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兰·傅拉瑟：等待卡夫卡 | 西东合集

李沐杰 译

　　文学作品是才智的表达。它是才智的文学样式。通过如此实现，知识分子参与到普遍讨论中来。文学作品因而参与到了我们粗略地称为“文明”的重要对话中。作为如此对话的必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有两个根本方面：它终止以前的对话，并且创造下一个对话。
　　在前一种情况中，文学作品是一个答案；在后一种情况中，文学作品是一种激发。在评估文学作品时，有两个基本可能性：我们可以试图理解其为一种答案，或作为一种激发的方式来触及答案。在前一种情况中，我们分析作品；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进入与它的对话。批判正是处于第一种尝试的范畴。在这一范畴内，作品是激发的综合，生成作品的才智在这里得以显露。思辨处于第二种尝试的范畴。在这一范畴内，我们将作品体验为一种传达生成作品的才智的要旨讯息，一种朝向我们读者方向的要旨讯息。
　　这两种范畴彼此依存。批判式的考察也是一种在我们的认知中对作品要旨讯息的同步经验。对于要旨的思辨同时也唤醒了我们对于使作品完整的元素的好奇。然而这两种范畴呼应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批判的范畴对应着好奇之态度，而思辨的范畴对应着共感之态度——在希腊语意义上，即“与之共鸣”。共感一词萌芽于音乐的土壤。试想爱摩古提琴这一乐器：琴弓所接触到的琴弦与中提琴的其它琴弦一起共振。正如我们接触卡夫卡的作品，我在此为关注共感之态度的读者争辩——读者应该将其自身的才智转换灌注进琴弦，使之与卡夫卡的琴弦共振。这无疑会花费巨大精力。尽管如此，在不只是音乐的意义上，它仍需要我们的共感。我请求读者试想爱摩古提琴并非出于偶然。
　　当我们的灵魂尝试对卡夫卡的作品要旨持开放态度，我们当即面临着两种难处。第一种难处关注于呈现要旨的形式，即作品的语言。第二种难处关注于一种卡夫卡作品中势不可挡的适时的当即性，一种令批判之距离不可能的当即性。因为这两种难处刻画了作品要旨，它们应当被看待，甚至是在我们真正思考要旨本身之前。
　　卡夫卡的作品由德语写作而成。这并非出于偶然。不如说这是作品的根本。构成其作品的思想即存在于德语写就的句子中。如此一来，卡夫卡的思想由德文语法结构而决定。卡夫卡具有德式思想，他所思考的每一件事均由这一语言的语法前提所结构。当其作品被翻译为其它语言，卡夫卡的思想便在结构上变形了。因此，任何与这些被翻译的思想的所谓的共感都实际上可能基于错误。对于卡夫卡的作品而言，内在于所有翻译的困难都显现出非凡的价值。书面德语，“高级德语”，与大多数其它文明的语言相比，是较少被整合统一的语言。事实上，书面德语是一种置身于方言之间的“混杂语”，它隐晦地反映出作者所处地域的方言。卡夫卡以布拉格语言写作，这种语言是一种自成一格的高级德语。它是一种不属于任何正宗方言派系的文学性语言，因为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由知识分子或伪知识分子构成，而且完全与斯拉夫族群环境隔离。这一官方人造语言起源于布拉格查尔斯四世帝国的首相公署办公室。它触发了现代“高级德语”的创生。在此意义上，布拉格德语是“最纯粹的”、即最干涩最缺乏想象的德语。另一方面，该语言经受了捷克语言的连续影响。布拉格德语甚至在不必被同化的情况下部分直接地由捷克语言的结构构成。其结果是，它形成了这样一种语言，它使官方发音的刻板与以最怪诞方式混合的语言相结合。这里我举出两例，第一个例子以显示其人造性，另一个例子以显示其语言的混合性：“Einrücken gemacht” (“einrücken”,“被起草”,来源于捷克语 “by’t odveden” )与“Was ist dir in das hinein?” (“Misch dich nicht ein”,“别插嘴”或“少管闲事”,来源于捷克语 “Co je ti do toho?” )卡夫卡的作品中不乏此类习语。
　　因为有了这些习语，卡夫卡的作品要旨具有了个性鲜明的、荒谬怪诞而迂腐的光晕。布拉格语在迂腐的人造性（历史上曾由奥匈帝国的官僚机构具现这一特点）与荒谬的语言混合（历史上曾由捷克-半德式官员好兵帅克具现这一特点）两极之间摆动。因为该语言是构成卡夫卡思想的前提，其思想也自动地在这两极的辩证张力中摆动。对于这一张力的克服也直接导致了一种蓄意讽刺，我们经常称之为卡夫卡式讽刺。
