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嗣立上中宗疏（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之八）

景龙三年三月戊午（初一），唐中宗任命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湜和赵彦昭也同时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崔湜和上官昭容私通，所以上官昭容向中宗举荐他作了宰相。

当时，朝政出自多门，朝廷选拔官员也毫无节制，以至宰相、御史和员外官总数大增，官厅无处可坐，被当时人称为“三无坐处”。韦嗣立上疏劝谏，他说：“近年来修建的寺院太多了，而且刻意追求高大华丽，大的工程要耗资一千万钱以上，这使得百姓疲困，怨声载道。佛祖设教，关键在于降伏人们的身心，哪会在意土木和雕梁，以寺庙建筑的壮观华丽相夸耀呢！万一日后出现水旱灾害，或者境外的夷狄部落挑起战争，即使高僧如云，对于赈灾救难又能有什么帮助呢！其次，有封户的王公贵族数量太多，臣昨天问户部，说是已有六十多万成丁向这些贵族交纳租赋，每个成丁一年纳绢两匹，共有绢一百二十多万匹。不久前臣在太府寺任职，每年入库的庸绢，多的时候不超过一百万匹，少的时候则只有六七十万匹，与有封户的贵族相比收入实在太少了。一般说来，只有为朝廷立下佐命之功的元勋，才有资格得到封户。大唐开国初期，有封户的人不超过一百家；国家的租赋，大部分落入私家，这些人财货有余，只会更加骄奢淫佚，而官府储备不足，就会立即带来忧患危险。陛下用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怎么能说不是失策呢！封户应当交纳的租赋，是由各家贵族自己派人征收的，被派去征收租赋的奴仆，倚仗主人的权势，凌辱欺压州县官吏，额外勒索百姓财物，转而把收取的物品拿去作买卖，到处烦扰驱迫百姓，其中的痛苦，使他们无法承受。臣认为陛下不如规定租赋由官府统一征收，再让有封户的王公到左藏去领取，这样反比由他们自行征收租赋要好些。第三，陛下任命员外官的数目是正员空缺数目的好几倍，使得官署中的属吏，为敬奉长官所困扰，官府仓库中蓄积的资财也被越来越宠大的官俸开支耗尽。最后，近几年来朝廷任命州县刺史、县令时，未能慎重选择，往往是把犯有过失或者声望不高的京官派到各州去作刺史，吏部在选任地方官时，也大多是将老朽昏聩笔头不行的补授为县令。陛下任用这样的人去治理百姓，天下遵循教化还有什么指望呢！希望今后朝廷在任用三省、两台以及五品以上侍从天子的官员时，都要先从各州县的刺史、县令中选拔，这样的话，国家就会趋于大治。（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佛之为教，要在降伏身心，岂雕画土木，相夸壮丽！万一水旱为灾，戎狄构患，虽龙象如云，将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多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勋，始可分茅胙土。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逾百数；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自徵，僮仆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受之，于事为愈。又，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又，刺史、县令，近年以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选人，衰耄无手笔者方补县令，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应除三省、两台及五口以上清望官，皆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则天下理矣。）”唐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由简入奢易，一个朝代在建国之后，王公贵族从数量上越来越多、待遇也是越来越高，这是历朝历代难以改变的规律，即使帝王有心改革变法，也往往会因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抑制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