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一种具有进化优势的认知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协和医院的急诊室，“急诊室女超人于莺”现在每天工作的地方，大概是世界上负能量最集中的地方，紧张、拥挤、各种凄惨痛苦、焦虑绝望，但她真心喜欢这里，每天在上班路上走着都是笑着的。
对她来说，医生的职业，不确定性是最大的乐趣所在：每天上班都要面对各种未知的病人，别人觉得难以直视，她却相反。
对此，她的解释是，急诊室医生都有点轻度躁狂症。
轻度躁狂症是一种轻微的癫狂症。最普遍的症状是一种异常的乐观情绪，对自己、未来以及整个世界充满信心。他们通常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在强烈的躁动与雄心壮志驱动下，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生命能量和创造力。
美国畅销书《轻度躁狂症边缘》的作者约翰·加特纳说，美国过去200年来的商业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人，尤其是新兴的IT业。比如乔布斯，他相信世界是一群乐观的疯子创造的，包括他自己，因为这些人有改变世界的冲动。
在这些人眼中，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扭曲的，却给了想象力发挥的空间。所以，当我们看他们的传记时，会发现有太多愚蠢、冲动的错误。当他们成功时，我们称他们是天才；当他们惨败时，我们问：这些家伙是怎么想的？
乐观是一种认知偏见
科学家说，乐观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偏见，或者说一定程度的“自我膨胀”。就对未来的预期而言，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乐观的。
总体来说，我们都期待明天会更好。我们总是低估自己离婚、失业或者患癌症的可能性。我们期待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预设自己比同事更有前途，高估自己的寿命。大多数人都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会中大奖，80%的出租车司机都以为自己的技术比别的司机更高明。
作为一种具有进化优势的认知偏见，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激励我们——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才会提前计划，储存食物和资源以备不时之需，忍受痛苦以期待未来。如果不能构想100年后的世界，我们还会关心全球变暖吗？我们还会养育孩子吗？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这种偏见付出代价。对未来过于积极的预设，可能导致灾难性的错误估计，比如你相信自己是个好司机，便可能会因此不系安全带而一路飞车；你相信自己不会得心脏病，便可能因此放弃锻炼，暴饮暴食；你相信自己一定会赚钱，从而做出糟糕的投资。
于莺不愿意给自己贴上“乐观主义”的标签，虽然她看起来如此阳光灿烂，快乐得不着调。
她在微博上把急诊科的日常见闻写得趣味盎然，生老病死陡然呈现温暖的底色；她没有改变世界的冲动，把一个人救活了，就是一个医生最具体的成就感。
作为一名严谨的医学工作者，她更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视角，这样她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医学既有的知识和医生的目标之间，永远有一段巨大的落差。
她说：“从根本上，你知道你救不回每个人。有时候看到一些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会很无助。明明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别人却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你又必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他们。在这种矛盾的关系中，你必须坚持，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是坚持不下来的。”
幸福的本义是降低期待值
现实与期待之间的鸿沟，驱使着人们去追逐种种臆想中能带给我们快乐与幸福的东西，得不到固然痛苦，即使得到了也未必真正带来快乐，有时反而是无尽的痛苦之源。
所以，阿兰·德波顿说，幸福的本义是降低期待值。
在《身份的焦虑》中，他提出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有两种途径：要么努力取得更高的成就，要么降低对自我的期望。前者往往难以如愿，因为人们总是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人进行比较，来决定自己是否幸福。即使是富豪也有自己的焦虑，因为他的比较对象不是不如自己的人，而是其他的富豪。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待值。
对于这个时代的抑郁症，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曾经下过一个很精确的诊断——“自我的失常”。
在一个个人主义猖獗的社会，人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信念系统的支配下，失败常常让人变得极其沮丧。
与自我失常相随而来的，是公共意识的消失。以前，当我们遇到失败时，可以停下来，重新思考我是谁。但过去半个世纪来，人们对宗教、社区、国家以及家庭的信任已经遭到严重侵蚀。现在，当我们需要一个避风港时，却发现原来那些舒适的沙发、躺椅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摇摇欲坠的小板凳——自我，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自我。除了将失败归罪于自我，我们别无选择。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适度的放弃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幸福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在于取消对自我的过分期许。但期待值要降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
