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乡村振兴

线装 明·世徳堂刊本

前言

《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管子》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这是三种不同的乡村振兴的程度,孟子重在恒产以定民心,与民同乐;管子重在满足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求,增强综合国力,树立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老子重在恢复道德社会,“民复结绳而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达到小国寡民的最佳状态。

我们古人把宇宙看做一个大钟表,天文观测日月星辰,通过天文观测以修正历法好好农耕。《周易》就是把一年六十四等分了,什么时候干什么,这是定的,孔子的解读是把它引申到到了人文领域里。

乡村振兴既不能以民国乡建做天花板,也不能参考西方发达国家,而我们的最高旨归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答案,都在先秦原典籍里。

图 | 北极星、北斗七星和四象二十八宿

第一部分 关于乡村振兴的四个历史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大历史,这里的大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

中华文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断档的文明,从伏羲将人类带入农耕文明社会起,三皇五帝都是道儒法三家并用治国,治理主要是围绕天文地文人文。

我们古人把宇宙看做一个大钟表,这时候的书籍是没有文字的,叫做结绳记事,也就是“三坟五典九丘八索”,“三坟五典九丘八索”都是大钟表,天文观测日月星辰,通过天文观测以修正历法好好农耕。

黄帝之后,人类从结绳记事进入了文墨记事,文墨记事是在简化结绳记事,通过象形符号来理解天地。夏商周时期的钟表分别是《连山易》、《归藏易》、《周易》,这些大钟表的最原始的意义就是推演天文,最基本的应用就是指导农耕,只是历史时期不同定都地理位置不同,卦序不同,应用原理是一致的。

地文主要是根据天文定地文,比如绘制世界地图、应对自然灾害、指导农业生产等,《山海经》就是最古老的世界地图和被遗忘的远古上古历史。

地文又推动人文,你看诸子百家都在中原文化圈,黄老庄,孔孟荀,管商韩等;你看近代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湖湘学派,从王夫之,到曾国藩,到杨昌济,到毛泽东。这都是地文推动人文。

现代人基本很难理解天地人三才。到了春秋战国,道裂为百,诸子百家各自开出治国良方。法家是最务实的,社会已乱国家治理要用法家。我们推崇的法家是《管子》、《商君书》、《韩非子》。

比如《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

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

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

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

这段话主要的意思是讲国家构成,是一个嵌套结构,上级到下级主要是以五或十的倍数来构建,这些基本的行政单位体系,跟我们今天提省市县乡村,差不多的意思。用现代语境来说《管子》是遵循城乡一体的,城乡一体是常态,是正常的士人管理体系下的社会结构,稳定的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犯了错误一次两次可以警告,三次以上就得接受惩罚还要连坐,举荐人才从下向上不能越级,出任国家官员不能一人多职。举荐、用人、赏、罚目的是都是服务国家管理,这里是德治法治自治,都用上了,目的让大家都遵守国之四维礼义廉耻。

乡村振兴从广义上理解,凡是牵扯到土地改革的内容,都可泛做乡村振兴,所以法家的典籍都是乡村振兴的活教材。比如《商君书》,奖励农耕以富国;激赏军功以强兵;统一治权以理政;移风易俗以正民。

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的土地改革,都可以参考。比如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问题是秦朝以后,所有的土地改革都是补锅行为,只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算是将锅补好,建国和之后的前三十年,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土地革命,它彻底的做到了,实行公有制为主体,“耕者有其田”,“民有恒产”,“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图 | 明·万历 堪舆万国全图

第二个维度,明朝末期之后的近五百年的世界史

近五百年的世界史是一段金融史,是西方发展的真正的历史,他们的知识内容都是来自东方,明朝的金权外包同样输出了各种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力,促使西方快速崛起。这亦是一段不忍直视的历史,中国打盹的五百年。

到了满清,中国内部被满清政府物质精神双重摧残,外部又被西方列强环伺。终于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这种完全不对等的侵略战争。这时候我们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民国才出现了《觉醒时代》,才出现了一大批从事乡村建设的人,这些都可泛称为新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同样是启蒙,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第三个维度,从民国开启的乡村建设一百年

1953年12月的政协会议期间,中央宴请各界参会的知名人士。工商联代表张敬礼恰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坐一桌。当知道他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奠基者之一、“状元公”张謇的侄子后,毛泽东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张謇和卢作孚,就是民国时期涌现出来的乡村建设杰出代表,他俩的共同点是“实业+教育”推进乡村建设,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张謇推行的“地方自治”是从经济文化入手而非政治军事入手来推进区域自治和现代化建设, “謇自前清即矢志为民,以一地自效,苏人士嗤为村落主义”。到晚年张謇常将“地方自治”与“村落主义”相提并论。借以自嘲和自慰,他自嘲的是只能经营一地,而不能把自已的理想主义的地方自治模式推向更广的地区,以至全国。

张謇是谦虚的,“地方自治”就是典型的“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为辅”,属于因地制宜的发展在地文化和区域经济,更是应该值得鼓励的。如果放到今天张謇所做一定是乡村建设的样板。

卢作孚是中国西南最主要的是实业家、社会改革家,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

卢作孚非常有创见,他的思维体系很旷达丰富,因为民生实业做航运,他想的是把长江航运链接并组织成一个整体,统一运营,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等各种统一,既增强了实力,又抗风险,还节约成本,同时还能救活一大批小型的航运公司。可以说今天的航空和高铁,都借鉴了卢作孚的思想。

