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帝国，谢幕了
春秋时期，有一个名叫孙阳的人擅长相马，当地人称他为伯乐。
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出去寻找一匹能日行千里的宝马。尽管历经千辛万难，伯乐却始终没能相到楚王心目中的那匹千里骏马。
某日，伯乐乘车从齐国返回楚国，看见一匹马拉着沉重的盐车翻越陡坡。尽管马匹用力挣扎，膝盖跪屈，大汗淋漓，在山坡上还是拉不上去。
但伯乐一眼相中，此乃千里马也。他立即下车，脱下随身衣物，披在马背上，自己暗暗抹着眼泪。
说来也是奇怪，那匹马见到伯乐之后，低头喷气，仰天长啸，如同金石之声，惊动天地。
随后，伯乐从贩盐人手中高价购得此马，献给楚王。
楚王将信将疑，跨马扬鞭，打算试试此马。怎知喘息之间，此马已跑出百里之外。
伯乐相马之名，由此享誉天下。
▲草原烈马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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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000多年前，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中国人已经从养马、食马，进入了驯马阶段。在驯马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为这种草食系动物找到了它们最契合人类的功用。
早在殷商时期，“马”便在甲骨文中拥有一个独特的形象：一匹骏马的侧面。
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尽数刻于龟壳或兽骨之上，主要为殷商时代王室用于占卜或祭祀时使用。因此，马这种动物，毋庸置疑是殷商先民用于祭祀神灵或先祖时的祭品。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在畜牧过程中，逐渐发现这种四肢健全的动物在力量和速度上有着先天的优势。于是，中国最早对于马的现实运用——马车，随即诞生了。
不过，据《史记》记载，中国造马车的时代应该远早于商代。因为早在殷商出现前的几百年，大禹治水时，人们已可做到“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尽管这四种当时的交通工具并未传下来，但在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上，考古学家已然发现了商代晚期制造的双轮马车。
正如甲骨文中，另一个汉字“车”的形象，商代双轮马车主要由辕、衡、舆、轮、轴等部分组成，多以两匹马并行牵引，与之后的“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的马车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有理由相信，先民们最早发明马车，并不一定是为了战争而准备的。但马车的出现，无疑让靠两条腿走路的人们，速度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资源的多与少将决定着一个部落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故而，马车应用于实战，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周代，宰马祭祀、食用以获得能量，已然不是社会的主流。但争夺资源的权力游戏却不断地升级加码。战争成为了争抢资源的最直接方式，谁的速度快，意味着谁有资格主宰天下。
周朝甫一建立，在《周礼》中，就对“马”的功用、品质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划分。规定天下之马可分为六种：有用于培育后代的“种马”，用于打仗的“戎马”，用于典礼上撑排场的“齐马”，供日常运输的“道马”，打猎用的“田马”，以及马匹预备队“驽马”。
在这六种类别中，马的品质还以其身长又被细分为龙、騋、马三等，并规定马的数量和等级，使每一匹马，能在周朝贵族的马厩中物尽其用。于是，一大批装备更加齐全的战车部队得以面世，并在日后天下混战的春秋战国时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过，正如前面所说，战马的特长是速度与耐力。以马拉着车在战场上驰骋固然威力巨大，但实际上也加重了战马本身的负担，并不适用于灵活多变的战场。面对复杂的战争环境，笨重的战车往往腾挪不及，指挥调度的机动性能太差，一旦遇到大军团规模作战时，除了往前冲，毫无退路。
而另一方面，马匹性喜成长于水草丰盛之地，健硕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躁动的心。中原人养马、驯马、食马，以马为工具拉车，无疑使马本身失去了原有的天性。故而，中原的战车再强，在性能和机动上都远不如北方的原始野马。