人生目标的设定，本是一个人寻求自我定义的一种特定机制。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一生从未充分发展过自己的潜能，甚至从来未曾努力争取过，即使期待值降到零，又何乐之有呢？一个特大号自我固然可以在悲观的引导下让我们陷入抑郁、绝望，但如果在乐观的引导下，是否能带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呢？
关于潜力的迷思
在马丁·塞利格曼的定义里，悲观与乐观不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而是指对人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风格。如果你是一个乐观的人，你会倾向于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暂时的、具体的因素，将积极事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因素。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人，则截然相反。
塞利格曼认为，一个人对生命的控制力，尤其是在对挫折和危机的应对上，很大程度是由这两种思维习惯决定的。
乐观者在面对挫折时，多采取设定目标、做好计划、积极投入。
悲观者在面对挫折时，则更多地采取后撤、思量、放弃。
二者之间关键的差别并非前者积极后者消极，而在于后者对困难基本上浅尝辄止，前者则会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1954年以前，4分钟之内跑完1英里被科学界认为是人类能力的极限。直到一个叫罗杰·班尼斯特的英国人出现。
当时，班尼斯特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医学博士。他是出色的跑手，最好的成绩是4分12秒。但他坚持苦练，一直到了4分2秒。然后，和所有人一样，成绩一直没有提升了。但他不肯放弃。他在脑海中无数次地模拟以4分钟的时间跑完1英里的过程，长此以往便形成了强大的成功信念。到了1954年10月，班尼斯特以3分59秒的成绩打破了极限神话。
6周后，澳大利亚运动员以3分58秒创新了纪录。同年共有37名运动员低于4分钟跑完1英里。到了2006年，人类所创造的最好纪录是3分43秒。
乐观的非理性层面一旦放大到极致，会变成妄想狂。但如果完全用理性限制乐观，则可能消除了想象与行动的空间。班尼斯特的故事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不仅证实了精神信念与身体潜能之间的关系，而且强调了行动和坚持的重要性。
事实上，乐观者在为实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目标和愿望而付诸实施的行动中，处处都体现着一种本能性的坚持。而悲观者就像《花生》漫画中的查理·布朗，幻想着同迷人的红发女孩约会，却只会远远地坐着，想象着握起她的手，想象着举行婚礼的感觉。
人生的可能性
3年前，依玛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非洲有一个小渔村，鲸搁浅，村民们一起去推鲸。一个小岛，阳光，海水，这个景象在她的脑海里生了根。
于是，她辞掉了工作，只身一人来到菲律宾的长滩岛，目前以教潜水为生。
其实，和绝大多数从南方小镇来到大城市的女孩一样，依玛来自一个普通家庭，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各种阶段性的梦想——考上重点高中，从南方到北方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一家很大的IT公司做公关，又在一家旅行社做市场营销。朝九晚五、种种工作压力、人事斗争，都市白领的烦恼和亚健康她都有。腰、脖子都不好，跑个800米就虚脱了。她甚至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蹦极不敢，登山太辛苦，连滑雪都不敢尝试。
那么，当初是什么让她做出那个决定的呢？
也许她天生就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
也许是因为她相信世间一切都有因果，可以消解很多不公平的愤懑和对未来的焦虑。
也许只是因为她太相信自己的运气。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出走，流浪，在一个很美的小岛上过宁静的生活。但没有多少人敢真正走出这一步。
在现代社会，一旦到了某个年龄，似乎不得不放弃人生还有别种可能性的期待。在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习得性的“无助”。
“无助”曾经是马丁·塞利格曼的核心研究。1967年，他在著名的科内尔实验室研究恐惧性与工具性学习的关系。他们给狗不能逃避的电击，狗做出任何自主反应都不能阻止电击。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当狗再经历类似的电击后，即使它能够通过跳跃来逃避电击，也只是稍微挣扎之后，就放弃反应，被动地接受电击。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习得性无助”。进而他们发现，人类身上也普遍存在着习得性无助现象。
今天是一个抑郁症泛滥的时代。
一个人犯抑郁症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根本上来说，抑郁症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出了偏差——他看不到生命的可能性，并因此丧失了行动力。
