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具有高深学问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品一定是出神入化的！
我国历史上，在清代初年的四王等人，谨守传统，只讲法则，他们不出去写生，也不观察大自然，只是闭门造车，结果，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成就。解放前的国画家也是关起房门作画，不重视写生，一味摹古，墨守成规，最后，也都没有成就。但是，明末的八大、石涛等人，就迥然不同，他们既承袭传统，又以造化为师，重视写生，不断创新。他们对人物、山水、花鸟、诗、书等，无不精通，真凶，厉害啊！
石涛《为月翁作山水》69×39.5cm
1699年作 成交价2760万元
石涛的传统功力很深，黄宾虹功力也深湛。石涛是自强不息的，艺术与年俱进。中国古代画家，真正注重写生并能结合自然的不多，石涛的画结合自然，黄子久的画也是结合自然的，他们真正做到了源于大自然，又不受大自然的限制，因之艺术成就很高，享有盛名。
吴昌硕《苔石桃花》152×83cm
1917年作 成交价1495万元
中国画的题款十分重要，到了清代，国画家题款有相当高的成就，在东方的绘画中，成为独特的民族形式。一张画只能给予读者很短时间的欣赏，它不同于文学作品。题款是进一步阐明绘画主题的，也是补充画材和完整构图的一部分。石涛善题款，长短款结合，题画诗也做得很好，书体多变化，有隶、楷、行、草等，题在画上很好看。吴昌硕先生也善题款，书法功力很深，款式、书法、绘画相得益彰，他的题款增加了构图的完整性。八大山人善题穷款，款式得体，别具一格。
八大山人《孤禽图》78×41.2cm
成交价6272万元
郑燮《竹石兰蕙图》186.5×97cm
1756年作 成交价2530万元
中国画是让画材来反映主题的，题款和印章只是辅助的画材。一张精品，题句和印章不好，会损害它的艺术效果，也减低它的艺术价值，这是因为题款和画材是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可以用文字来弥补画材的不足，乃是中国画的特点，我们不能忽视。“扬州八怪”个个能文善诗，也很能题款，任伯年就欠缺这方面的功夫，文学根底浅些，书法功力也欠深，尽管他作画的功夫是好的。任何一种学问，肚子里有多少学识修养，反映在画中也就有多少学识修养，具有高深学问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品一定是出神入化的。
任伯年《花鸟》246.5×117.5cm×4
1891年作 成交价约1411万元
潘天寿《雨后江山铁铸成》75.5×51cm
1964年作 成交价1840万元
我的山水画没有下过深入细致的功夫，更谈不上基础了，我画山水很粗鲁，多是单层的，我走了简单的路子，没有从复杂的深入的道路上走过来，这是个缺陷。黄宾虹先生的山水，基础着实好，功夫深，但是，也有人批评他是“画家的画”。画家和金石家的画，讲逸、雅、古、清，承袭文人画一路演进过来，有书卷气，画家画有什么不好？黄宾虹的成就，不在于笔墨渡越了前人，而在于构思布局上无一点落入常套，不拘泥古法，不依样葫芦；他勤读书，具备诗词、书法、篆刻、文学等多方面的渊博修养。在这点上，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我们如果能在金石、书法、诗词、文学等方面下过扎实功夫，并能用于画上，对绘画将有极大帮助。
黄宾虹《南高峰小景》177.5×74cm
成交价6267.5万元
历史上的画家，各种人才都有，有学识修养与绘画兼优的，也有只会画画的，四王的功力很深，但是在其他方面的修养不行，如王石谷就缺少文学根底，画中有功夫，画外没有功夫。吴昌硕擅书画，又工金石、诗词，修养全面，其成就甚高；任伯年的画，功力也很深，但欠缺其他方面修养。文人画有逸笔草草的缺点，然而，黄宾虹先生已跳出文人画的范畴，独树一帜，登峰造极。（选自：潘天寿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