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我生来如羔羊般温顺，却反对任何告诫 / 开普饭

今天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1877.7.2—1962.8.9）的忌辰。
本文节选自黑塞的散文《我的传略》。他以抒情的笔调对自己与世界进行了一场真挚的解剖，至今仍能启发彷徨中的我们。

Fryderyk Oskar Schuster - Maribel

在新时代的末年，中世纪即将复活之前，在爱神的光芒的照耀和保护下我来到了人世。我诞生在七月一个温暖的将近黄昏的时刻。我出生时的温度正是我毕生所本能地喜爱和追求的，缺少了它，我定会感到痛苦。我不能在寒冷的国度里生活，我一生中凡是自愿的旅行都是朝南的。我是虔诚的双亲的儿子，我温顺地爱他们，倘若人们没有老早教会我第四诫，我会更温顺地爱他们。但是告诫往往对我有不幸的影响，尽管它非常正确又非常的怀有善意——我是生来像羔羊般温顺，又像肥皂泡那么易于操纵，却反对任何形式的告诫，尤其在青年时代，这种告诫总引起我倔强的反抗。我只要一听到“你应该怎样怎样”就立即转过身子，变得顽固不化。

人们可以想象，这种个性在我的学生时代给予我多么巨大的不利影响了。老师们确实教我们学习了那有趣的、称之为世界史的课程，告诉我们世界是由某一些人统治、支配和改变的，这些人制订自己的法律以区别过去遗留下来的法律；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值得崇敬的。但是这个课程也像全部其他课程一样都是欺骗人的，因为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不管出于好意或恶意，敢于反对某一项告诫，或者仅仅是反对某一种愚蠢的习惯或什么正在时兴的事情，那么他不但得不到尊敬，成不了模范，还要受到惩罚和嘲笑，甚至被那些极怯懦的教师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很幸运早在学生时代开始之前就已经学到对于生活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我有清醒的、细致的和温柔的感觉。凭着这些感觉，我得以汲取许多乐趣，即使当我后来受到形而上学的吸引，无可救药地陷入其中时，甚至当我的意识受到抑制和疏忽时，那种细腻地形成的感受能力，也即是和人们的视、听有关的能力，也总能忠实地在我身上保存下来，以致使那些看来十分抽象的东西，也总是生动地活跃在我的思想世界中。

正如我刚才所说，早在我开始学生时代的多年以前，我就已经掌握人生必需的那种知识了。我熟悉我们的家园故土，熟悉那些鸡舍、树林、果园以及手工业作坊，我认识树木、鸟类和蝴蝶，我会唱歌，会吹口哨以及其他许多对于人生有价值的事情。现在又加上了学校的知识，它们让我觉得津津有味。尤其是拉丁语让我感到了真正的兴趣，我早年用拉丁文写诗就像用德文写诗一般。

而我说谎和外交的本领却要归功于第二学年的一位教师和一个职员，他们带给我这种能力。那时候由于我的天真开朗和轻信别人对人对己都造成了不幸。这两位教育者成功地对我进行开导，因为他们并不想从同学们身上找寻诚实和热爱真理的品性。他们把班上发生的一件实际上毫不重要的恶事硬栽在我头上，而我是完全无辜的。当他们没有能够逼我承认自己是肇事者时，他们就把一件小事拿到整个班上审判。他们确实没有用拷问和殴打取得预期的供认，却使我丧失了对一切师道尊严的信仰。

感谢上帝，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也学会了认识真正值得尊敬的教师，但是发生了这种伤害之后，使我不仅和学校教师们的关系，而且和一切权威人士的关系全都变得苦恼和不正常了。总的说来，我在最初的七八个学年中是一个好学生，至少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的。直到那些斗争开始（这是无法避免的，也由于我的个性关系），我和学校当局的冲突才越来越多。待我真正了解这些斗争的含意，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当时的情况很简单，他们违反我的意志，把我卷了进去，好象发生了什么可怕的灾难。