　　虽然这种讽刺对于布拉格德式思维有其典型性，但它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达到了登峰造极。卡夫卡以一种几乎病态式的明晰，驱使着自己到达了自己的思想内核, 这种思想内核是他的语言特点所强加给他的。卡夫卡运用这种无意识、这种根深蒂固的讽刺来表明其思想要旨。他运用他的思维语言所真实强加于他的一种非真实状况，以在此过程中解构自身来解构这种非真实性。这是一种达到最高度的讽刺情境。卡夫卡式思维的最根本的非真实性便是他最纯粹的真实性的来源。因此这是自我解构的。
　　卡夫卡为达到讽刺的最高点所采用的方法包含了他的语言在意义层面上的转变，在这里非真实性被抛却。语言有很多层面的意义，正常情况下每一种意义与其自身状况相匹配。这里举出三个例子：对话的层面，科学的层面与诗歌的层面。语言在每个不同的层面上有不同的“现实”。卡夫卡所选出的用于规划其要旨的层面通常被称为“神学的”层面。也就是说，它的句子体现了被宗教所指称的“现实”。然而，卡夫卡式语言的状况与其意义层面并不兼容。《城堡》或《审判》是一种干涩缺乏想象的官僚式语言气候状况，《变形记》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中产阶级市侩式的语言气候状况。因此，卡夫卡打开了一个介于他的句子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深渊，这一深渊无法用美学来桥接。其思想要旨便自动地显现为一种代码式的特点。它是被编码的。鉴于其思想要旨几乎是不堪忍受地悲剧式的——这一点我们会在稍后看到，代码本身便是荒谬而怪诞的。卡夫卡式诞妄的经验来源于代码与要旨讯息之间的不兼容性。
　　卡夫卡所采用的代码助长了其要旨讯息的意义层面的伪装。虽然对于解码这些代码来说并不困难，但是会有一种针对被解码的要旨讯息的有效性的质疑，因为这种要旨讯息在此是作为对意义与代码诞妄的不兼容性的后果。当然，引出这些在读者头脑中存在的质疑正是卡夫卡的意图。此外，很有可能他滋养了相同质疑。我相信这是一种很少在人类思想历史中重复的自我讽刺的例证。一位静默地忏悔其被编码要旨讯息的伪造性的先知（卡夫卡是一位先知，一位相对犹太教传统而言的异教先知），会因此使得其要旨讯息加倍真实。如果我想召唤出一种形象，我会说卡夫卡并没有试图隐藏通往他的代码的钥匙。相反，他秘密地承认了他已经提供了那把错误钥匙的可能性。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种难处，即一种触及卡夫卡作品的语言的难处：其要旨讯息已经被淹没于官僚式的、为人熟知的布拉格德语，这一语言与其意义并不兼容。然而讽刺的是，这一不兼容的语言正是其要旨讯息的真正来源，因为它事先为卡夫卡的所有思想提供了结构。在呈现了如此荒唐、然而在卡夫卡的世界又如此典型的论点之后，我将探讨第二种难处。
　　知识分子可能会将其思想要旨投射入一个普遍对话的走向中。于是要旨讯息便被移交给参加该对话的人中。通过损耗过程，他们最终将要旨讯息导致终极死亡。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艰难的分析。一方面，我们被怂恿想要看到这样的过程，即清理要旨讯息以使其更显明。比如一个天主教犹太人可能会设想《圣经》的要旨会随着评论的累积而变得更清晰。另一方面，我们会怀疑这个过程呈现了被曲解的要旨。宗教改革中的新教徒在净化关于《圣经》的不纯粹的评论的努力中寻求《圣经》的纯粹要旨。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思考该过程，它是一个要旨讯息自身的连续演变。根据古代谚语的说法，“书籍的命运在读者的解读能力之中”，要旨讯息因而变得鲜活。比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要旨讯息对于中世纪的读者而言是一种意思，而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时期或浪漫主义时期的读者又是另一回事。无论我们对于一种要旨讯息在讨论中所经历的过程有怎样的意见，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要旨讯息根据其自身本性有其自身的接收人和命运。直到它到达了接收人那里它才算完整，并实现了它自身，展现了它独有的命运。我在这里尝试道出的是，卡夫卡抛给我们的要旨讯息，还没有完全到达我们这里。从我们的视角来看、从作为与卡夫卡对话的参与者来看，他的要旨讯息是为时过早的。我的此番断言的原因如下：

