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天，江西万载县仙源乡的官元山...

1963年秋天，江西万载县仙源乡的官元山，林场作业队队长郭桃仁和弟弟郭兴仁正在密林里伐树，郭兴仁忽然感觉肚子疼，急急忙忙跑到一棵大树后面想方便一下，他随手拿起一根树枝，在厚厚的落叶上扒拉出一个坑，没想到一个黑色的皮箱露了出来。

这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皮箱，看样子像以前医生外出时提的药箱。郭兴仁感觉很好奇，就提了一下皮箱的把手，可能由于时间太久，皮箱腐烂了，立刻散成了好几块，里面露出腐烂的纸张，还有一个圆形的大印，看样子是银子做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在树叶缝隙透下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兄弟俩回到住处后，用泉水把印章冲洗干净，看到印章非常精美，上面刻着一些字，有地球麦穗镰刀斧头和五星的样子。

郭桃仁找来一盒印泥，在自己平时用的笔记本上连盖了几个印模，只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20个繁体隶书字清晰可见。可惜兄弟俩读书不多，上面的字不认识几个，就没有把这个印章当回事，也没有报告领导，随手放到衣物箱子里。

第二年的春天，郭桃仁像往常一样到县里参加全县林业工作会议。会上，郭桃仁拿出盖有印模的笔记本记录。他从小没上过学，仅认识的几个字都是在扫盲班学的，很多字不会写，他担心会议精神记不全，回去没法传达，在遇到不会写的字的时候就用符号来代替。就这样，笔记本上的会议记录就像鬼画符一样，只有他自己能看得懂。

但是，他笔记本上的印模却引起了旁边人的注意，这名同志警惕性非常高，知道这枚印章非同寻常。在一名普通伐木工人的笔记本上出现这样重要的印模，他感到非常震惊，立刻报告了有关部门。

中午午饭后，郭桃仁被请到了会场旁边的公安局接待室。郭桃仁内心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浑身直冒冷汗……，他想到自己安分守己，没犯什么事儿啊，公安局找自己干嘛？

这时，一名公安同志走了过来，自我介绍说姓潘，然后直接问郭桃仁：“你的笔记本带来了没有？”

郭桃仁一听心中暗暗叫苦，他以为是自己的记录出了问题，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带......带来了。公安同志，我的文化不高，不会写的字就用符号代替，绝对没有对县政府、对领导有不尊敬的意思啊。”

潘同志也没理会他，翻开那皱巴巴的笔记本，指着那个红色的印模问郭桃仁：“这个是怎么回事？”

郭桃仁一看问这个，内心暗暗松了一口气，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上面印章的来历。

潘警官听完郭桃仁的叙述后，立刻告诉郭桃仁：在没有得到通知前，不要离开接待室，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郭桃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枚印章带来了什么麻烦。

这枚印章的来历确实不同寻常，它见证着当地一场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

1930年，湘鄂赣苏区在湖南平江、浏阳和江西万载一带迅速发展，先后成立了湘鄂赣省委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并在江西省万载县的仙源乡办起了兵工厂、军服厂、造币厂、医院等，还创办了《红旗》《战斗日报》《工人斗争》等报纸，仙源成了当时的红色政治、经济中心，这杯印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制成的，是早期红色政权的象征。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湘鄂赣苏区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仙源成了重点进攻对象，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只好撤离，途中遭到飞机大炮不断轰炸，大量人员伤亡。

在转移的途中，保护公章和重要公文的王群、刘伯芳等5人向官元山撤退，在敌人追击下都负了伤，为了防止公文和公章落入敌手，王群将公文箱掩埋在一棵树下厚厚的落叶里，然后迅速离开，将敌人引向另一个方向。

这5名同志最后都壮烈牺牲了，这些公文与公章的藏身之地再也没人知道，虽然后来党组织派人寻找过，但是一直没找到，这枚印章失踪成了一个谜，直到郭兴仁意外发现。

第二天，万载县政府拉了3卡车人员到郭兴仁发现印章的地方进行搜索，一是期望能够发现更多的红军物品，二是如果有红军烈士遗骨给予迁葬，但是一无所获。

现在，这枚失落了30年的苏维埃大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安放在中共湘鄂赣省委旧址纪念馆里，重新回到了它久别的故居。

郭桃仁和郭兴仁兄弟俩受到了表彰，后来退休回到了湖南老家，1995年，万载县政府专门派人去看望了这老哥俩，对他们当年发现并上缴这枚印章表示感谢。

@文史新探说：1931年年底，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统一制作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印章，两枚印章形制相同，都是银质木把，直径10厘米，高2厘米。中央那枚印章一直由林伯渠保管，历尽千辛万苦带到延安，现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两枚宝贵的印章是中国革命建立早期政权的庄严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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