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2021春拍】心随意转，泰交乾坤，洋彩之皇，有凤来仪 / 开普饭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

“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乾隆年制”款

H：63cm

备注：

1.苏格兰贵族家族旧藏，得自1875年，并由后代递藏

2.伦敦佳士得，1999年6月5日，编号99

展览：

1.“中国-三个皇帝”，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6年，编号222

2.“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首都博物馆，北京，2010年

出版：

1.《中国-三个皇帝》，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6年，页296，编号222

2.《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首都博物馆，北京，2010年，页48-49

《中国-三个皇帝》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6年，页296，编号222

《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

首都博物馆，北京，2010年，页48-49

此转心瓶由上下内外四部分组成，分别为颈瓶、腹瓶、底瓶、内胆瓶，外壁颈瓶、底瓶通体通体以胭脂红地轧道洋彩绘制纹饰，两侧贴塑魑龙耳。器腹外壁精雕祥云丛林，一五彩凤凰于云端飞腾。《山海经》云：“丹穴之山……有鸟焉……五采而文，名曰凤皇……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此瓶雕绘凤凰羽翼舒展，自天而降，似予天下详福安宁。有凤来仪，乃中华成语。出自《尚书·益稷》: “篇韶九成，凤凰来仪”。凤为传说中的百鸟之王，以此寓意吉祥美好的成语作为该文题目，即是对这件绝世佳品的赞美，也是祝福天下有缘人能看到它或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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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口沿下侧洋彩“龟背锦”局部图

此宁寿宫“颐和轩”隔扇及匾联上由螺钿片以龟背造型拼成“养”字，为按照乾隆所理解的长寿之意设计。颐卦卦辞有“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句，故而乾隆想到了用龟背纹来象征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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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省、张为邦〈合摹蒋廷锡鸟谱〉之“凤”

外壁围绕雕瓷祥云、山石草木、溪流；轻转瓶颈，内胆随之转动，见鹌鹑、芦雁、锦鸡、鹰、孔雀、鸳鸯等百鸟，笔意似得清宫画家之妙。相似主题之杰作如郎世宁绘《白鹰》、《锦春图》等，皆可于瓶身观得相似之神韵。随瓶身转动，百鸟似皆迎向凤凰而来，似朝觐的队列，恰如《诗经》所云，“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意即凤凰高飞，百鸟慕名而来。此主题于转心瓶中极为少见。本品转心瓶集轧道、洋黄、果绿、矾红、金彩，松石绿釉、胭脂红料彩、蓝料彩、雕瓷、镂空、转心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主题为“有凤来仪”，从瓶身镂空观瞧内胆旋转，各式瑞鸟纷繁，亦有“百鸟朝凤”之意，弥漫花香鸟语，处处透露皇室威仪，巧夺天工，美艳之极。该瓶制作于清王朝最为鼎盛之时，应为乾隆十五年-十六年，乾隆帝下旨唐英定烧，为庆贺崇庆皇太后六旬大寿之贺礼，极尽奢华、叹为观止，充分体现了乾隆时期官窑洋彩瓷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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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宁《孔雀开屏图》

328cm×28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郎世宁《花阴双鹤图》

郎世宁，嵩献英芝图

242.3cm×157.1cm

台北故宫藏

余省、张为邦《合摹蒋廷锡鸟谱》之“鸾”

底落罕见“乾隆年制”矾红四字款,此种四字落款方式，可见青花与矾红款，落于乾隆九年之前的洋彩御瓷之上，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两例。转心瓶落款方式多样，常见六字三行篆书款，如此件署四字款者较为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万年甲子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镂空云龙纹夔凤耳转心瓶，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红地锦上添花海棠式杯盘，分别以矾红彩、金彩及青花书“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可资参考。此种款亦偶见于乾隆九年之前的洋彩御瓷之上。

清乾隆八年磁胎洋彩万年甲子笔筒

“乾隆年制”矾红四字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清乾隆七年磁胎洋彩红地锦上添花海棠式杯盘一套

“乾隆年制”青花四字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清乾隆粉彩天蓝釉开光大套瓶

H：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清乾隆镂空云龙纹夔凤耳转心瓶

“乾隆年制”四字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

镂雕是清代瓷器装饰技法之一，又称镂空、透雕。其技法是在坯体未干之时，将装饰花纹雕透，然后施釉入窑烧造，此装饰技法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在长期发展中工艺日趋复杂，至乾隆时不仅纹饰繁密，工艺技术要求也较高，且创烧出雕镂玲珑等新品种，达鬼斧神工之境。由于镂雕是通过胎体的空洞表现纹样，故镂空部位需精心设计，设计不合理在烧造时会造成器物变形。从传世的乾隆镂雕器物来看，整体镂空者镂孔布满器身，孔与孔边框互借以寻求力度平衡，使之成形且稳固，此种工艺反映了工匠极高的技术水平与创新思维的奇巧。

据《乾隆记事文件》中记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皇帝传旨，命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烧造斗龙舟打（角力）斗人旋转瓶一件”，而唐英烧成的时间却是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转心瓶每一部件尺寸需经过精心计算，反复烧制，并在全部部件烧造成功后组合而成，除此之外，烧造时的温度火候控制也极为重要，一旦出现少许变形便会前功尽弃。做一件转心瓶需费时十八个月，将近一年半时间，其复杂的工艺及艰难的烧制历程可见一斑，使得存世的每一件转心瓶皆为无价之宝。转心瓶是唐英在乾隆督陶期间研究成功的，唐英逝世后终因制作难度大而停烧，光绪朝虽有仿制，但却远无法企及乾隆朝水平，后朝仿制多以失败告终，成功者也因耗资甚巨而只生产极少的数量。此件玲珑转心瓶由唐英亲自监制烧造，其内外均以洋彩绘图，需多次烧作，故成品率极低。

转心瓶的制作与御窑厂其他批量制作不同，几乎为一器一样，特别设计，同样纹饰造型器仅制成一对陈设，以示其珍重。其他御窑立件名品百鹿尊、九桃瓶虽称名贵，但批量制作重复器尚有一定数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并出版的乾隆旋转器、转心瓶仅见九例；南京博物院一例；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乾隆旋转御瓷数量亦仅为十三例。本器之体量颇大，高至63cm，为可流通于市场中最大者，亦为已知存世同类器中第二大者，仅次于故宫博物院藏天蓝釉开光大套瓶（高73cm）。南京博物院藏霁蓝釉描金乾隆行围图旋转瓶，为该馆镇馆之宝，其高60.5cm，略小于本器。逾半米之高度，陈设于室，极见气势。如此体量，对制作的精度要求更高，难度亦更甚于同类。得存于世，转旋如常，且雕工绘工如此细腻，釉彩如此鲜丽，堪为稀世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