　　卡夫卡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他的疑问对于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一生中他都不为人所“理解”。直到今天，这些疑问才真正开始有了重要价值——比如从由无关紧要的小公务员所执行的非人的迫害中逃走的双亲的处境，与其说是存活，倒不如说他们寻求的是一种确信无疑的死亡，同时还将他们的孩子们交由他们的迫害者。另一个例子则是，一个丧失了个性并且在其所在装置中已沦为无足轻重的螺丝钉成员的男人的处境。然而，卡夫卡的作品包含了许多处境，在这里我们无法想象我们自己是参与者，或者我们仅仅只是无法使其真正地与我们产生关联，即使我们可以在智识层面上理解他们。这些处境都围绕着同一个中心问题：围绕着一个被强权、无情而无能的官僚装置遗忘的单身男子，他——甚至连生气的能力都没有——徒劳地寻求自己被承认。如今，不难想象相似的处境也许就是在不远的未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尽管如此，想象这样的处境与真正经验它又有着区别。卡夫卡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作者。他不是在写“科幻小说”。他经验着他所表达的处境，他以一种真实的方式承受其间。它们对他来说是及时的，但对我们却不是。在此意义上，卡夫卡是位先知。并且以这种方式而言，卡夫卡的要旨讯息是为时过早的，正如先知耶利米的讯息对于耶路撒冷城的公民而言是为时尚早的。抛却受到威胁不说，耶路撒冷城尚未被摧毁。

　　但是现在我急于补充如下一点：这种我们在卡夫卡作品中发现的先知式的处境是卡夫卡的代码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给要旨讯息的真正意义带上了面具。虽然它们在文学性中保留了它们的有效性（这是卡夫卡式讽刺的另一方面），但是它们在解码过程中保存住了最终的影响。即使我们没有经验过代码中的要旨讯息本身，也许我们经验过被解码的要旨讯息？带着这个我遗留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我冒着这样的危险更加接近了卡夫卡作品的真正要旨。
　　鉴于作品的思想要旨穿透了我已提到的两种难处的三棱镜，它看上去则是被扭曲了的并且不令人信服。它关注的是人的处境，它与宰治于人类自身的权力相关联，以及关注这些背离人类的权力的处境和权力自身。如果我们试图将要旨讯息压缩至几句话——卡夫卡是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的——我们最终便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类面对更高级权力处于连续的罪责之中。人类深知罪责，并且他认识到了由更高级权力妄自执行的所有惩罚的制裁。然而他并未意识到罪责的本性。他试图与这些权力力量相接触。他并不寻求原谅；相反地，他寻求揭露他自身的罪责。在这样的搜寻中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更高级权力力量看上去离我们如此之近。
　　然而，对于这样的搜寻的一个成功的结论，却由于无足轻重而诞妄的动机而持续受挫。在人类心中，人类总是能够意识到他寻找更高级权力力量的努力的微不足道的本性，也总是能够意识到这一与各种证据相反的事实。然而他仍坚持搜寻，因为他宁愿听到证据的言辞而并非听从自己内心的深层信念。这些权力力量是如此接近又如此无法被触及，它们报持冷漠态度并蔑视人类。它们认为人们有罪（至少这一点它们和卡夫卡的观点一致），但是并不值得它们去惩罚他。人类通过自己的评测了解罪责而激发了对于自己的惩罚。上帝之惩罚（divine punishment）（为什么这个词不应该被用到呢？）所带来的暂时的缓役并不是出于人类的恻隐之心的结果，而是出于它的过度组织（over organization）。上帝之力缓慢并且微弱地起作用，因为它太过于复杂，并且以一种过于不适宜的惯例来管理。设想一下上帝之力的彻底冷漠转向了人类，这样的处置失当并没有丝毫意义。然而避免惩罚这一人类的唯一愿望恰恰是基于这一处置失当。尽管人们意识到了，但人们仍诞妄地试图加速这上帝之装置（divine apparatus）。如此徒劳的努力变成了人类生活的目标。因而我们便能够理解卡夫卡最重要的学说：“我已经花费了我整个一生来对抗欲望，以将其消弭。”
