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宫夜话：张巷大夫桥揭家的渊源及建筑艺术
纵观揭氏家族的历史，不免让人扼腕叹息。这是怎样的一个氏族啊！他们即简单又复杂，即荣耀又多难。可以说，他们是一个与汉族及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氏族。
据《揭氏族谱》载：揭氏祖先史定从西汉协助王恢平定北粤南粤判乱始，中途作为人质留在揭阳做县令，整整二十多年。后南粤属国再次反叛，史定则挚地归汉，在平定南粤北粤的叛乱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从此汉朝在南、北越国正式设立郡县制，南、北越属国正式列入汉朝版图。史定因此被汉武帝授予“安道候”。因觉史定谐音不祥，汉武帝又以揭阳地名赐姓为揭，以作战勇猛赐名为猛，从此史定改姓名为揭猛。揭阳为其世居地，并且赐予金印和丹书铁券，成为揭氏始祖。
蒙元在侵占汉代的战争中对揭阳一带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以致于史料全毁。因无史料记载，一段时间以来，揭阳人一直认为揭阳的历史是从宋代开始。直到现在揭姓宗亲带着族谱到揭阳寻根问祖，在族谱中发现苏过写的“史揭合序”，其中记载了其父亲苏轼与史、揭两个朋友的交往，看了他们各自的族谱。发现两个人的共同祖先都是史定（揭猛），由此认定揭姓始于揭猛，史、揭原为一家。于是有了“史揭合序”，同时也将揭阳的历史前推了一千多年。
元代时为避免元代统治者的报复，揭氏宗族不惜模糊宗源，制造了揭姓三个来源的说法，以致揭徯斯有“霜露凄然之感”，寄希望于后人能够纠正。
至明代，汉人统治。揭氏本应大展愁眉，却又因弘治皇帝梦到击剑巨人刺杀，醒来后由国师觧梦，国师解说是有妖人作乱，“击”、“桔”同音，桔生南方。暗示妖人出于南方，查南方有音近“击”的城市剿灭可破。追査的结果查到南方的揭阳，揭阳又有揭姓为主。于是弘治皇帝秘令当时的揭阳令车汾在一个月内杀光揭姓人。好在车县令英明，认为执行皇帝令则揭氏族人怨；不执行皇帝令则罪责难逃。最后聪明的县令想了一个办法：一方面通知揭氏族人连夜逃亡，同时又动员一个姓万的人家搬家撒离，然后在牢中提出当年待杀人犯杀之，最后在姓万的家里放了一把火，火势延及揭氏撒离一空的十六条巷子。车县令再上书朝庭曰：犯人已杀、火烧万家、全城尽毁。车县令在书中无一谎话，弘治皇帝也得以高枕无忧。只是可怜揭氏族人逃亡至十几个省份，有的甚至到东南亚一带，揭阳则留下了“火烧地”的传说与地名。车汾也因此被百姓立生祠。
在淸代，有史可法奋力抗清。而史揭同源，揭氏家族也只能是继续隐忍。直到清后期才敢正本清源，复归揭氏只来源于史定，史揭同源的真相。
综上可知，揭氏家族在现实的逼迫下形成了自己隐忍的性格。而观大夫桥揭家族谱也发现揭氏宗族也釆取了多元发展，与人为善，隐忍发展的方略。族中有致仕者、务农者、经商者、从军者。经商者有衣业的、有瓷器的、也有经营钱业的。兄弟族人间或明或暗相互支持，相互发展。经商有成者又极力结交仕宦。而且这些他们几乎是只做不张扬。这虽然有清末民初社会混乱的因素，但揭氏命运多舛的因素可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丰城揭氏三十二世孙有揭鹏程又名掲安明，同辈兄弟十一人他排名第十，故又叫揭明十。他爷爷始在贵州铜仁经营衣业，虽然家产不过万贯但却在铜仁搏得极高声望。揭鹏程父亲是长子，可惜在揭鹏程幼时就去世。揭鹏程则跟随唯一的亲叔叔到铜仁读书，很小时就参与经营。长大后则弃儒从贾。由于人聪明能吃苦，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生意排名已达铜仁的前茅。生意有成则走出去广交朋友，所谓门庭多仕宦之流。这个从其在家乡建的房屋也可看出。其在大夫桥揭家同时建的五幢房子中有一幢叫“鹏程别墅”的三层楼房，乡亲们叫做“洋房子”的，就是专门用于接待外来朋友用的。
这五幢房子形成的建筑群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总是感觉与在丰城其它地方看到的古建筑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仅仅只是外表的精雕细凿那么其它地方的古建筑也有，但是巷中的石板地依然是那么整齐平整的则没有见过。进入屋内则可以发现许多的不同，一个是玻璃的大量使用，天井与楼阁玻璃窗户的设计，白铁水漏的设计以及种种建筑五金件的使用，防盗门的设计等等。这些设计已经超出了传统古建筑的设计风格。屋主人也说当时的建筑材料很多来自于外地，系由船运而来，又介绍室内天井自建成以来从未清淤过却也没有堵塞过，屋顶的瓦片也辅设的很厚，几乎没有漏过。屋外的横梁码钉及窗外套都显得很洋气，与传统古建筑也有区别。很显然这个建筑群的设计绝非出自本地而是外来设计。
经访问，此建筑群的建设起始与结束时间大概在1929年至1934年，历时五至六年。主房的二块匾额即徐世昌与张称达写的匾额落款是在1933年，梁启超题写的匾额“復返吾初”注明用的是揭傒斯的“曼硕归故园新居落成”诗中的诗句，没有落时间款。有“×九仁兄雅嘱”款（×字疑似“揭”，本文权作“揭”解）。江树春题写的“鹏程别墅”落款是民国甲戌即1934年。这四个屋内部有门可从内部联通。另外单独一屋的匾额分别是“水木清华”与“庆衍授经”则没有落款。民国丰城代县长熊际可的一块匾额在四幢房子的外围，无时间款识，另一块题在巷门口侧面另一书屋的外围，是1927年题写的，不在五幢建筑群内。
