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晚期律诗的艺术特点

杜诗论述

代婷婷

杜甫是唐代律诗的集大成者,采用“以古入律”的写作手法,将“古之比兴”与“今之声律”进行了完美结合,使律诗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沉郁顿挫”,但在这种主体风格以外,还闪现着其他多种风格。同时,杜甫写诗用情至深,被后人称作“情圣”。本文从“以古入律”的写作手法,“沉郁顿挫”以外的多种艺术风格,“情圣”——至深的情感三方面,对杜甫晚年的律诗进行研究。

一、“以古入律”的写作手法

“以古为律”是中唐诗人提出的一个诗学思想,也是中唐律诗发展的一种倾向。独孤及在《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以古为律”有过明确表述。他认为皇甫冉“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其诗歌融合了古体的“比兴”和近体的“声律”,这是“以古为律”的一种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以古为律”是“古之比兴”与“今之声律”的完美结合。

在唐代,比兴不仅仅是一种含蓄的表现手法,更多的是指一种源自《诗经》的关怀现实的创作精神。杜甫认为比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法,更是一种关怀现实的创作精神。他对比兴的认识体现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①

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后示官吏作》这两首诗并没有采用比兴的手法,杜甫认为这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实质上就是白居易所提出的“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同义语,主要着眼于元结诗中关心社稷民生的比兴精神。可见杜甫的比兴观念是要求诗人直面现实,关注社稷苍生,要求诗歌有美刺讽喻的功能。希望当时的诗人们向元结看齐,多反映人民的疾苦。

虽然“以古入律”的诗学思想是在中唐时提出,实际上是继承了杜甫以律诗写时事,强调律诗的讽喻功能的基础之上。杜甫晚年已经自觉地将“以古入律”的诗学思想运用到自己的律诗创作中。

安史之乱之前,杜甫的律诗和盛唐其他诗人一样,主要表现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等题材。如《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稜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诗人刻画细致,维妙逼真,虚实结合,将自己的豪情壮志寓于胡马的骁腾,但终究只是个人怀抱的一种抒发。《夜宴左氏庄》“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饮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全诗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幽、恬淡,感情平和中有跌宕,豪迈中有洒脱。这两首诗写于诗人游历齐赵,飞鹰走狗,裘马清狂的一段时期,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快意诚然是快意,豪情纵然是豪情,却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天宝后期,杜甫用律诗表现时事,这是律诗艺术的一个重大变化。杜甫用律诗反映时事,正体现了杜甫对诗歌比兴精神的追求。通过杜甫早期和晚期的登楼诗的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倾向。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杜甫早期的一首登楼诗。

《登兖州城楼》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岳,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这首诗是杜甫第一次游齐赵时所作,首联交代了写作背景,因这时杜甫的父亲做兖州司马,他第一次来省亲,故曰“趋庭”,“初”。颔联用工整的格律描绘出纵目所见的远景,“连”“入”二字将广阔的天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颈联和尾联则由纵目所见的古迹,引发出踌躇惆怅之情。这首诗是杜甫现存最早的一首五律,因结构严谨,格律工稳,前人多取以为式,但他的这种惆怅是一种凭高怀古的惆怅,是文人士子普遍具有的一种历史情怀。再来看杜甫晚年的一首登楼诗。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五言律诗写于诗人逝世前一年,即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当时杜甫沿江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来到岳州(今属湖南)。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诗人发出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飘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挥笔写下这首含蕴着浩然胸怀和博大痛苦的名篇。

首联也是交代了写作背景,早闻洞庭盛名,然而到幕年才实现目睹名湖的愿望,表面看有初登岳阳楼之喜悦,其实意在抒发早年抱负至今未能实现之情。颔联写登楼所见,极力形容洞庭湖的浩瀚无边。前两联的写法和《登兖州城楼》相似,但是后两联却展示出两者的不同之处。前者登高怀古,引发惆怅之感,多少带有“为赋新诗强说愁”之嫌,但后者由登楼直接引起个人身世之感,是诗人的切身之痛。杜甫此时疾病缠身,患有肺病和风痹,后来右臂偏枯,左耳聋了,牙齿半落。诗人漂泊外乡,亲朋音信全无,在精神上又是多么的孤寂无助。“老病”二字,兼示身体和精神上疲病,承担了诗人多么沉重的叹息。诗人在尾联中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意境深远。“戎马”是指大历三年(768)秋,吐蕃侵扰灵武,京师戒严;朝廷命郭子仪率兵五万至奉天,以备吐蕃。但吐蕃连岁入寇,朝廷力不能拒,使郭子仪以朔方兵镇邠洲。可见当时京师北面边防紧张。诗人为何“凭轩涕泗流”?为的是个人的困境,百姓的流离,国家的危难。遂将个人身世之感和忧国伤时的怀抱结合起来,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贯穿其中。