　　这一学说为我们所揭示的神学与传统宗教神学观有几分联系，然而它的状况又使它有别于传统神学。人类生存的状况在于焦虑，它并未因有了希望而有所减轻；上帝之信徒的状况则是厌恶（nausea）。人类的焦虑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尽管除了卡夫卡，很少有人强烈地使用它。对我来说具有革命意义且“跨时代”（从这个词的正当意义上来说）的是“上帝之厌恶”这一概念。面对上帝之厌恶，我们的焦虑确实假设它占据了一个巨大比例，与面对上帝之激怒或上帝之嫉妒而带来的焦虑相比极不相称地大。如果我们想深入研究卡夫卡的神学，我们必须完全吸收这一厌恶。上帝并不是出于厌恶才对他的造物感到怜悯。古代的先知们很好地意识到了这种厌恶（“我们就像你眼前的蠕虫”）。而是出于上帝怜悯他自己这样一种厌恶。这一神学在亵渎上帝中走得更远，以至于我们开始怜悯卡夫卡为其找到代码的努力。
　　这里存在着与传统神学显然不同的连接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卡夫卡是一名犹太人，更是一位异教徒与先知。原罪的概念便是一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然而，原罪是原初的，人们“自然的”本性，并非人们行为的结果。在现实中，我们尚没有吃到知识树的禁果。我们对于承认这一罪恶的努力总是荒诞徒劳的。更确切地说（我相信最大的讽刺包含在此），我们仍旧生活于伊甸园。当然，这是卡夫卡的伊甸园。在这样一种堕落尚未发生的神学中，很明显没有救世或救世主的位置。在卡夫卡作品的语境中，真正概念上的“救世”没有任何意义。
　　尽管列举卡夫卡的作品要旨与传统神学之间的连接点是一项令人着迷的事情，但它仍旧是在做无用功。作品要旨的说服力与如此功用毫无关系。卡夫卡是具有说服力的（即使我们像他自己那样持保留态度，一而再再而三地持保留态度），因为他所揭穿的视角与我们最为隐秘的经验相一致。这一经验是如此令人痛苦以至于我们压抑它，并且它继续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卡夫卡是来唤醒这一经验的。让我们看一看这一经验的狂暴之力吧。
　　卡夫卡教会我们，人类存在是徒劳地寻求知识。这种寻求并非是令我们骄傲的，也并非是赋予我们力量的。它与古希腊人的自傲没有任何关系。对于人类存在而言也不是英雄主义式的。人类并非造反者。这种消耗其自身生命的寻求更像是一种悄悄的、卑微的触及，而人类所寻求的知识是他自己所遭受的天谴与虚无的一种知识。这种思想法则与我们习于勾画的人类图像并不相同。相反地，它与我们自己在内省时分所拥有的隐秘经验相一致。卡夫卡教导我们，高级权力是冷漠的，它不关心我们的命运。这并非一种盲目本性所有的冷漠与无感，一种那些十九世纪天真的不信仰上帝之人为代替上帝而信奉的力量。这是一种充满蔑视的冷漠。此外，这一冷漠的高级力量将其冷漠投向我们，它们荒唐地戏耍我们的生活，无视任何规则——或者可以这样说，愚蠢地戏耍。这一思想法则与传统神学中的上帝概念和自然法则中的科学概念均没有任何苟同之处。它仅仅与我们关于愚蠢的深层个人经验及我们的不幸的诞妄相吻合。卡夫卡教导到，高级权力是一种行政式的、等级森严而过分组织的机器，一种迂腐的机器，它在腐坏、不健康地运转并且令人厌恶。这一关于上帝的想法是令人反感的，是对信奉者和非信奉者这类人而言极其荒唐可笑的。然而，它却在主宰我们的高级权力的助推下呼应了我们的隐秘经验。我们为什么祈祷，如果不是为了在天堂般的等级秩序中奉承权威人士的卑鄙嘴脸？为什么我们对自己做出承诺，如果不是为了欺骗一个天堂中的具现肉身，它负责我们的事务，发现这些事务恼人且太过于无聊、以至于真的就对它产生了兴趣？为什么我们会做善事，如果不是为了我们在天堂的银行账户拥有良好信誉，即使我们担心不良会计可能会做假账？我们个人的思想与卡夫卡式的上帝概念相连。况且，即使是传统宗教也在滋养助长这样的概念。如果不是为了“别忘了为我们祈祷，因为你如此深谙遗忘”这样的意义，那些“为我们而祈祷”（原文为拉丁文“Ora pro nobis”——译者注）的祈祷者会是为了别的意义吗？简而言之，卡夫卡的要旨的说服力既非源于理智也非源于信念，它不如说源于直接的经验。