事实上，我从十三岁开始就明白自己要不是成为诗人，那就什么也当不成。但是针对这一明确的看法却逐渐产生了另一种令人痛苦的认识。人们可以当教员、牧师、医生、工匠、商人、邮政人员，也可以当音乐家、画家或者建筑师，世界为这一切职业铺平了道路，提供了先决条件，也就是有学校为全部初学者启蒙。只有诗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世界允许人们成为诗人，甚至当一个诗人得到成就和名气之后，给予他高度荣誉，可惜大多数人都是壮志未酬而身先死。我不久就觉察到自己要成为诗人是不可能的，连这样的愿望也是可笑和可耻的。我也很快从现实情况中学习到，只有诗人才是诗人，而不可能学着当诗人。

此外，我对文艺的爱好和个人的文学才能引起了教师们的怀疑，因而导致猜疑、嘲笑，甚至经常受到极端的侮辱。诗人的命运和英雄的命运完全同样，就像一切强壮、美丽、勇敢和不平凡的人物和业绩一样，他们在历史上是极壮丽的，所有的教科书对他们交口赞美，但在当前、在现实中，他们却遭到憎恨，大概这些教师受雇佣和训练，恰恰就是因为要他们尽力去阻碍出色的自由人物的成长，阻碍伟大的光辉业绩的产生吧。

因此，我在我和我的远大目标之间所看到的只是深渊而已。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得不确切，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仅存一个事实：我要成为一个诗人，不管是难是易，都要受到嘲讽和赞美。这一决心的形成——倒不如说这一命运——导致了下述结果：

我十三岁那年，那场冲突刚开始不久，我的行为使我不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都希望把我放逐到另一个城市的一所拉丁语学校去。一年之后我成了一所神学校的学生，学习写希伯莱语字母，而当我几乎已经掌握何谓dagesch forte implicitum之意时，突然心血来潮，逃离了神学校，结果受到严厉的禁闭和开除学籍的处罚。

后来我到一所普通中学用功了一段时间，使我的学业有所进步，可是我在那里的结果也仅仅是禁闭和开除学籍。接着在一家商店当了三天学徒，随后又私自逃走，让双亲因我的失踪而担了几天几夜的心。接下来我给父亲当了半年助手，又在一家机械工厂和一家钟表工厂当了一年半学徒工。

总之，四年多的时间中我的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都是该倒霉的，没有学校愿意收留我，没有一门学业能坚持到底。任何一种把我培养成材的尝试，结果总归是失败，发生了一次次耻辱和丑闻，到头来不是逃走就是被开除，然而不论在何处，人们都承认我很有天才，甚至不得不说我有一定程度的诚实愿望。我始终不大勤奋，总是怀着那种羡慕高贵的惰性，但是我永远不会成为他们中的能手。我从十五岁开始，当我无学校可进时，就一心一意地自修。我很幸运和快乐，因为在我父亲的屋子里有祖父的丰富藏书，整个大厅里全是古老的书籍，其中也有十八世纪的全部德国文学和哲学书籍。在我十六岁和二十岁之间，不仅在大量纸张上写满了我最初的诗歌习作，而且也在那几年中读完了一半的世界文学，还顽强地钻研艺术史、语言和哲学，收获之丰富绝不亚于正规的课堂学习。

后来为了能够独立谋生，我成了书商。我和书籍的关系比起与老虎钳和齿轮的关系要好得多，我当机械工人真是受折磨。最初一段时间我游弋于那些新的、最新的文学书籍的海洋中，那高涨的潮水，几乎令我心醉神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很自然地发觉，一个人的思想只停留在当代，停留在新的、最新的书籍之中，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是无益的，只会使精神生活贫乏，只有和过去的事、历史、古老的以及原始的事维持经常联系才可能存在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我在第一阶段的满足之后，便渴望从新书的汪洋大海中回到古代去，因而我又从新书店转移到旧书铺去。不过职业对于我只是混日子而已，所以总不能维持长久。我二十六岁取得第一批文学成果时，我就放弃了那个职业。

