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困境”方法
从2000年至今，以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主导了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斯金纳将英国哲学家奥斯丁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应用到思想史分析中，认为思想家撰写的文本实质上是以言取效（illocutionary effect）的政治行动。在斯金纳看来，文本是思想家在特定政治背景下为解决特定的政治问题、为特定的意图而使用特定的语言进行的政治发声。由于文本是在特定时空中进行的针对性政治活动，因此剑桥学派否定了思想中存在“永恒的问题”，或者跨越时空的“思想传统”。然而，在过去10年间，这种否定思想“传统”的研究方法遭到了严重挑战。以美国学者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为代表的思想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与澳大利亚学者伊恩·霍尔（Ian Hall）等人开展广泛合作，开始在《国际关系》《欧洲共同市场研究》《国际历史评论》期刊上发表了多个专刊，试图重新恢复“传统”在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方法领域的重要地位，并挖掘这种方法更广泛的价值。
传统—困境方法
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贝维尔因其《观念史的逻辑》成为思想史领域的顶尖学者，但近些年来开始转向国际关系领域，并与该领域学者开展广泛合作，以推广应用其 “传统—困境”方法。在贝维尔看来，“传统—困境”方法的核心是重新关注剑桥学派所摒弃的“传统”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传统”塑造了思想家的思想。一位思想家在其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受到特定思想传统的影响，如经由思想家的父母、老师、同事等途径受到影响。“传统”是一整套“继承的信念网”（inherited web of beliefs），即受特定传统影响的思想家，会继承该传统内特定的信念。贝维尔认为，在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思想家既可能受一种传统的影响，也可能受多个传统的影响。第二，传统会遇到“困境”的挑战。思想家虽然成长于传统之中，接受了特定的信念体系，但是这些信念体系会遇到挑战。此类挑战可能是一种新的思潮或理论，也可能是重大的现实变化。第三，面对困境，思想家需要调试自己的信念，以应对这些困境。此时，思想家既可能对传统进行部分修正，也可能回归到更原教旨的传统，还有可能背离原有的传统。
在贝维尔看来，“传统—困境”方法和以往强调传统方法的最大不同，是该方法可以追踪思想家思想的发展，解释他们思想出现的变化。此外，由于“传统—困境”方法可以测量思想家发展或背离特定传统的人数，因此还可以解释传统是如何延续与变迁的。
应用于西方思想史研究
使用贝维尔“传统—困境”方法研究西方国际思想史的有两个典型案例。一是在《国际历史评论》组织的专刊中，学者们使用该方法来解释多个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与发展。例如。在对社会主义思想家科尔（G. D. H. Cole）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早年受乌托邦社会主义、法国工团主义等传统的影响，科尔形成了独特的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在经历了大萧条、法西斯的崛起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困境后，科尔逐渐发展出了强调国家作用和国家之间进行经济计划协作的“国际功能主义”。还有学者审视了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哈耶克早年受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颇深。在面对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等国际政治的困境时，哈耶克非但没有放弃原有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念，反而发展出更为强烈的强调市场和自由的国际思想。还有学者研究了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国际思想，认为罗素早年是一个同时受激进主义和现实主义影响的思想家。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核武器困境时，罗素要求裁军、放弃核武器的激进主义色彩变得更为浓厚。
二是霍尔使用该方法考察战后英国国际思想的著作——《衰落的困境：英国知识分子与世界政治1945—1975》。该著作考察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辉格主义、激进主义五个思想传统在战后的演变。例如，在对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考察中，霍尔认为以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未在英国获得广泛影响力，倒是二战后美国的现实主义传播到英国，使现实主义传统在英国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力。对自由主义传统而言，二战后以齐默恩、汤因比、塞西尔勋爵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不仅寿命长，著述颇丰，在晚期仍然活跃，而且形成了“大学—智库—媒体”的三角联盟，这些因素保证了自由主义传统的“持续”。霍尔还考察了以巴特菲尔德、怀特为代表的辉格传统，认为这些学者在战后发展了关注国家间制度的思想传统。
应用于外交政策分析
在使用“传统—困境”方法研究西方国际思想史的同时，贝维尔及其合作者也在试图把模型应用于外交政策分析。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贝维尔在《欧洲共同市场研究》组织的专刊。例如，在该专刊中，有学者专门使用“传统—困境”方法来解释英国“疑欧主义”在当代英国政治的发展。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前，其国内本来就有强烈的疑欧主义传统，认为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崇尚分权与议会民主，而欧共体则由大陆国家组成，强调集权与行政管理。随着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以及欧共体一体化在金融、防务等领域的深入，导致英国的疑欧主义传统遇到了困境，原有信念遭遇严重挑战。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党政治家，重新发展出强硬的疑欧主义信念，否定了欧共体是英国经济未来的信念。撒切尔夫人还影响了当时一大批刚刚进入英国政坛的年轻议员，使他们后来成长为英国保守党内部的疑欧中坚势力，复兴壮大了原来的“疑欧主义”传统，并开始推动英国退出欧盟。
再比如，有学者用“传统—困境”方法解释“盎格鲁文化圈”或“英语国家联合”（Anglosphere）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的复兴。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前，英国因为帝国历史、文化传播等因素形成了强调“英语国家联合”的传统，认为讲英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是英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但是，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这种英语国家联合思想受到了巨大冲击，陷入了困境。当时不少成长在“英语国家联合”思想传统中的政治家，如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都试图复兴这种传统。随着2009年欧洲经济陷入衰退，以约翰逊为代表的政治人物又开始要求大力发展和英语国家的联系，恢复原有的“英语国家联合”的传统。在他们看来，英国倒向欧共体（欧盟）是“背叛”了原有的传统，只有恢复这种对外政策传统，才能获得长期的繁荣与安全。
贝维尔等人不仅将“传统—困境”方法引入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对剑桥学派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巨大挑战，而且开始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引起广泛注意。当然，贝维尔推动的“传统—困境”方法能否成为一种生命力强大的分析传统、是否会遇到剑桥学派成员批评的困境，以及面对困境时该传统能否发展得更强大，仍然有待观察。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