于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启动了“胡服骑射”的改革，彻底释放马匹的天性，使之成为日后战场上与士兵共进退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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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土马的天性，经过多代人的驯化，早已磨灭了桀骜不驯的本色。即便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以骑兵著称的赵国最终还是败给了秦国。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的祖先最早就是养马的。在养马、驯马这件事上，秦国可谓开春秋战国风气之先。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秦人一直以马为立国之本，对马匹的热爱也远超诸国。秦朝统一天下后，中央的太仆即有为皇帝培育、管理马匹的职责。
由于周天子偏心，秦国的封地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犬戎的势力范围内。自分封之日起，秦人便在生存空间上与犬戎进行着抗争。这一期间，随着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犬戎的实力被大幅削弱。在战争中，犬戎的良马也源源不断地补充至秦国军队之中，为秦国培育出良种战马作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犬戎的战马个头较大，多为重型挽马，比起载人骑射，它更适合拉车。因此，当秦国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时，其战车部队的规模甚至超越了骑兵部队。
▲现今世界马种中体型最大的英国夏尔马，当年来自犬戎的良马与其一样拥有粗壮的四肢
进入汉代，由于此前秦末汉初天下纷争甚剧，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崛起，中原地区百废待兴。此时，即便贵为天子，想找到一匹纯色的马来拉车都难。
为了再度振兴养马业，也为了尽早解除匈奴对中原地区的威胁，汉文帝首先颁布了“复马令”，规定一人养马、全家不用上战场，鼓励百姓养马资助国家。由此，汉代民间养马风气始盛。汉文帝的“复马令”中同时包含了一些禁令，如“盗马者死”，并规定马匹身高未达五尺九寸者，严禁出口。
除了大力鼓励民间私营养马业，汉朝前期的皇帝们亦不放过任何一个培育良马的机会。汉景帝在位期间，天下设有36处“牧苑”，专为皇家养马。而汉武帝为了得到良马，更是不惜将细君公主远嫁、命令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将乌孙天马、大宛马带回汉朝，杂交培育良种马匹。
经过汉代数位皇帝的共同努力，至汉武帝时，天下已然“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
随着良种马的兴盛，大汉突骑也初具规模，并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屡战屡胜，威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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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骑兵虽强，但战斗力其实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弓箭和弩作为主要作战武器，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膛线，方能精准地击中目标。可是当时骑兵的坐骑多数只配备单边马鞍，更没有马具中常见的马镫，故而稳定性极差。
直至东汉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进一步提升，加了软垫子的高桥马鞍与马镫才被发明出来，并运用于骑兵战具之中。中国古代骑兵由此迎来了一波发展的小高峰。当时，为了激发骑兵部队的作战优势，各方政权都在骑兵军事技术上花费了大力气。
东汉末年，一种新型的金属马铠问世，从此骑兵胯下的战马也有了安全保障。
中国的具装骑兵时代，开启了。
所谓具装，即重装骑兵，由战马与士兵同时配上铠甲，使之攻防兼备，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这对战马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战马的体格以及冶铁工业的水平直接影响了重装骑兵的战斗力。
东汉之后，中国再次进入大分裂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再度回归天下一统，具装骑兵的优势才真正地得到重用。