经历了如此众多的风暴和牺牲，现在我终于达到了目的：我居然成了诗人。原先这好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是我同世界进行了长期的坚韧斗争所得的胜利。我在学校年代和成长岁月里的种种灾难，常常几乎使我濒于毁灭，现在都已成为过去，可以一笑置之，连那些曾认为我无可救药的亲戚和朋友，现在也朝我亲切微笑了。尽管我干的是最愚蠢和最无价值的事，我还是胜利了，而且看到别人也像我自己那样为我的成功而兴高采烈。直到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年来始终生活在何等可怕的孤独、禁欲和危险之中，受尊重的温暖气氛使我舒适，我开始成为一个满足的人了。

于是我的表面生活有一段时间过得很美好，又平静又舒适。我有妻子、儿女、房屋和花园。我写作，被认为是一个可爱的诗人，和世人和平相处。一九〇五年，我协助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以反对威廉二世政权为主要目标，而我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政治目的。我愉快地游历了瑞士、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印度。世上一切似乎都有条不紊。

一九一四年那个夏季来临了，我忽然看到里里外外完全改变了。我发现，一直美好幸福的生活竟建立在不安全的土地上，因此现在开始往下坡走，开始发生巨大的动荡。这个所谓的伟大时代诞生了，我不能说，别人比我对这个大时代更有准备，对待得更恰当、更好。当时我和别人的区别仅仅是我对此缺乏伟大的温情，而别人却那么满怀热情。因而我再度成了问题，和周围世界产生了矛盾，我得再一次进学校学习，我必须再一次以自己为满足，而忘却周围世界，正是这一次经验，我才跨过门槛进入了生活。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次小小的经历。为了适应已经变化的世界，我想方设法要当一个志愿者，这完全符合我当时的情况。那时我为寻求一种可能性，去拜访了一所规模很大的军医院。我在那所伤兵医院里认识了一位老小姐，她过去在富裕家庭里过一种悠闲的生活，现在却当了护士。她十分激动地告诉我，她居然得以经历这个伟大时代，真是高兴和自豪。我很理解，像她这样的女士是会需要战争的，战争可以让她从懒惰的、完全自私自利的老处女生活中走出来，过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生活。但是当她向我陈述她的幸福时，走廊里躺满了包扎着绷带、身体弯曲的伤兵，病房之间躺满了折手断脚和垂死的人，令我心痛如绞。我很理解这位老小姐的热情，却不能分享，更不能赞同。倘若需要十个受伤者才能产生出这么一位热情的护士，那么为这位女士的幸福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

不，我绝不能分享这个大时代的快乐，于是我从战争刚一开始就饱尝苦恼，数年来我绝望地抵御着显然来自外界、降自上天的不幸，而这时我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对于这同一种不幸却好像充满了愉快的狂热。我读着作家们写的报刊评论，教授们写的号召书以及著名诗人们在书房里炮制的战争诗篇，他们都为战争祝福，这使我变得更为痛苦了。

一九一五年的一天，我公开说出了关于这场灾难的认识，而且表示遗憾，因为连那些所谓有知识的人也不知所措，只晓得宣扬憎恨，传播谎言，还赞颂这场巨大的灾难。我这些相当谨慎小心的控诉引起的后果是，我在自己祖国的报刊上被宣布为叛徒。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尽管我和新闻界接触很多，但是这种为大多数人排斥的情况，过去却从未经历过。在我的家乡，有二十家报纸转载了那篇抨击我的文章，而我的所有朋友中——我相信许多人和报界有关系——只有两个人敢于为我辩护。有些老朋友通知我说，过去他们在胸前豢养了毒蛇，今后将把赤诚之心奉献给皇上和帝国，再也不受我的堕落论调欺骗。诽谤我的匿名信纷纷寄来，而出版商也通知我说，一个具有如此可鄙意识的作家是他们所完全不需要的。在这么众多信件中，我还看到了一件过去从未见识过的小小工艺品，那是一个小小的圆印章，上面刻着：上帝惩罚英国吧！

人们以为我对这种谬误定然会付之一笑。可是我笑不出来。这一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是我生平中第二次巨大变化的结果。