还有一些律诗则直接以历史事件作为内容进行描写,感世伤世。如《秋笛》《王命》《征夫》《诸将五首》等。还用五律写了大量的咏物诗,如《鹦鹉》、《孤雁》、《鸥》、《猿》、《麂》、《鸡》、《黄鱼》、《白小》等诗托寓现实,表达了对弱小百姓被鱼肉之苦难的无限同情及对归隐山林脱离苦难生活的向往。这使得律诗继承了汉魏古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是“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的具体表现。

二、“沉郁顿挫”以外的多种艺术风格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适用于不同的题材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但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四字本是杜甫在《进<雕赋>表》中所说,后来人们普遍用来概括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杜诗艺术风格的“沉郁顿挫”,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从内容上说是博大、深沉、厚重,从艺术上说是凝练、浑厚、老成。这种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是时代使然,另一方面也与杜甫的个人修养有关。生活在一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再加上本身从小受到的儒家入世思想的教育,诗人不得不在忧国忧民中感世伤世,有喷薄欲出之势而不能畅快一吐,因而低回抑扬,于深沉中见遒劲。这种风格在杜甫晚年漂泊西南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他期间写了481首五律,125首七律,107首七绝和31首五绝。他把律诗的题材的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一些伤时感世的律诗写的凝练浑厚,最能表现这种风格,关于这一点前人论述较多,并得到一致看法。当然,沉郁顿挫只是就杜诗主体风格而言,作为一代大家,杜甫诗歌风格并不偏执一隅,而是多种多样。杜诗还具有委婉、平淡、豪放等风格。杜甫卜居在成都草堂时,做了大量的类似于山水田园式的诗歌,与以往的政治诗大不相同,没有那种声韵铿锵,抑扬缓急,而是像流水一样细细流淌,用委婉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伟大诗人人情化的一面,有时可以称之为脆弱的一面。

《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诗人经过四年的流亡生活,从同州经由绵州,来到了这不曾遭到战乱骚扰的、暂时还保持安静的西南富庶之乡成都郊外浣花溪畔。他依靠亲友故旧的资助而辛苦经营的草堂已经初具规模;饱经离乡背井的苦楚、备尝颠沛流离的艰虞的诗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时值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一派恬静幽雅的田园景象,诗人愉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事事幽”总领全诗,向我们展示一幅幽静的画面。梁间燕子,自去自来,水中白鸥,相亲相近。没有战争,没有压榨,呈现在诗人面前的是一幅没有被世俗污染的自然画面,一片祥和。从诗人眼里看来,燕子也罢,鸥鸟也罢,都有一种忘机不疑、乐群适性的意趣。物情如此幽静,人事的幽趣尤其使诗人惬心快意:老妻画纸为棋局的痴情憨态,望而可亲;稚子敲针做钓钩的天真无邪,弥觉可爱。经历长期离乱之后,重新获得家室儿女之乐,诗人怎么不感到欣喜和满足呢?看前三联,诗人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张令人惬意的图景,无异于山水田园诗的那种静美。然而,事实真的就这样如意么?尾联“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一方面表现了诗人的喜幸之情,惟求果腹而已,别无他求。而骨子里正包藏着不少悲苦之情。曰“但有”,就不能保证必有,杜甫确实没有忘记,自己眼前优游闲适的生活,是建筑在“故人供禄米”的基础之上的。一旦禄米发生了问题,一切就都谈不到了。全家的生活似乎系在一根细细的风筝线上,而自己却不是掌握线轴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无妨说,这结末两句,与其说是幸词,倒毋宁说是苦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乱世中想求简单生存尚不可得的普通百姓的悲哀。

有的律诗则一改低回抑扬的婉转,而是直抒胸臆,疏放不羁。

《狂夫》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绦娟娟静,雨邑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这首七律作于杜甫客居成都时。从题目《狂夫》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喷薄而出。一个曾以“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来规劝李白不要太任性,应该收敛一些的伟大诗人,为何这时却也要“狂”起来了呢?

首联点出了自己草堂的位置在“万里桥西”,“即沧浪”三字,暗寓《孟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句意,逗起下文疏狂之意。“即”字表示出知足的意味,“岂其食鱼,必河之鲂”,有此清潭,又何必“沧浪”呢。天下之大,而诗人得一草堂心意以足。“万里”、“百花”这类字面,使诗篇一开头就不落寒俭之态,为下文写“狂”预作铺垫。颔联写草堂周围景色,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斜风细雨,光景别饶情趣:翠竹轻摇,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明净悦目;细雨出落得荷花格外娇艳,而微风吹送,清香可闻。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令人陶然。然而与此并不那么和谐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断绝,他一家子免不了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这就导致“恒饥稚子色凄凉”。“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②,这是举一反三、举重若轻的手法。为何生活会如此拮据?如果杜甫能够趋炎附势,能够不那么直言相柬,也许会在朝廷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也许就不会过这种“恒饥”的日子,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这些都是吃了狂放的亏,但是杜甫“欲填沟壑”的危机下却“唯疏放”,不改故态,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打击,这就是所谓“疏放”。