乐观的认知建构之所以比悲观的认知建构更有助于获得幸福感，关键就在于它对人生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你的内心是开放的，向一切可能性敞开。这是对抗习得性无助的一种强大的思维机制。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艾伦·朗格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置身于20年前的仿造环境中，要求他们装作回到20年前的生活。一个星期后，这些老人竟然真的有了返老还童的迹象：他们的智力水平提高了，记忆力提升了，视力、听力也改善了，甚至玩起了橄榄球。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就会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比如运气。这似乎是一个很神秘的问题。但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在数千次的访谈和数百次的实验之后发现，运气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和不可控。
他征集了400多个自认为幸运的人和自认为倒霉的人作为实验对象，给了他们同样的一张报纸，让他们数里面有多少张照片。
那些自认倒霉的人往往要花两分钟，而自认为好运的人只用了几秒钟。为什么？
因为第二页的报纸上有这样一条信息：“不必再数了，一共43张照片。”
这条信息用很大的字体印刷，占了近半页的版面，“幸运儿”们都看到了，“倒霉蛋”们却都没看到。
纯粹为了好玩，他在报纸里插入了另一条信息：“别数了，告诉实验者你看到了这条信息，并赢取250英镑。”
结果还是一样，“幸运儿”们都看到了，“倒霉蛋”们都没看到。
通过这些实验，怀斯曼总结了幸运儿的4条原则：他们更擅长创造和留意到机会，他们更愿意听从本能的召唤，他们对未来有更积极的期待，他们对挫折抱着一种弹性态度——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他们会从中寻找积极的可能性，并静待积极的结果出现。
也就是说，一个人运气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只要你学会像幸运儿那样思考和做事，比如找一条和平常些许不同的回家路线，换一家餐厅吃晚饭，就能变得幸运起来。
美，作为解毒剂
一种在实验室里检测小白鼠抑郁程度的方法叫“糖水测试法”：在小白鼠面前摆两碗水，一碗白水，一碗糖水。心理健康的正常小白鼠会更喜欢喝糖水；处于抑郁状态的小白鼠则无所谓，根本不挑。背后的原理是：一个人越抑郁，就对生活中的享受和乐趣越发麻木。
人是很容易麻木的。生命中很多新奇美好的东西，一旦我们对它们习以为常时，它们就不再“存在”了。在心理学上，这叫“适应原则”。这种原则不断地将我们从幸福或痛苦的极点拉回基因最初设定的起点。这个心理免疫系统一方面保护我们不至于因极度的痛苦而崩溃，另一方面也阻止我们享受绵长的快乐。
叔本华在《论生存的痛苦与虚无》中写道：“动物只会对那些此刻已经呈现在其直观面前的事物才会有极为短暂的恐惧和希望，而人的意识视野包括整个一生，甚至超过这一范围。但也正因为如此，动物与我们相比在某一方面似乎更有智慧，它们能心安理得、全神贯注地享受此时此刻……作为现时的化身，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感觉到每一轻松和明快的时间所具有的价值——对于这些时光，心事重重的我们通常不加理会就让它过去了。”
叔本华是悲观者中的悲观者。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应”存在的，而人的一生就是被希望愚弄着，舞向死亡的怀抱。但作为“清澈的，永恒的世界之眼”，他在独自冥思人类痛苦根源的过程中，未必不得到一种探究的快感。
探究本身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姿态，对抗生活之麻木的最佳武器。
白明是一个陶艺家，他过着一种近于中国旧时文人的生活，画画、读书、喝茶、听音乐，当然还有陶瓷——从拉坯到翻模注浆，将最朴素的泥土烧制成莹润如玉的陶瓷。
“与西方人不同，东方人对美的理解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白明说，“一个碗，在普通人的理解里，就是一个器物。但对一个有美学境界的人来说，他会有很多要求，质地、手感、量感、触觉、曲线等等。从中，他还会产生很多的联想，比如从一个碗里，理解空的意义。”
在他看来，在这个浮躁焦虑的时代，美，以及美所引发的想象，可以让人慢慢释放困惑，相对平静地接受生命中的一些挫折、灾难。任何大道理都不具有这样的力量。
“有时候，你花很长时间烧一个陶瓷，却在快要完工的时候摔坏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最初体会的痛苦是很巨大的。可是随着你对材料、烧制、工艺，以及对美的理解的整体推进，你会接受另外一个现实：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没有烧坏的可能性，就没有好作品的惊喜。一旦接受了这个现实，对美丽的期待才更加神往。”
人群中的快乐
马丁·塞利格曼曾做过一个实验，他在一组问卷中抽取了10%自认为“非常快乐”的人，看这些人与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结果发现他们并不有钱，相貌平平，身材一般，也没碰到过什么特别的好运，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极度社交。
李孟夏就是那种天生的社交动物，在人群中才能感到快乐、安全和温暖。
在时尚圈，他就像114查号台，无所不知，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说他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但他说自己更像衙门口的石狮子，永远在人群里是一个搞笑、欢乐的角色，只是因为不喜欢让别人感觉不舒服，不愿意冷场，不愿意别人难堪。
他工作的那本杂志号称“京城白领加油站”，鼓吹异常积极上进的价值观，月入5000元的白领也要懂得如何梦想一个5万块钱的包包。
“我知道这不真实。但对一个焦虑的、在都市里生存的人来说，不愿意让自己去接触太多负面的东西。”李孟夏很认同自己金牛座的性格，没有安全感，加上对自己的身高、学历都有种种的不自信，他30岁之前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我的内心其实很消极，但我一直很积极地做事，这样不至于活得太虚无。”
另外，他真心喜欢交朋友。他交友一向秉持实用主义原则，只交那些温暖的、有才华的、给你力量的。当他感觉自己快要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时，就会有计划地结交年轻人。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对生活多少有了一些成见，而年轻人常常能打破和颠覆这些常识。