当年汉武帝大量引进的乌孙天马和大宛马，根据考证，即今日的伊犁马以及土库曼斯坦国宝——阿哈尔捷金马。这两种马具有步履轻盈、速度快、力量大、耐力强的优点，但皮薄毛细、头细颈高、四肢修长的特征，也注定了它们无法扛住士兵与负甲的重量。重新寻找一种优良的马种，进行杂交培育变得尤为重要。
▲身体修长的阿哈尔捷金马。
所幸，隋唐时期具有游牧民族鲜卑传统的关陇贵族对马匹的重视也堪比汉朝。
隋炀帝首先对久不纳贡、且位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高句丽政权发动进攻。在那里，他见识到了全副武装的高句丽具装骑兵的威力。尽管远征的结局因隋朝被推翻而不了了之，但经过数次交锋，互有胜负的战绩也让中国战马有了一次优胜劣汰的杂交选育机会。
紧接着到了唐代，更擅长使用骑兵战术的唐太宗李世民，以个人胆识和强盛军威，征服了擅长育马的突厥部落。中国再度进入一个大规模的养马育马时代。这一阶段，唐帝国的马种获取渠道从过去的单向进贡、民间养马阶段，转变成开放互市、官方育马阶段。
在唐朝境内，帝国下设牧马监，专事放牧事宜。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开始，官方就有意识以三千匹马，从赤岸泽（今陕西大荔）移往陇右一带去放牧。可见，唐代的马匹规模从一开始就比汉朝大得多。正如《新唐书》中记载，“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马的价值在当时仅相当于一匹绢布。
与此同时，中国的兽医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往，历代的兽医以父子相传、师徒相继的方式进行。进入唐代后，随着官方对畜牧业的大力扶持，兽医需求量剧增。故而，在官方设置的太仆寺中，有专门的兽医为各种引进的良马和配育出来的新马提供健康保障。
据《旧唐书》记载，唐朝初年，太仆寺中已有兽医600人，学生100人。如此庞大的兽医团队，在当时可谓是世界领先。中国第一篇总结畜兽类病因、病机的学术文献《司牧安骥集·马师皇八邪论》亦在此时问世。
唐朝先后出现了各种经西域引进的良马，如吐火罗马、骨立干马、阿拉伯马等，满足了唐朝全盛时期的用马需求。
由此，围绕着“马”展开的各种文娱活动，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段最精彩纷呈的画面。这些以“马”为核心的活动，大大激发了当时工匠们的创作灵感，代表当年艺术风格的各种“宝马”也相继问世。
不过，这种以经济作为支柱撑起的“全马时代”，并没有风靡多久。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从前用于养马的河套地区丢失，国势由盛转衰。曾经熟悉的割据政治，又一次将盛唐拉入水深火热之中。
战争的深入，意味着国民乃至上层贵族都不再有像之前那样的闲适时光，骑马消遣。另一方面，马本身就是古代军队战略物资，战争的持续也意味着马匹的持续损耗。
故而，自安史之乱一直到宋朝，茶马贸易成为时代的主流。
茶叶含有的茶多酚有助于解油腻，对于常年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来说，不失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同样，对于唐、宋而言，良马也是他们维持统治、继续战争的保障品。在茶马贸易过程中，宋代官方又将茶与马的品质价格对应挂钩，明码实价贸易之余，又为宋代军马供应把控了品质。
尽管宋朝丢失了传统的天然养马区域，但他们并没有放弃重新依靠自主研发来获取良马。
两宋时期，官方在境内多地恢复马监。据记载，仅北宋首都开封一地，官营马监就多达21处。与汉代一人养马、全家免税不同，宋朝采取的“保甲养马法”，是定时定量给百姓下发生产目标，完成后由官方出钱收购。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宋朝先天马匹匮乏，自然令民间百姓在按规定产马之余，偷偷从事各种与马相关的走私勾当。有鉴于此，宋朝法律规定极其严苛，走私良马通通按谋反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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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如此，宋代的良马也仅仅够军事开支使用。当横扫中世纪欧洲的蒙古骑兵南下时，宋代军队难有力气抵抗。
由蒙古人创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下的第一个大一统朝代。与汉族百姓不同，蒙古人自小便生活在马背上，马不仅是他们致胜世界的关键，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财产来源。因此，在对马的运用上，蒙古人开启了一个更多元化的时代。