经过查找资料，在1927到1929年间为有钱人设计私宅的事务所主要有两个，就是建筑史上有名的“北梁南刘”。北梁既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南刘则是刘敦桢。梁、林为有钱的私人设计住宅在1928年至1929年，主要是在北京和吉林。刘则要早几年，事务所设在上海。
一开始我将目光投向了刘敦桢，因为他毕竟在偏南方活动。但是经过查证设计方与屋主方的关系，发现双方并没有什么交集。而反过来，屋主揭鹏程虽然主要在贵州铜仁经营，但与北京权贵多有交集。其族侄揭定江于民国己已年（1929）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糸，后又任熊式辉的秘书。而梁思成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至1928年八月在美国学习并与林徽因成婚，1928年9月初至1929年8月在沈阳，1929年8月回北平。其间1929年初在北平照顾及料理梁启超后事。揭定江与梁思成可能存在交集。
再联系徐世昌、梁启超为建筑题写的匾额，可见揭鹏程家族与北平士宦联系紧密。而且梁启超题的匾额上有“揭九仁兄雅嘱”，揭鹏程同辈兄弟有十一人，其排名第十，“揭九”疑为其族兄，从族谱上分析也是在外做生意结交仕宦之人。梁启超死于1929年1月，由此估计房子的设计开始于1928年。而“水木清华”的匾额到底是指园林景色（并无园林建设），还是梁思成所题而避梁启超匾额而不落款呢？也有待考证。
而早在1925年朱启钤得到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一书后，即大量翻印，并送了一本给梁启超，梁启超随即将此书邮寄给在美国的梁思成。梁思成得书后对李诫及其书极为重视，其后其长子取名也是叫梁从诫。得到“营造法式”一书后朱启钤即畴备建立“营造会社”，并于1929年（也有说1930年）正式成立“营造学会”。梁思成、刘敦桢分任法式、文献组主任。因此大胆推论，大夫桥揭家的五幢民国建筑群是由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在建设过程中也许有营造学社的同仁参与其中。
当然大夫桥揭家的五幢民国建筑群的建筑理念也与梁思成、林徽因的建筑理念“实用、牢固、美观”是相符合的。梁思成倡导在建筑中使用五金，这也在该建筑群中有所体现。而一些精细的雕刻设计，又似乎有女性的设计痕迹存在其中。梁思成的弟子回忆：梁思成“十分注意新建筑的实践，对于北京民族宫、美术馆这样较多地应用了大屋顶和古代建筑装饰的建筑，梁思成并不认为他们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发现有些地区、有些农村的住宅采用了中国建筑的横向开间比例，用普通砖砌出少许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他十分高兴地认为这可能是创造民族形式的广阔途径。”这个在建筑群中也有体现。梁思成著《清式营造则例》成书于1934年由林徽因作绪论，书及绪论中的设计理念也与建筑群的设计理念相吻合，由于篇幅太长不便引用。
在村里有一个传说，说是屋子的女主人是“蟒蛇精”转世，洗澡要用楼梯挂起来洗。仔细推敲一下这个传说，其实真相也很简单：就是女主人在那个时候就是洗淋浴，即站着洗澡。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自来水的，要洗淋浴只有将储水桶高高安装，并接下水管。储水桶中的水则要爬楼梯上去加水。村里的用惯了脚盆洗澡的妇女并不能亲眼目睹女主人洗淋浴，看见这些设施就误传为要在楼梯上挂着洗澡，女主人就成了“蟒蛇精”转世了。而从这个传说中我们能得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女主人也是见过世面，习惯了新生活的；二是在女主人住的房子中是装了淋浴设备的。
综合种种迹象，我们初步判断大夫桥揭家的五幢民国建筑群是由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当然这个判断还只能是一种疑似的判断。而真正的判断有待于建筑学家及建筑研究部门来断定。但作为一种观点也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借此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尽快引入有关研究机构和专家进行鉴别工作。为保护和弘扬丰城的文化底蕴尽一份力量。
如果说在汉代揭氏家族的揭猛挚地归汉，为汉朝真正实际统一南北粤立下了汗马功劳，元代的揭徯斯作为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在的大夫桥揭家又为中国建筑界留下了宝贵的实物标本，也为林徽因的粉丝们留下了美丽的传说。
图片：瘦 石
拓片：张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