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与中国大陆交往的增多，以拥有先进文化的中国为基准点，日本列岛的人们很早便有了“自身处于东方的意识”。公元600年，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交的国书就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日出处天子”这种表达，在我看来，其实已经隐含了“日本”，即“日之本”。“日本”这个国号亦即国名产生于何时，在日本史学界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从文献史料的视点，中国的文献在唐代以前并没有发现“日本”国名。11世纪中叶前后成书的《新唐书》，在《东夷传》中有这样完整的记载：“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唐高宗在位的咸亨元年（670）是一个时间坐标，“更号日本”是在咸亨元年以后。这与《史记正义》所说“武皇后改曰日本国”，时间上是吻合的。日本方面的文献，尽管养老四年（720）成书的《日本书纪》已有被训读为“ヤマト”的“日本”汉字表记出现，但学界研究日本国号起源时一般不将其作为证据。较早有明确记载的，当是菅野真道等执笔成书于延历十六年（797）的《续日本纪》，于庆云七年（702）载：“秋七月甲申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国至。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朝鲜半岛方面的文献，1145年成书的《三国史记》中的《新罗本纪》卷六于文武王十年（670）十二月载：“倭国更号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由于《三国史记》在编纂时参考了中国的文献，所以从对“倭国更号日本”的时间与前引《新唐书》的670年完全一致来看，当是从该书移录的史实。根据上述史料，日本学界对日本国号产生时间的推测：一是在天武天皇期间（672—686），与天皇称号同时产生；二是产生在从飞鸟净御原令编纂的689年到《大宝律令》形成的701年前后这一过程；至于《日本书纪》在大化元年（645）七月条记载的颁发给来自高丽、百济使者诏书中“明神御宇日本天皇”的写法，被认为是经过了《日本书纪》编者的润色。总之，各种文献关于日本国号产生时间的记载，均未早于7世纪后半，亦即在670年至701年之间。关于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原因，日本学者大和岩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壬申之乱”让作为小国的日本吞并了倭国，从而改倭国为日本。到了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国号更名日本之事通报给了唐朝。所以他认为日本国号的启用当在684年稍前。审视这种说法的史料依据，其实还是来自《旧唐书·东夷传》所载“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从出土文献的视点观察，近年来，相继出土三种石刻史料，也都出现了“日本”的字样，因此颇为学界所关注。一是2004年在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墓志中明确写到“国号日本”，因而是确定无疑的。这方墓志的文字出自同为遣唐使的日本人之手，时间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日本国号的比较确凿的最早存世实物资料。二是1992年现身于台北古玩店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这方墓志虽未见原石，但分析录文所述事实，当非伪造，墓志写道：“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虑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据台湾学者叶国良考证，墓志这一段所述史实为杜嗣先受命接待遣唐使。由于墓志中还提到“上帝宗于明堂，法驾移于京邑”这一武则天行明堂礼的史实，因此在时间上可以断定杜嗣先受命接待的是第八次遣唐使，到访时间是长安二年（702）。墓志由杜嗣先之子撰于先天二年（713），这一时间也早于第九次遣唐使的来访时间开元五年（717），因此，“日本来庭”的写法不可能是出于后来的改写。由此可以断定，作为国家的“日本”记载，杜嗣先墓志也是真实无疑的。“日本”国号的实物资料，杜嗣先墓志的702年又比井真成墓志的734年提前三十余年，从而可以印证日本史学界的通常推测。第三种出土资料也是在西安发现的，即由中国学者王连龙撰文披露的《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简称《祢军墓志》。祢军是百济人，在唐朝做官，死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墓志中有：“于时日本馀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其中“日本”，如果确定是日本国号，则实物资料将日本国号的确立至少提早到公元678年，早于前述日本学界迄今为止的推测和现有的实物资料。遗憾的是，据我考证， 《祢军墓志》中出现的“日本”，只不过是对东方的泛指（详细论证参见澎湃“私家历史”2018年6月30日《<祢军墓志>中的“日本”并非国名》）。如此一来，日本国号的形成，又回到了通常推测的原点，即701年前后形成说。其实，《新唐书·东夷传》等中国文献对于日本国号产生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政权的国号形成可能并不像近代国家诞生之时那样在短时间内拟定国名，而是经历了一定时期的普遍认同。