蒙古人自行驯化了“蒙古马”，并将其装配在驰骋天下的蒙古骑兵部队中。这种马长期生存在蒙古高原，既没有舒适的马厩，也没有充足的饲料。故而，蒙古马体型短小，头大颈短，与传统的重型挽马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作战中，长期使用欧洲重型挽马的欧洲十字军等著名的具装骑兵团，才会如此轻视蒙古马这种马界中的“矮穷锉”。
但“矮穷矬”的战斗力一点儿也不弱。由于常年生活在野外，蒙古马长得皮厚毛粗，四肢健壮，不仅能抵御西伯利亚的寒冬，也能一脚踢爆野外孤狼的脑袋。只要稍加驯化，蒙古骑兵依然能组建起一支战斗力可观的铁骑部队。事实也是如此，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骑兵西进、东征、南下，不仅入主了中原，还将版图扩展到史上最宽。
▲蒙古马与蒙古包。
蒙古帝国进入大元时代后，仍然注重马匹的培育与保养。据史料记载，蒙古族是我国最早掌握阉割马匹技术的民族之一，虽然去势有助于驯马者更容易驯化马匹，但被驯化的马匹将朝着性格温顺的方向发展。
在马匹的日常保健上，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元史》记载，为了保障蒙古战马的优势得以延续，元代官方在饲养官马时，会在饲料中掺入盐，使马匹在吃完后，保持体内渗透压，防止水分过度流失，进而也有缓解疲劳的作用。
到了明代，随着元帝国的崩塌，蒙古人退出了中原。尽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早只是个到处化缘的穷苦和尚，但在建立大明的过程中，他见识到了蒙古骑兵的强大，因而一坐上皇位就立即下令将“马政”确立为国政。
在民间，明代的养马业首度采用了计丁、计户、计亩的方式，对马匹进行饲养。但与宋代那种马养好了，官方去“摘桃子”的行为不同，明代的民间养马更像现代农业上的“包产到户”——虽然国家也会根据需要去民间征收马匹，但此时的养马户，对“马”这种动物已享有私有权，当“马”这种财产出现损坏、缺失时，官方是需要照价赔偿的。
然而，这种养马、育马的方式终究敌不过持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被兼并的土地。据《明史》记载，万历年间，全国人口已达1.5亿，以皖西为例，相较于明初，这里的人口已然猛增了2-3倍。加上皇室宗藩、地主豪强之类的人，在全国疯狂兼并土地。百姓的赖以生存的农耕空间尚且难以保障，谁还有时间、精力去养马？
因此，明代马政体系“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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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骑马射箭本来就是满族世代相传的基础生存技能，马的运用几乎贯穿了这个朝代最后的时光。
清代前期，为了适应与关外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久居深宫的康熙皇帝定下规矩：“皇太子、皇子等既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在清代统治者眼中，骑马射箭是国之根本。
为了保障良马的正常供应，清代的马政体系分皇家和国家两种。除了延续前代留下的中央和地方马政外，内务府管辖的上驷院专为皇家培育挑选良种田猎马，供贵族玩耍享乐。
在清朝全盛时期的康雍乾时代，皇帝们对于木兰秋弥情有独钟。不仅将此事作为国家选拔武官人才以及考核族内勇士的大赛场，更是利用其靠近内蒙古天然牧区的优势，作为与蒙古诸部联络的一种外交典礼。
▲乾隆皇帝射猎图。图源：网络
当时中国还处于冷兵器时代，传统的战马、弓弩等仍旧是境内作战最为管用的武器和战略物资。在蒙古准噶尔部以及沙皇俄国的屡次作乱中，清军对于战马的需求仍旧十分巨大。因此，在河套地区再度开辟牧场，至关重要。
经乾隆皇帝批准，在青海西宁等地设置了四处马场，用于驯养、挑选良种马，以备军用。直至嘉庆年间，河西牧场的种马养殖，已渐成规模。
然而，随着军马的供应日益充足，曾经“女真满万不可敌”的八旗精锐却早已消磨掉往日的锐气，变得贪生怕死起来。
曾经威震世界的蒙古骑兵，作为替代的军事力量进入了满清皇帝的视野。而这些蒙古骑兵，终将在封建时代的尾声，像流星般匆匆划过，无声消失。
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影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骑射被时代淘汰了。在内忧外患之中，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支战斗力顽强的满蒙骑兵，在名将僧格林沁的统帅下，奔赴战场。
就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这支骑兵一鼓作气，奋勇向前，重现旧日满蒙骑射之精髓。
而时代，最终还是辜负了他们。这一去，再无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