人们记得我的第一次变化是我决心让自己成为诗人的片刻。此刻之前一直是模范学生黑塞，此刻之后成了一个坏学生，他受惩罚，被开除，他到哪儿都闯祸，害得自己和双亲忧心忡忡——一切只因为他在这个世界里，不论过去或者现在，他都感觉不到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现在，同样的情况在战争年代又重演了。我再度看到自己同一直和平相处得好好的世界发生了矛盾。一切似乎又沦于失败，我又变得孤独和痛苦，我所讲的和写的一切又被别人满怀敌意地误解了。在现实和我认为是希望、理性和善良的事物之间，我又看见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一回我不能再逃避反省了。没多久我就痛苦地发觉，要解脱令我烦恼的罪责不能求诸外界，只能依靠自己。因为我确实了解，无论人或神都没有权利责备这整个世界的疯狂和野蛮，尤其是我，更无权利。倘若我对抗这整个世界的潮流，那么必然会首先引起我自身的各种各样紊乱。显而易见，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场大紊乱。可是清理这种紊乱，并寻求整顿，却不是愉快的事。因为首先明摆着一件事实：我和整个世界都曾生活于其中的美好和平，现在不仅要我付出过高的代价，而且也像世界的表面和平一样早就腐败变质了。我曾相信，由于青年时代的艰苦奋斗，我在社会上获得地位，并且已经是一位诗人了。其间我因成功和顺境的正常影响，曾经非常满足和懒散，而当我仔细观察时，我发现诗人和通俗作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我的好时光消逝了，现在正面临逆境，而它却往往是良好和有活力的学校，现在处处是忧患，我因而学习了很多很多，懂得世界上的矛盾冲突应该听其自然进行，也才能够在全部的混乱和罪行中从事自己的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就是我留给读者的许多文章。我总暗暗抱着希望，随着时间的消逝，希望我的民族，虽然不是全体，却有很多很多觉醒的和有责任感的个人会作出相似的检查。除了谴责和谩骂可恶的战争、可恶的敌人和可恶的革命，还要由成千上万颗心提出问题：我是如何参与罪行的？我还能变成无罪吗？要是人人都能认识自己的烦恼和罪过，并且与之一刀两断，而不是只在别人身上寻找罪过，那么他们随时随地就能变成无罪的。

当这种新的变化在我的著作和生活中开始表现出来时，我的许多朋友都大摇其头，许多人甚至抛弃了我。伴随我的变化接踵而来的生活景象是，我丧失了我的房屋、我的家庭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和舒适之物。那个时期里，我每天和过去告别，而且每天都惊讶自己居然还能够忍受下去，还总是活着，同时还总是在这种罕见的生活中爱着一些什么。然而这种生活对我似乎只是带来痛苦、绝望和损失。

此外，我还要补充一个情况：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也像是有神灵保佑而福星高照似的。当我由于烦恼而感到十分孤独，直至变化开始之后，我时刻感觉自己命运不济，我诅咒烦恼，却为烦恼所支配，但它同时也成为我抵御外界的甲胄和铁罩。我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可怖的充满间谍行为、行贿技巧和投机艺术的政治环境里度过了战争的岁月。当时这种环境只存在于地球上极少数地方，那就是伯尔尼，这里成了德国、中立国和敌对国三方的外交中心。这个城市转眼之间变得人口过密，而且来的全都是道道地地的外交官、政治掮客、间谍、新闻记者、囤积者和奸商。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我和许多国家、甚至和敌对国家的很多人交往，由间谍和反间谍、密探、阴谋、政治的和个人的事业所织成的网紧紧包围着我，而我在那几年中对这一切竟浑然不觉！我被偷听、被监视、被侦探，有时候被怀疑是敌人，有时候被看作中立者，有时候又被看成同胞，而我自己却全然不觉，很久之后才从各方面听说这些情况，我自己也纳罕，竟能安然无恙地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不过这些都已成为往事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我的变化以及我那已达考验的顶点的烦恼也结束了。这些烦恼同战争以及世界的命运再也不相干。德国战败了，其实我们在国外的人两年来早就预料会有这个结局，所以此刻毫不惊讶。我完全沉湎于自己内心和个人的命运之中，尽管我往往觉得这好像和一切人的命运都有关。我在自己身上重又看到了世界上一切战争和谋杀欲，看到了一切轻狂，一切粗俗的享乐，一切胆小怯懦，于是首先就丧失了对自己的尊重，然后又失去了鄙视自己的能力，我除了静候这场大混乱收场之外，别无他法。我常常满怀希望，常常又濒于绝望，我在混乱的对面又重新找到了自然和纯洁。每一个觉醒的人，真正觉醒了的人都要一次或多次穿过荒野走这条狭窄的小路——何必对别人谈这些话呢，恐怕是多此一举。

