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荔文苑】闫招枫：农垦电影院的故事

农垦电影院的故事

文/闫招枫

师部的辉煌还在演绎

大院的故事更加精彩

有几次回家，闲来无事，出去走走，进了师部大门，停下脚步，抬头远望，不由自主地想起不远处那原来的电影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相対匮乏，人们缺衣少穿，还都在为吃喝发愁，看电影自然成了奢侈的向往。

说起大院里的电影，不得不提当年农建师的特殊地位。部队编制和管理，较高的行政级别，强大的领导团队，单说师长王季龙，1934年参加革命，国家行政八级，当时的陕西省省长也是行政八级。师政委马秀山，1937年参加革命，国家行政十级。可见，农建师与地方政府相比，有许多优越条件，其中电影的调看就有些优先，我们往往先睹为快。感谢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下一代带来了精神食粮，让师部大院的孩子们享受到电影的快乐。

当年的电影场位于原来招待所北门口旁边西广场南端（大概就是现在技校办公大楼那个位置），在它的北边有一个灯光球场，晚上有蓝球比赛或其它节目，打开球场上方的三排射灯，发出耀眼的光芒，把周边照的通亮，而地面仍是泥土的原生态，显得有点不协调。

电影场很简陋，除不远处立着一个用砖和水泥搭起的半高不低的简易放映台，及路边栽的两根电线杆，昭示着其另有用途外，其它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不知道的人很难把它与放电影联系在一起。

那时的孩子虽说吃的不如现在，但玩的确很开心，下午两节课后，大概4点就放学了，没有家庭作业。大人们忙着“抓革命、促生产”，还在上班，没功夫管孩子，也没办法管，这时候疯玩就是孩子们的主要任务，大院里满世界乱跑，至到傍晚远处传来父母吆喝声，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东广场和西广场，那里空旷、开阔，更能折腾的开，而每当西广场那个水泥台上放点东西，我们就知道晚上要放电影，便争先恐后打探电影名字，然后快速地把消息传播出去，那洋洋得意的神情象吃了蜜。

师部有专业电影放映队，3个人，队长姓刘，名大毛，也不知是他的真名还是别人起的绰号，大家都这么叫，我们权当就是他的大名。大毛叔，估计40出头，精干清瘦，一脸严肃，没有见过笑容，因有点害怕，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而打交道最多的是放映员小王叔，30多点，人随和，办事利索，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经常能从他那打探电影的放映“内幕”，掌握第一手消息。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大家都叫她小李子，大院的广播员，也应该是放映助理，年龄不大，声音甜美，在放影之前做些临时的播音工作，就住在我家那排东边第一间房，经常能碰到。自从80年家搬到垦中，加之功课渐紧，很少再回师部，也就没再见过他们了。大毛叔、小王叔，你们还好吧。

放电影，挂银幕是件苦差事，全靠手上的功夫，绳子一头绑着银幕一角，另一头缠成卷用力甩到架在两个电线杆之间，距离钢管4-5米高的钢管上，两边用力，再把银幕拉到钢管顶部，下面绑好，到此电影准备的重头工作就算完成了一大半。

当然，小王叔人聪明，好把式，经验足，一般甩2、3次就能到位，剩下的就看我们这帮小孩了，一边一根绳子，在小王叔的统一指挥下，一齐用力，不一会，银幕就升到了钢管的顶端。

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男孩们到处乱窜疯跑，手脚勤快的小姑娘赶紧回家搬两个小板凳在中间尽量靠中的地方给家人占位置。小男孩图省事，找些半截砖垒成四方格等待大人到来，每当电影开演前，就有大人搬着凳子呼唤孩子的声音，一应一答。若位置长时间空置，就有被他人占据的可能，由此引发一些小摩擦不断。

一般在放正片之前都要加演一、两部纪录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那都是“假演”，正片才叫“真演”），印象中名字叫是“新闻简报”，大部分内容都是毛主席接见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等新闻纪录片，虽说新闻，而传到我们那时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我们并不喜欢，我们最关心的是正片。

父亲事情多，经常加班，一家人一起看电影的机会很少，都是我带着弟弟，拿着小板凳去，只要放电影，不管看过的还是没看过的都看，不怕大家笑话，有时白天玩的过头了，晚上有些累，看着看着就睡觉了，等电影演完了，睡眼朦胧、糊里糊涂，起来就走，等回到家里才想起忘记拿凳子了，回头去找已没了踪影，为此没少挨父亲的训斥。

父亲手巧，三块木板，加两根横梁，三下两下，一会的功夫，一个简单的凳子就做成了，所以，家里的小板凳就象万国凳，没有一个重样的。

小孩子都怀揣梦想，我也有两个，一是好羡慕别人家的小椅子，真心希望自己能有；二是家里能有一个铁皮饼干桶，上端圆开孔的那种。若带着小椅子看电影，那神气劲就别提了，困了也能靠着椅背睡一会，该是多美。若有饼干桶，回家里饿了，打开桶盖，伸手抓两块饼干，享受美味带来的快乐，按照小孩的天性，估计两块不够，应是一大把，或许两天就见底了。