有些律诗只是很平淡的记录着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欢乐与悲苦。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飨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全诗读来无一生僻字,简单清丽,语淡情真,朴实感人。“舍南舍北皆春水”写出了绿水环绕、春意荡漾的环境,“皆”字写出了春江水满,江波浩渺、茫茫一片。 “但见”二字暗含这种优美的环境只有“群鸥日日来”,可见交游冷淡,透露出难谴寂寞的心境。这两句为下文的客人来到做了铺垫。孤寂之中,客人忽然来到,喜悦之情自不待言。颔联两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黄生云:“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为君扫;蓬门不曾为客开,今始为君开,上下两意交互成对。”客至则须款待,但“盘飨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为家贫、市远而不能好好招待客人感到深深的歉意。尾联欲邀请邻翁同饮,但不知客人愿意否,所以征求客人同意,客人既然能够不嫌杜甫贫寒而拜访自然不会拒绝这个建议,故主人隔着篱笆呼喊着邀请邻翁,洋溢着农家的率真。这首诗似一杯淡淡的清茶,却编织成了富有情趣的生活场景,透露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三、“情圣”——至深的情感

在常人眼里常常处于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窘境,但杜甫却通过其诗作直写真情至性,不只关心自己的得失,更关注国家命运,社会现实,特别是下层人民的苦难和不幸。他的“情”是每一个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受到的,其情充斥整部杜诗,因而近人梁启超赞誉他为“情圣”。每一个伟大的诗人都会将自己的感情付诸自己的诗歌,为何独有杜甫享有“情圣”的声明呢?盛唐时期,边塞多事,征夫从征,思妇怨思,诗人们创作了大量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的诗歌,李白杜甫都有这样的诗,我们可以将李白的《子夜吴歌》中的《秋歌》和杜甫的《捣衣》来进行对比。

《子夜吴歌》

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捣衣》

杜甫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
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
宁辞捣衣倦,一寄塞垣深。
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

《子夜吴歌》先景语后情语,而情景始终交融。见月怀人乃古典诗歌传统的表现方法,加之秋来是赶制征衣的季节,故写月亦有兴义。这明朗的月夜,长安城就沉浸在一片此起彼落的砧杵声中,而这种特殊的“秋声”对于思妇又是何等一种挑拨!月朗风清,风送砧声,声声都是怀念玉关征人的深情。著“总是”二字,情思益见深长。末二句直表思妇心声:“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秋歌》正面写到思情,而有不尽之情。我们不能否认这首诗的艺术成就,思妇的捣衣是建立在等候良人早日归来的基础之上的。

杜甫的《捣衣》,首联起笔直写戍妇捣衣的原因和捣衣前的准备。诗中用“亦知”说明戍妇明知道丈夫战死沙场,一去不归,却仍为他寄衣御寒。颈联对戍妇的苦情进一步演绎,意思是说,我哪敢因体力疲倦而对捣衣有一丝怠懈呢,应该尽心尽力把衣服做好,早点寄往丈夫征戍的边地。尾联戍妇寄一腔苦情于捣衣,盼望丈夫能够听到这饱含浓浓思念的捣衣声。明知“戍不返”而捣衣,这是无奈而奇妙的传情方式,奠定了整首诗悲凉的基调。从上述的解析可以看出,戍妇的心声一往情深,一唱三叹散发出凄楚动人的悲剧美。石闾居士评曰:“此诗通身代戍妇言情,用意最为深厚。苦之极,哀之至,却又蕴藉而不伤于雅。”③

《子夜吴歌》中思妇盼望丈夫归来的愿望,只有等到平定胡虏之日才可能实现,“何日” 两字,就包含戍妇无限的祈望与心酸苦痛,仍存有戍妇一丝归盼的希望。杜甫的《捣衣》诗,不仅和李白一样谴责穷兵黩武的战争,更进一笔写出战争给戍妇造成心灵的罹难,丈夫的归来已成渺茫的幻影,捣衣只是寄托戍妇无限哀思的手段,砧声千里寄相思,让已成白骨的丈夫听到砧声里彼此的惜念和慰安的呼唤,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是惊心动魄的,是一种“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悲惨写照。因此,杜甫《捣衣》的情感意义更为挚烈深沉,散发出更加深挚的感情。

参考书目:

(1)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张忠纲《杜甫诗选》中华书局,2005 年版
(3)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5)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6)刘占召《“以古为律”——盛中唐律诗创作的一个倾向》,《唐都学刊》第24卷第3期
(7)葛景春《唐诗成熟的标志——论杜甫律诗的成就》

《杜甫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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