不出来。她也蹲着，一边看看我的屁股，一边看看我：“别急！”说着，用手帮我揉着肚子；“这会儿球也不能那么快就到了屁股这儿，刚进肚儿，它得慢慢走。我帮你擀擀肚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把揉肚子叫擀肚子？但她擀得确实舒服，以后我一肚子疼就愿意叫她擀。她不光擀肚子这块，还非得叫我翻过身擀后背。她说就像烙饼得翻个儿一样，只有两面擀才管用。这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她那骨节粗大的手的温暖和力量。不知擀了多半天，屎终于屙出来了。多臭的屎啊！她就那样一直蹲在我的旁边，不错眼珠望着那屎，直到看见屎里果真出现了那颗冒着热气圆鼓鼓的小球时，她高兴地站起来，走回家拿来张纸递给我：“没事了，擦擦屁股吧！”然后，她用土簸箕撮来炉灰撒在屎上，再一起撮走倒了。
孩子没有一盏是省油的灯，大人的心操不完。我们大院门口对面是一家叫泰丰粮栈的大院，它气派大，门前有块挺平坦宽敞的水泥空场，那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我们没事便到那儿踢球、抖空竹，或者漫无目的地疯跑。一天上午，它那儿摆着个大车轱辘，两支胶皮轮子中间连着一根大铁轴。我们在公园玩过踏水车的玩具，便也一样双脚踩在铁轴上，双手扶着墙，踩着轱辘不住地转，玩得好开心。我忘了我们小孩能有多大劲呢？那大轱辘怎么会听我们摆布呢？它转着转着就不听话，开始往后滚。这一滚动，其他几个孩子都跳下去了，唯独我笨得脚一踩空，一个栽葱摔到地上，后脑勺着着实实砸在水泥地上，立刻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身旁是她和同院的张大叔。张大叔告诉我：“多亏了你妈呀！是她背着你往医院跑呀！我怕她背不动你，跟着来搭把手，她不让，就这么一直背着你。怕你得后遗症，求完大夫求护士的。你妈可真是个好人啊……”
她站在一边不说话，看我醒过来，伏下身来摸摸我的后脑勺，又摸摸我的脸。我不知怎么搞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下来。
“还疼？”她立刻紧张地问我。
我摇摇头，眼泪却止不住。
“你刚才的样子真吓死人了！”张大叔说。
回家的时候，天早已黑了。从医院到家的路很长，还要穿过一条漆黑的小胡同，我一直伏在她的背上。我知道刚才她就是这样背着我，踩着小脚，跑了这么长的路往医院赶的。
以后许多天，她不管见爸爸还是见街坊，总是一个劲埋怨自己：“都赖我，没看好孩子！千万可别落下病根儿呀……”好像一切过错不在那大车轱辘，不在那硬梆梆的水泥地，不在我那样调皮，而全在于她。一直到我活蹦乱跳一点儿事没有了，她才舒了一口气。
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除了上学，我们没有什么可玩的。爸爸忙，每天骑着那辆像候宝林在相声里说的除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从我家住的前门赶到西四牌楼上班，几乎每天两头不见太阳。她也忙，缝缝补补，做饭洗衣，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像鸵鸟一样埋头在我家那个大瓦盆里洗衣服，似乎我们有永远洗不完的破衣烂衫。谁也顾不上我们，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玩，打发那些寂寞的光阴。
一次，我和弟弟捉到几只萤火虫，装进玻璃瓶里，晚上当灯玩。玩得正痛快呢，院里几个比我大的男孩子拦住我们，非要那萤火灯。他们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常常蛮不讲理欺侮我和弟弟这没娘的孩子。说实在的，那时我们怕他们，受了欺侮又不敢回家说，只好忍气吞声。这一次非要我们的萤火虫灯，真舍不得。他们毫不客气一把夺走，弟弟上前抢，被他们一拳打在脸上，鼻子顿时流出血来。我和弟弟一见血都吓坏了。回家路过大院的自来水龙头，我接了点儿凉水，替弟弟把脸上的血擦净，悄悄嘱咐：“回家别说这事！”
弟弟点点头，回家就忘了。我知道他委屈。爸爸是个息事宁人的老实人，这回也急了，拉着弟弟要找人家告状。她拦住了爸爸：“算了！”
我挺奇怪，为什么算了？白白挨人家欺侮？
她不说话。弟弟哭。我噘着嘴。
晚上睡觉时，我听见她对爸爸说“街坊四邻都看着呢。我带好孩子，街坊们说不出话来，就没人敢欺侮咱孩子！”
当时，我能理解一个当后娘的心理吗？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到去世也没和任何人红过一次脸。她总是用她那善良而忠厚的心，去证明一切，去赢得大家的心。以后，院里大孩子再欺侮我们，用不着她发话，那些好心的街坊大婶大娘便会毫不留情地替我们出气，把那些孩子的屁股揍得“啪啪”山响。
这样一件事发生后，街坊们更是感叹地说：“就是亲娘又怎么样呢？”
那是她的小闺女长到十八岁的时候。
她一直怕人家说自己是后娘待孩子不好，凡事都尽着我和弟弟。哪怕家里有点好吃的，也要留给我们而不给自己的闺女。我们的小姐姐老实、听话，就像她自己一样。小姐姐上学上得晚，十八岁这一年初中刚毕业。她叫她别再上学了，让她到内蒙古找我姐姐去，让我姐姐给介绍了个对象，闪电式便结了婚。一纸现在越发金贵的北京户口，就这样让她毫不犹豫地抛到内蒙古京包线上一个风沙弥漫的小站。那一年，我近十岁了，我知道她这样做为的是免去家庭的负担，为的是我和弟弟。
“早点儿寻个人家好！”她这样对女儿说，也这样对街坊们解释。
小姐姐临走时，她把闺女唯一一件像点儿样的棉大衣留下来：“留给弟弟吧，你自己可以挣钱了，再买！”那是一件粗线呢的厚厚大衣，有个翻毛大领子，很暖和。它一直跟着我们，从我身上又穿到弟弟身上，一直到我们都长大了，再也用不着穿它了，她还是不舍得丢，留着它盖院子里冬天储存的大白菜。以后，她送自己的闺女去内蒙古，她没讲什么话，只是挥挥手，然后一只手牵着弟弟，一只手领着我。“就是亲娘又怎么样呢？” 当时，我懂得街坊们讲的话吗？我理解作为一个母亲所做的牺牲吗？那是她身边唯一的财富啊！她送走了自己亲生的女儿，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儿子啊！
记得有一次，爸爸领我们全家到鲜鱼口的大众剧场看评戏，戏名叫《芦花记》，是出讲后娘的戏。我不大明白爸爸为什么选择这出戏带我们来看。我一边看戏，一边偷偷地看坐在身旁的她。她并不那么喜欢看戏，也看不大懂，总得需要爸爸不时悄悄对她讲述一遍情节才行。我不清楚她看了这出演后娘的戏会有什么感触，我自己心里却翻江倒海，一下子滋味浓得搅不开。那后娘给孩子穿用芦花假充棉花却不能遮寒的棉衣，使我对后娘充满恐惧和厌恶。但坐在我身边的她，是这样的人吗？不是！她不是！她是一位好人！她是宁肯自己穿芦花做的棉衣，也决不会让我和弟弟穿的。我给我自己的回答是那样肯定。
我不爱听评戏，从那出《芦花记》后，我再也没看过第二场评戏。
妈妈！我忘记了是从哪一天开始叫她妈妈了。但我肯定在看了这出评戏之后。
——节选自肖复兴《我们的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