当朋友们对我不忠实时，我时常感到悲伤，却不是愤怒，并常常因而更坚信自己所走的道路。而我这些从前的朋友也完全有理由说，我从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诗人，现在则因自己的问题变得简直让人受不了。当时我早就不去考虑什么艺术趣味、什么个人性格等等问题了，那时我认为没有一个人理解我讲的话。

朋友们责备我，说我的作品丧失了优美与和谐，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我只感到这些话可笑——对于一个判处了死刑的人，对于一个为生活而奔波于断垣残壁之间的人有什么优美和谐可讲呢？难道我已背叛了自己毕生的信念，根本就不是诗人了吗？难道我从事的全部美学活动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是呢？连这个问题也是无关紧要的。我在这次地狱之行的征途中所见到的大多是欺骗和无价值之物，也许这也是我的职务和才能所形成的错觉吧！当然，这也是微不足道的！而我曾经满怀虚荣和天真喜悦看作是自己使命的东西，也不复存在了。我看到更能挽救我的使命，早就不再是在诗歌、哲学或者任何其他专门史的范畴之内，它们只是给我心中留下了若干真正富于生命力的和强大的东西，它们只是绝对忠实地保存了我还觉得有生气的若干东西。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上帝。——几年之后，当这种高度紧张和危险的时期过去之后，再看这一切便全然不同了，因为当时的内容和名称已经完全无意义，前天还是神圣的事，今天听来已经变得几近滑稽可笑了。

自从大战引起的那次变化以后，我对自己的诗人地位以及对文学工作价值的信念都连根拔起了。写作不再带给我真正的欢乐。但是一个人终究需要有欢乐的，我无论怎么困难也要求得到一点欢乐。我可以放弃生活中和世界上的一切正义和理性，我看得很清楚，没有这些抽象的东西世界也同样优美，但是我不能放弃一点点欢乐，相反我还要追求这一点点欢乐，它在我心中点燃起那一朵小小的火焰，给予我信心，使我想到从这朵小小的火焰里再重新创造世界。我常常从一瓶葡萄酒中寻找我的欢乐、我的梦幻和我遗忘的东西，它常常给予我很大的帮助，真应该赞美它。不过这是远远不够的。

你看，有一天我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欢乐。我已经四十岁了，却突然开始学画。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或者将成为一个画家。但是绘画本身是一件美妙的事，它能使你更为快乐，更有耐性。绘画不像写字会沾一手黑墨水，倒是会沾上了红色和蓝色。我学习绘画也使许多朋友不高兴。我不予理睬——事情总是这样，但凡我做了一些自己感到需要的、幸福的和美好的事情，这些人总要不高兴。他们希望别人永远是原来的面貌，不允许有丝毫改变。可是我不接受，只要自己感到需要，我会常常改变自己的。

也有人对我作另一种责备，似乎也十分正确。他们指责我缺乏现实的感觉。他们说我写的诗、作的画都不符合现实。我写书的时候常常忘记有教养的读者对一本正确的书提出的一切要求，而且不尊重现实。我觉得现实最不需要人们充分去注意，因为现实存在自身就够麻烦的了，而要求我们注意和思虑更美好和更必要的事情，才是永远客观存在的。人们生活于现实中永远不可能满意，如同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崇拜和尊敬现实一般，因为现实是一种偶然性，是生命的垃圾。对于这种可怜的、令人失望和荒芜的现实，我们除了否定它之外，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我们显示了我们比这种现实更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