他尽量避开黑洞型的人物。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显示，无论乐观豁达，还是寂寞忧郁，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强大的传染性——它们就像随着打喷嚏而传播的细菌一样，在人际网络间蔓延。开心的时候在一起，不开心的时候各自疗伤，分享“黑洞”有什么用呢？
30岁生日那天，他的焦虑达到了顶峰。他应对焦虑的办法就是给自己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召集了300多号朋友给自己庆祝生日。派对结束之后，他突然觉得30岁也没那么可怕了。
一年后，他遇到现在的伴侣，年轻，快乐，没有沉重的东西，也拒绝沉重的东西。接下来的7年，是他生命中最乐观的日子。跟一个人相爱，早晨的阳光打在身上，你会觉得生命美好的感觉，跟你读很多书看很多电影理解来的东西，是殊途同归的。
“我生命中遇到的机会、遇到的人，都觉得是中了头彩。只要我想到我爱他们，就觉得心平气和。”李孟夏说。
逃离“舒适区”
虽然有点恐高症，但范宁仍然喜欢爬山。
他爬过乞力马扎罗、尼泊尔的卓奥友峰、北海道的雪山，但更多的是在香港郊外。他通常故意不带地图，只要记得大致的东南西北，然后自己走一些路出来。
“这是人生的一种训练，可以帮你接受一切不确定、不明了的情况，减少对于未知的恐惧感。同时，也渐渐培养出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无论在怎样的困难中，都能保持情绪上的稳定。”
范宁是这个世界上最缺的那种人：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无国界医生的一员，他经常出现在一些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参加医疗救援。去年他在米苏拉塔。2009年春节，加沙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2010年春节，他在地震后的海地。
他一向喜欢生活中有一点点危险的元素，因为能将他拉出舒适圈——在舒适区内，你是舒服的，放松的。但跳出这个舒适区之外，是一个更有活力的区域，有兴奋，有紧张，有生命成长的空间。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包括我们的家庭、职业、城市，都倾向于把我们固定下来。怎么突破这种固定，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在行医之余，他还拿了MBA的学位，学树医，学犯罪学、法哲学。他说，经常学一些新的东西，你的心境会比较宁静，因为可以把自己放回到初学者的心态。
一个人的快乐可以维持多久？
“人是有限的。时间、机缘都有限，生命很宝贵也很脆弱。即使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裕的地方，也可能会爆发像日本那样的地震，走在大街上，可能会发生意外，也可能再次爆发像SARS那样的灾难。所以，怎么利用有限的时间，了解和感受这个世界，并令自己希望解决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帮到一些人，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最不可能的乐观者
从石家庄坐车一个多小时，可以到一个叫行唐的小县城。一路上有灰色的浓雾，空气中泛着尘土的泥腥味。在这里生活的人，大概都不会太快乐吧。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叫二辰的女孩。她天生脑瘫，从小被父母抛弃，但乐天豁达，熟读《论语》，不抱怨父母。
我与她握手。她的手握得很紧，但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她眼睛的视线也不对。她很费力才能说出一句话，大部分时候我必须依靠她的朋友翻译，才能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神智是清明的。
她很努力地生活。家里只有她和姥爷两个人，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姥爷。房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种满了花和绿色植物。她说，花是姥姥教她种的。姥姥是这个世界上给她最多温暖的人，但她已经去世了。
15岁时父母离婚，她被判给父亲，但父亲不肯要她。这成了她心底深处一个死结，至今无法解开。4年后，她在行唐街头遇见父亲，迎上去笑问：“爸爸，你过得好吗？”
她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有问题。走一步，就摔一跤。腿上摔得乌青。
“5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么好好活下去，要么就干脆死掉。”她一字一顿地说。这是她整个下午最连贯的一句话。那种决绝的口气让我意识到，这个女孩子其实一点都不豁达。她的心里有着深深的自卑和无助。对她来说，乐观是极度的绝境之中唯一的武器，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生命中一些重大的悲痛与丧失经常使人觉醒，让人体会到一种本真式的存在。在心理学上，这叫“觉醒体验”。很多濒临死亡的晚期癌症患者，非但没有陷入麻木的绝望，反而发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变化。他们放弃了生活中无关紧要的琐屑之事，重新安排了生活的重心；他们主动选择不做违背心意的事情；他们花时间与至亲至爱更深地交流，对生命中原本平常的事物，比如变换的四季、美丽的大自然充满了感恩。
审思生命的有限性是如此清醒的痛苦，但它却能使我们热爱生命，并充满感激地珍稀它。正如乔布斯所说：“死亡极有可能是生命最杰出的一项发明，因为它去旧迎新。”
这是非理性的乐观，也是绝望之中唯一的慰藉。没有这种慰藉，生活将无法继续下去。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14期 作者：陈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