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明建 || 序一:重因风雅惜——谢天振教授译介学思想的学术意义

序一

重因风雅惜

——谢天振教授译介学思想的学术意义

◎查明建

2020年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知识体系创新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王克非教授邀请我参加翻译学小组。会上有一个议题,就是推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翻译学研究领域具有学术创新性、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大家一致推荐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3月中旬,克非教授来信说,入选的标志性成果需要撰写内容简介,但他联系不上谢老师。其时,谢老师病情危重,已无法接电话、发微信了。我告知了谢老师的病情,克非老师感到很震惊。他问我,那成果简介怎么办,谁来写呢?我说,还是我来写吧。我那时椎间盘突出症复发,整天平卧硬板床,连翻一下身都疼痛难忍,不便再起身去翻阅谢老师的著作。好在我对谢老师的著述和他的翻译学思想非常熟悉,我就静静地躺在床上,回想谢老师的著述内容,总结、提炼。打好腹稿后,服用了2粒止痛药,在电脑里写下:

《译介学》是20年来中国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领域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标志性成果。其学术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首次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作者从翻译文学的性质、地位和归属等方面,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文学与民族创作文学的关系,明确了翻译文学的文学地位,提出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学术命题。

二、对翻译文学史的性质和内涵做了深刻阐述。作者指出,翻译文学史的实质是“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不应仅仅描述文学翻译现象,还应对翻译文学作品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和影响进行分析和评论。翻译文学史应该被看作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文学影响史和文学接受史。

三、运用“创造性叛逆”概念作为观察和分析文学翻译现象的视角,突破了传统的翻译“忠实”观,将翻译活动纳入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既凸显了翻译与译入语文化语境的密切关系,也彰显了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关系发生的第一现场意义。

谢天振教授开创的译介学,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家和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其提出的“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学术命题,有力地开拓了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译介学不仅是对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创新和翻译文学史研究的开拓,同时也从翻译文学角度,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富有学术启迪的研究视角。

《译介学》自1999年问世以来,至今已重印4次,成为翻译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学术著作之一,已被遴选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学术外译立项项目,同时也被劳特里奇(Routlege)、彼得朗(Peter Lang)等海外著名学术出版社列为翻译出版书目。

谢老师去世后,线上线下举办的翻译学和比较文学会议,几乎都会提到谢老师,大家都深有“遍插茱萸少一人”之感,心里都默念:如果谢老师在的话,他一定会来参会的。2020年10月24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院成立,翻译学界很多著名学者都前来出席揭牌仪式暨翻译学高端论坛。第二天,由翻译研究院承办、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会理事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理事会联袂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专门设置了“谢天振先生翻译思想研讨”环节,与会学者以探讨谢天振教授学术思想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思念。

查明建教授主持会议“谢天振先生翻译思想研讨”环节(2020年10月25日)

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思想,有不少学者都撰文评价、阐述过。如果将译介学放置在当代国际翻译学系统中,看它是如何结合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实践,将西方翻译理论本土化,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话语和方法论,其学术意义就更能彰显出来。

20世纪70年代末,在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多元系统论的启发之下,西方翻译界出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赫曼斯(Theo Hermans)等学者对佐哈多元系统论之于翻译研究空间的开拓、翻译研究视野的扩大、翻译研究路径的转换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佐哈的多元系统论并不是专门为翻译研究而提出的理论,翻译学界只是通过其思想而获得启发,继而在翻译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观念、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

巴斯奈特对“文化转向”后新开拓的翻译研究充满期待,她在199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Literature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兴奋地宣称: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不应再从属于比较文学了,比较文学反而应被视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虽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辟了翻译研究新的研究空间和路径,但西方的翻译研究实践却不如人意,以至于巴斯奈特在2006年发表的《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文中,对翻译研究的现状表达了深深的失望,进而认为,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都不能算是独立的学科,而只是跨文化阅读的方式。

谢天振教授是中国大陆最早接触佐哈多元系统论的学者,也是最为持久地沿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路,对翻译研究新理念、新视野、新空间、新课题、新方法不断深入思考的学者。其思考的学术成果,就是一系列关于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文学史的编写、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的论文,最终形成“译介学”的理论框架体系。

译介学为中国翻译界比较顺利地理解和接受翻译研究文化研究学派理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译介学不是就理论而理论,更重要的,是切合了中国文学与翻译文学发展的实际,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阐发了翻译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并由此开拓了具体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研究。

如果巴斯奈特了解以谢天振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学者在翻译学领域持续不断的开拓,了解了中国学者在译介学的指导下所产生的成果,看到这些成果真正体现了“文化转向”的思想,也许就不会感到那样失望了。由此也可看出谢天振教授对国际译学的贡献。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翻译学界热门议题之后,谢天振教授将中国文学外译问题,也纳入到译介学的研究视野当中,而丰富了译介学观照的研究对象,扩大了译介学的研究视野,完成了“从译入到译出”“从中国到世界”的完整的理论构建,使译介学理论具有了完整性、整体性,因而具有了国际译学的理论价值。同时,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到高校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建制之中,做出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贡献。

谢天振教授逝世后,众多学者、好友、学生纷纷撰文追悼。本专刊中的悼念文章,既有谢天振教授老朋友的怀念,也有学术同行的相惜相重,又有弟子门生对他培养、教诲之恩的感激,其背后,体现的是对他学术思想的推崇,对他学术精神的敬重。“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这是钱锺书先生挽陈石遗先生的诗句,也是我们深深怀念和感念谢天振教授的原因。

◎查明建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副校长

zhamingjian163@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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