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故乡】追寻伟人陈潭秋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1916年就读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毕业后当过记者、教师，是中英文俱佳的才子。
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曾当选为党的五届和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审查委员、七届中央委员。
2009年国庆节前夕，陈潭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2013年9月27日，新疆纪念陈潭秋等烈士牺牲70周年，新疆党政军和社会各界近千人参加祭奠活动，并向烈士墓敬献花圈。
陈潭秋同志战斗的一生，须仰视才见。今天，我努力从部分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中，追寻这位伟人的足迹，让他高大的形象清晰起来。
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记载，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举行。来自7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湖南），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
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一大会议。1978年8月，他在《回忆陈潭秋》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们在会前会后和与烈士（指陈潭秋）商谈甚多，烈士对人诚恳和蔼，对事慎重细致。在会议中，他同每个代表都密切联系。他再三同我说：“会前会后的交谈与在会议上的争执辩论是同样重要的，或者互相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还要重要，还要深入。”在会议中，他的发言虽然不多，但是他的意见都渗透到大多数同志的发言中，每个重要的议程都含有他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都是站在多数方面和正确方面。……所以烈士的见解，在当时可算是高人一筹了。（《包惠僧回忆录》）
1936年7月，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上，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陈潭秋作了专门报告。他谦虚而坦诚地说：
我虽然是一个老党员，在党中受过十五年的教育，可是我自己的进步和发展是非常微弱的。这十五年来我虽然没有脱离过党的工作（除在监狱时期），可是在工作中犯过不少的错误。自然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进步的，我始终是在跟着党前进，我的错误，一经党指出后即能改正。不然的话，党早就不允许我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战线上了。今天也就没有资格出席这样光荣的纪念会来作报告了。（《陈潭秋文集》）
是啊，始终是跟着党前进！从党的一大起，十二分之一的陈潭秋同志，就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天山脚下。
2. 1933年初，中共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和夫人徐全直到中央苏区工作。那时徐正怀孕，即将临产。同年2月22日，陈潭秋在上海写信给黄冈老家——《给三哥六哥的信》中说：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指女儿徐赤军和儿子陈鹄）送托外家（指岳父家）抚养去了。两孩都活泼可爱，直妹本不舍离开他们，但又没有办法……
再者我们希望诸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外家对他们疼爱无以复加，可是童年就远离父母，终究是不幸呀！（《陈潭秋文集》）
陈潭秋和徐全直夫妇，为了革命事业聚少离多。1933年初夏，陈潭秋与谢觉哉结伴，从上海乘海船到汕头，辗转汀州，抵达瑞金。
而徐全直留居上海做地下工作。同年4月2日，生下次子陈志远。6月20日不幸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1934年2月，壮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谁知上海一别，终成永诀！陈潭秋闻此噩耗，仍奋斗不懈。夫人牺牲未过几日，他就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3. 在江西瑞金，1934年1月，陈潭秋被错误地撤销福建省委书记职务，当选为中央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并在1934年成功领导了三次粮食战斗动员：春季征收土地税与公债的突击、夏季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以及秋收借谷六十万担与征收土地税的动员。无疑，这是接踵而来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在《陈潭秋文集》之中，这一年围绕粮食问题就写有多篇重要文稿，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挥了政治动员作用，并指导了实际工作。
譬如，陈潭秋多次强调粮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粮食问题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在最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中，仍旧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来全部完成收集的任务，使红军给养得到完全的保障。（《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
红军粮食的需要是万分的急迫，红军等待我们的粮食供给。任何的忽视与迟延，是极大的错误，而且会造成极大的罪恶。（《粮食突击任务有不能如期完成的危险》）
再譬如，针对那些不愿意去艰苦说服群众、对群众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观点，陈潭秋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予以严肃地批评：
谁都知道革命前，最大部分的粮食是在地主和富农手里，那时我们可以说“群众冒（江西方言，没有）谷子”。革命以后，全部的粮食是在群众手里，而且去年又增加了一成半到一成的生产，现在说“群众冒谷子”很显然的是污蔑了土地革命，是抹杀了去年春耕运动的胜利。（《把节省运动开展到群众中去》）
红军家属之多莫过于兴国，然而恰恰兴国超过的数目最多，而且事实表现兴国、太雷、长胜、万太以及其他县份在节省和借谷运动中，红军家属都做了群众的模范，他们不断自己大量的节省和借谷，并且积极地参加突击队来担负动员群众的工作。（《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
兴国在热烈动员之下，发动了广大群众的竞赛精神，一个人借几十担以至百余担的很多，并有八十二岁的老妇人节省五十多担，十岁的儿童借谷五担的光荣壮举。（《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
1934年10月，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陈潭秋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任组织部长。
4. 1937年8月，陈潭秋与陈云、杨之华等由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毕，经研究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到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化名徐杰。
1939年5月，陈潭秋由莫斯科奉调回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仍化名徐杰。
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欲借助共产党人的力量发展自己，接受党的“统战”政策，共同执行“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
陈潭秋与党派往新疆工作的毛泽民、林基路、张子意等密切合作，利用《新疆日报》宣传马列主义，利用“新兵营”（共产党领导的军校）培养装甲、炮兵、航空、通讯、医务技术人才，发动新疆各族人民捐献飞机17架，支援抗日前线……
然而，在皖南事变和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盛世才马上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形势陡变。陈潭秋深感苦闷和工作困难：
在盛对我们同志表示不信任的情况下，我长期处下去是不适合的，请中央派一位适当同志来替代我，让我早日东返。（《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治理意见》，1941年11月6日）
至督办（指盛世才）与我个人的关系也冷淡非常，已经有四个月没有见面（从前每月至少见面二次）。每次见面均用病来推延，显然督办在反动势力包围蒙蔽与恐吓之下，日益动摇的对苏对共态度，也在逐渐改变中。（《苏德战争爆发后，新疆形势骤变》，1942年6月8日）
就情形看来，将我们同志全部辞退，已不是可能而是事实了。……我为适应此间特殊环境补充了一篇共产党员的气节问题的材料，在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来加强气节的教育。蒋、盛间妥协的情形究竟如何？盼能有材料供给。（《敢于新疆工作善后处理的准备》，1942年8月下旬电报）
1942年8月初，陈潭秋致电中央，请求撤出我党在新疆全体同志。8日，中央书记处复电，指示除留高登榜等4人外，其余136人，包括陈潭秋在内，均撤回延安。然而，陈潭秋却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请客”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软禁。临行前，陈潭秋指定张子意接替他的工作，向妻子王韵雪交代工作，然后亲吻一下出生两个多月的小儿楚三（纤纤），就上车了。
狱中，反动派动用了各种酷刑和各种形式的逼供，逼迫陈潭秋“脱党”，但他拒不屈从，并进行针锋相对斗争。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秘密杀害，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