有时在想，儿时其实很单纯，梦想很简单很现实，只要给出一点点爱，就能得到极大的满足，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梦想也很难实现。几年之后，第一梦想终于实现了，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父亲请木匠打了四把小椅子，可我们也长大了，看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少，昔日的梦想在不断远去。至于那个铁皮饼干桶家里一直没有，成为遥远的记忆。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电影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样板戏比较突出，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常放。当然也有故事片，最经典且经常重复放映的莫过于“三战三队”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都是打仗的，这也许是我喜欢抗战片情怀的启蒙吧，以至于多年以后，女儿给我看电视总结了三爱：养猪的，种菜的，打仗的。

电影留给人的记忆是永恒的。我们反复看也没白费，许多电影情节都烂于心中，甚至许多台词都能随口说出。从去年开始，按照中央的要求，每位党员都要利用“学习强国”APP答题，加强党建学习，并统计学习成绩，其中有些题目就是节选电影里的部分情节，记得有道题就是节选《地道战》里，民兵队长在地道里通过竹筒传达作战指示，要求填空：“各小组注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我脱口而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照答案，完全正确。只是时间大久远了，有些台词记不大清，还需要重新再温习一下。感谢“学习强国”，让我重新回忆当年的情景，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文的起由了。

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在当年引起轰动一时的电影豫剧《朝阳沟》，说盛况空前也不为过。不单是师部大院、纱厂、四团、医院等农建师的人们，就连师部周边的许庄、大壕营、八岔口等村庄的人们也三五成群向师部汇聚，形成滚滚人流向西广场涌来。

观影的人群已经堵住了招待所门口，让人无法正常出入，搬着高凳子来晚的人，被前面的人挡着，索性站在凳子上看，那种场面太壮观了，我至今无法忘忙。以至于《朝阳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中栓宝教银环除草那段，还能哼出几句：前腿弓，后腿蹬，手里拿的锄头不要放松，好，好，你怎么把它判了死刑……。

银幕的正面已经挤满了人，来的晚的没有了位置，索性坐到银幕背面的大路上，只是看到的画面都是反的，那又如何，也是一种享受。

对《朝阳沟》的印象太深刻，还想多说几句。找度娘查了一下，才知道它的历史渊源，1958年《朝阳沟》由河南豫剧三团搬上了舞台，进京汇演，反响强烈，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但不知为什么，至到70年代中期才传到我们那里放映，是否是因为文革的样板戏影响，不得而知，不知也就罢了。据说河南豫剧团从第一代朝阳沟演员算起，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而且还要继续演唱下去，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电影的故事还在演绎。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传言师部要建电影院，位置初步选定在大院东南角，也就是现在的邮局旁边。这个天大的利好消息迅速在孩子们中间弥漫开来，一传十，十传百，没过两天，全院的孩子都知道了，为此欢呼雀跃，相互议论着会建个什么样的电影院，调皮的孩子把名字都起好了，叫“大毛电影院”。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第一个用个人名字命名的电影院，不知大毛叔知道不。

我也在猜测，心想电影院是高大尚的，应该象电影里演的那样，至少应该盖个很大的房子，一排排椅子要固定在水泥地上，每排都有编号，对号入座，而且从前到后有斜坡，这样前排不至档住后排，甚至还异想天开，是否会象西安那样，在报缝里发布电影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关注电影院的建设，每次从大门经过，都不由地向那里张望，但只是看到围墙建起来了，但始终未见高大的屋顶，最后听大人说根本没有屋顶，也没有成排的椅子，只是围了一个院子，今后看电影需要买门票，听到这里别提有多失落了。

电影院落成上演第一场电影，就领着弟弟迫不及待前往，电影票是纱厂发的福利，每个月2张，用颜色区分月份，当月有效，也可以从那个卖票的小窗口购买，一张一角钱。旁边有个小门，外面立有拦杆，那是进场的入口，需要验票，进入场内，更让我大失所望，别说那想象中的带台阶的斜坡，就连地面也是原来的土面，与原来的大院里的电影场没有任何差别，唯一改观的是用砖垒起一个高大照壁，后面建了个放映室。

现在看来，电影院要收票，不象以前那样随便看，而且场地小，容纳的观众也少了，看来没有给大家带来多少快乐，而唯一开心的可能要数小王叔了，不用再为甩绳子而发愁了，不用为搬放映设备而劳神。

从师部大院出来，沿路南行，来到昔日的电影院，它改旗移帜，变换了主人。原来的院子还在，卖票的窗口还在，进场的小门还在，而不在有的是那看电影的滚滚人流和逐渐远去的童年快乐。

童年是快乐的，应当珍惜

快乐是永恒的，值得记忆

       作者简介：闫招枫，农垦人，理工男，现居鹏城深圳，从事企业生产管理。在外漂泊，难舍故乡情怀，感悟生活艰辛，体会人生快乐。喜爱路遥写作文风，质朴真诚，沁人肺腑，潜心学习，乐于尝试，拙笔散文，所见所思，愿与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