山西村政建设证明了农村自治完全可行,这是以一省为单位的高度自治,并且维持了近二十年时间,从1917年开始,到抗日战争前,已有相当成绩。这离不开阎锡山的主持。他的兴趣一部分来源于他的留日经历。

图 | 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

在学术上,一般把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称作民国乡建三君子。从三位的著述和足迹来看,梁漱溟和晏阳初都与卢作孚交好,三者互为好友,这应该也是三者被拿来放一起的其中一个原因。

这个时期不管是世界格局还是国内格局综合上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实际上仅仅作为学术上辅助乡村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梁漱溟主要是二十年代末开始,刚开始在广东,后来在河南、山东,他的主要经济支持前期来自李济深,后期来自冯玉祥。梁漱溟和辜鸿铭一样,都能深刻的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但是梁漱溟的天花板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晏阳初是留洋回国做乡村教育的,主要在河北定县,他的经济支持来自美国的基金会,那时候美国明面上支持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撤回台湾而随着就去台湾了,晏阳初的故事是后来包装和演绎的比较多。

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有极大的局限性,文人思考,企业家实业实践,这个时候的一切革新往往是西学东渐,站在对中国人批评为主的立场上思考出路,没有今天的互联网做辅助手段研究历史、也不可能去图书馆查阅所有典籍文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一种精神和能力去反思真正的原因,找到真正的出路。

而实际上,彼时被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文人思考,企业家实业实践,更需要的是“枪杆子武装革命”,需要拥有稳定的政府和国格。只有他做到了,他就是毛主席。从主席早期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可知,他参与乡村建设、组织农会、农民运动等,并没有直接停留在乡村建设,而是参与到武装革命,组织起来,组织广泛的人民群众,乡村的民主势力,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图 |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第四个维度,两个一百年,小康到大同社会

孔子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描述了大同和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的描述中说明了一个问题,春秋之后,中国社会从夏商周的大同社会退化到了小康社会,社会整体滑坡了。这是大部分人理解不了的事情。中国社会演化是不能套用西方的那种社会演化结构的,我们从来没有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认为只有高层级的事物决定低层级的事物。孔子不会说谎,而是在感叹这个现实。

如果继续向下读中国历史便会明白,我们的社会就像《老子》预言的那样,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再向后就是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佞”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站在大历史的维度来看,就是要做修复,按照“佞-法-礼-义-仁-德-道”这个次序逐级修复,让这个世界逐渐恢复成为一个有道有德的社会。这个道德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道德,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最高层级的事物,社会演化的第一推动力根本推动力。
第一个一百年实现的是小康,全民脱贫,基本实现一个礼义社会。从1921年起,第一个百年过去了,我们实现了完全脱贫,我们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第二个一百年要实现大同,共同富裕,也就是实现我们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标是恢复天下为公。道儒法三家并用推动乡村振兴之路,实现道儒法三家同源治国。

在这里做一个补充说明。在本篇中第二个维度并没有特写西方,大家都应该清楚实际上到如今,西方出现明白人,比如塞缪尔·亨廷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文明的冲突》中提出,多文明的全球政治,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
像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重建理论的抨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城市美化运动是一条不归路,只能是各自的相互牺牲。在中国从事城市更新的可以好好读读,从事乡建也可以好好读读,姑且作为城市更新的启蒙,但是不要照猫画虎。
但是我们不清楚他们到底明不明白资本主义(也就是中国古代的重商主义)之路走不长远。我们中国自古就明白这个道理。从西方的多次的经济危机不能应对,以及面对新冠疫情束手无策来看,也证明了确实如此。所以我们本篇对第二纬度不做过多叙述。
我们自己对比一下历史,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时候的乡村建设高度上是仲父大良造公子非,这种丞相级别的人,位于政治高位,与帝王合一做出的全国性的举措。
而民国时期是世界大战,中国内部军阀混战,这时候乡村建设是从知识分子的维度,是从实业家的维度,这在政治势能上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没法比的,在效果和影响力上也是没法比的。
所以今天的乡村振兴一定不能拿民国乡村建设做天花板,民国乡建是近代乡村建设启蒙。国家统一、发展、奔小康这条路是全包含百年乡村建设的。

图 | 云舍村 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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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坚定城乡一体,构建城乡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富裕
《韩非子·五蠹》曰:“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乡村振兴放到大历史进程中来看,就更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势制宜,就不能简单的定义农村的振兴,乡村自己的事儿,因为这从来不是乡村自己的振兴,而是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城乡融合城乡一体才是中国社会常态。
什么时候才有城乡对立的概念?当王权被金权腐蚀,才会出现城乡对立,因为这里面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不一定带动后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近代历史五百年,是中国明朝金权的外流,西方资本的世界,金权统治下,实现了资本的金字塔结构,世界全部都蔓延的是城乡对立概念,或者乡村哺育城市,或者城市反哺乡村。
要想实现乡村振兴最后的路径是回归到正常的士人管理体系下的社会结构,走城乡一体之路,走士农工商之路。所以要想乡村振兴,首先要瓦解城乡二元对立,不能以城市的胜利或者乡村的胜利来论调乡村振兴,而是形成城乡利益共同体。
同时,乡村振兴,恢复城乡一体构建城乡利益共同体不是靠别的,核心是靠政治手段,其它的手段只是辅助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要单拿出春秋战国乡村建设和民国乡村建设来做一下对比说明。这个政治手段的有效性来自国家强大军队强大,国有格军有制。
乡村振兴是所有中国人的乡村振兴,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富裕之路,也只有城乡一体,只有构建城乡利益共同体,只有在士人管理集团领导下,高度统筹大农,大工,大商,做到士农工商的四统一,才能早日彻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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