　　如果卡夫卡的思想要旨可以被还原为我们之前所表达的思想，我们便可以从那种关于人类存在在宗教信仰领域的不动感情的、有根有据的分析中逃离。但是其思想要旨不可能被还原为这种思想。相反地，它包含了一种不善言辞的、无法表达的维度，这种维度不允许我们跃进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仰领域，因为它包含着且降临着信仰。卡夫卡的思想要旨并非是反宗教的。它从宗教中穿过、超越它并且不遗弃它。如果我尝试表达这一领域，这一语言停止运转的领域，我必须用这样的方法。卡夫卡思想要旨的这一维度无法被真正思考，只能凭直觉感知。
　　卡夫卡的思想要旨带领我们的思考达到了神秘主义者所称的“神秘感”这样一种层面。据神秘主义者所见，这一层面是思想与思想之客体、“灵魂”与“上帝”融合的层面。相反，卡夫卡转向了对于这种融合的非真实性与诞妄的目睹。对于人生的意义而言，卡夫卡的经验与神秘主义者的经验相似：即是对于上帝的找寻。对于这样的找寻的终极状况而言，他们之间又有所区别：当上帝被发现，它暴露自己为一种虚无。如果说信仰假定了上帝，卡夫卡的经验则揭示出虚无之深渊。思想在接近上帝的过程中，达到了这样一点，它屈服于晕眩（vertigo），因为它突然间意识到上帝只是某人自己思想对于静默而无底的虚无之表面的反射。在如此眩晕中，面对虚无，知识分子被暴露于生活意义完全之虚无的解构性经验、以及一种对于“上帝”的彻底的虚无的反射之中。对于卡夫卡来说，这是一种“神秘感”的真实体验。在这段经验之后很短时间内，才智足够诞妄地将其自身置于同一条小径，并且（不顾其对立的信念）它再一次将自身的镜像呈现给上帝，因而开始了周而复始的西西弗式的差事——而其中的差异在于，“新的”上帝作为权力力量比第一个等级的上帝更高。因而，思想的过程是一种进入到虚无之等级的方式。
　　依我看，卡夫卡的思想主旨可简要地归纳为：迂腐、过度组织的、荒诞无能的上帝病症与自我厌倦只是人们对于虚无之反思的日益增长的积累。思想的进程与人类存在的进程恰恰是在虚无之方向中的进程。它导向了一种对虚无之经验的组织层级式的变化。厌恶与无聊是焦虑的另外一面。相似地，上帝是思想的另外一面。“神秘感”是厌恶与焦虑的相遇。这种相遇是同时思考尼采二原则的真实经验：“任何事物皆为权力意志”，“永恒轮回”。卡夫卡是尼采的存在化身。
　　我们终于理解了卡夫卡的思想要旨所浸淫的代码的深度机智。卡夫卡关注于表达无法表达的，因为他思考无法思考的。显然这是一种荒谬的努力。代码，在其与要旨讯息的荒唐的不一致方面，与在其与它自己所建立的任务荒诞的不兼容方面，讽刺地使努力成为了可能。无法表达的未被表达，无法思考的也未被思考。相反，一些完全不同的事物被表达和思考着。在读者眼里，这些无法思考的和无法表达的事物——作为一种矛盾——被带回进生活。卡夫卡的思想要旨是一则寓言，它与以色列的先知的讯息是相似的。在这种意义上，卡夫卡是犹太传统的联结者。然而，这是一则诞妄的寓言。这也准确地说明了为什么在“共感的”读者那里唤起共鸣与诞妄之经验是如此成功。
　　虽然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位其思想可能仍旧鲜活的作者，但他的思想要旨不会直接触及我们。其思想要旨会经由他的学生、也许是经由一位评注家、经由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生前挚友——译者注）到达我们这里。即使如此明显的偶然处境也是相当荒诞的。它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于思考思想要旨的真实性的疑问。思想要旨以一种充满疑问的、讽刺的和荒诞的形式呈递，以至于我们可以尽最好的可能回应它。我们不能说我们对于答案的尝试是聪明的。这些尝试涵盖了一系列经常以存在主义为主题的借口。它也再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从萨特到布伯的答案。对于这些答案的大部分而言，它们并未清楚地指向卡夫卡，但是它们所源自的状况是卡夫卡的状况，并且思想的范畴是卡夫卡的范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目前给出的答案对我而言都是在尝试回到一种传统的宗教狂热——或是回到一种无神论。当然，这对任何使卡夫卡的思想要旨成为自己的的人而言都是不可能的求助。它们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真实的；它们都是借口。卡夫卡的挑战必须被真实地接受，即使是面对对于文明的讨论可能迷失于彻底的虚无之中这样的风险。等待一种给卡夫卡的真实的答案，同时我们也继续等待一种对于他的思想要旨的完全性实现。等待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