既然目前我们无法找到诸如政令发布那样的确凿史料来认定日本国号的产生，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转换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呢？尽管《祢军墓志》中出现的“日本”并非日本国号，但其意义则显示了“日本”作为指代东方“日之本”的意识已经是由来已久，所以墓志作者才有可能娴熟地使用这一词语。伴随着与中国大陆交往的增多，以拥有先进文化的中国为基准点，日本列岛的人们很早便有了“自身处于东方的意识”。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交的国书就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此即认为自己处于东方，而大陆的隋朝处于西方。这条有名的史料见于中国文献的多处记载。“日出处天子”这种表达，在我看来，其实已经隐含了“日本”，即“日之本”。进一步联系到《日本书纪》中“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表达，根据日本学者的日本国号和天皇称呼同时形成的见解，极有可能早在提交国书的公元600年之前，即六世纪末，“日本”这一国号已经产生。在没有确凿明证之前，对于日本国号的产生，我们还可以另辟蹊径。众所周知，主要来自汉语的日语音读发音，除了大多是出于误读的惯用音之外，基本被归纳为吴音、汉音和唐音三种。吴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中国江南地区传到日本的汉字音。“倭之五王”（中国史书记载的倭之五王，日本学界有基本比定：倭王瓉即仁德天皇或应神天皇、倭王珍即反正天皇、倭王济即允恭天皇、世子兴即安康天皇、倭王武即雄略天皇）频繁向南朝派遣使者，以及“南朝四百八十寺”那样佛教兴盛所带来的中日间交流，无疑对吴音的传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日语中的吴音词汇有相当多是来自汉译北传佛经。汉音作为唐代洛阳一带的标准音，则是伴随着中日之间第二次交流热，由大量的遣唐使、留学生全面导入中国典章制度以及文化带过去的。唐音则是宋元迄至近代传到日本的汉字音。于是，日语汉字音所附着的时代因素与地域因素便成为我们考察日本国号产生时代的一个极好的视点。日本的国名现有两种发音表记。一种是汉字音读的“にほん”或“にっぽん”，一种是以英语为主的欧美语言“ジャパン”等。这两种发音其实都与汉字音摆脱不了干系。“日”的“にち”的发音就是来自吴音的入声字。而“ジャパン”的语源据讲来自《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述“黄金之国ジパング”。“ジパング”是不谙汉语的马可波罗对元朝人称呼“日本国”的拟音记录。纵观西方几种语言的《马可波罗游记》“ジパング”的表记，词头都对应为日语“ジ”。这个“ジ”应是“本日”的“日”的拟音“ジツ”。促音“ジツ”在北方元大都人口中脱落促音尾成为“ジ”。在日语的“日”字两种音读中，“ジツ”属于汉音。日本的国名现有两种发音表记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日本国号产生于唐朝诞生将近百年之后，那么，其音读发音理应为汉音“ジツ”才合乎逻辑，但为什么日本人舍时音而不用，却用了一个古老的字音呢？推想开来，谜底就是，作为国号的日本，在汉音没有成为主流语音之前，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后时代便已经启用。还可以提供一个旁证是，一个名叫续守言的中国人，在百济和唐、新罗作战中成为了俘虏，后来被百济在齐名七年（661）送到日本。后来续守言被持统天皇任命为音博士，专门教授唐朝的标准音汉音。这一个时间节点是在公元689年前后。这一事实体现的逻辑关系是，如果日本国号产生于689年以后，理应会采用当时大力提倡的汉音，而不可能是吴音。在资讯交流不发达的时代，日本这一国号到了公元600年才由使者传达到中国的王朝。此时，在日本国内，日本国号大约已经使用了有一段时间。通过汉字音对日本国号产生的考察，前述日本国书体现的国号暗示，其实是互为旁证的。纳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日本国号的产生，也可以得到相同的认识。伴随着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确立，才会产生对统一国号的需求。而公元五至六世纪正是被学界通常认定的古代国家的形成期。大量接触并接受中国文化，最终建立了律令制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号和天皇称谓应运而生。这一历史背景的回顾也在广义上可以支持我的日本国号形成时间的推测。而通过日语汉字音的历史考察，推测日本国号的产生时期，是日本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个视点。作为余话，还想附带说说跟日本国号产生有关的一个有趣问题。“日之本”，亦即“日本”，是在日本列岛内部产生的称呼，还是来自外部的观察？在我看来，最初称呼“日本”的一定不是出自日本列岛内部。一个常识是，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地球上的人观察太阳，太阳都是从东方升起，日本人位于日本列岛的观察也不例外。然而，中国人从中国大陆一侧观察，日本列岛方向正是太阳升起的东方。因此当来到中国大陆的日本人被问到从何处来时，日本人可能会指着日本列岛的方向说来自那里。听到这样的回答，中国人也许会说，那是太阳的故乡啊，亦即日之本。于是，身处中国大陆的日本人会领悟到，原来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日之本”。追溯“日本”这一国号的形成过程，可以推测大概会是这样的经过。这是我的主观臆测，但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唐代诗人刘长卿写给日本使者的两句诗刚好描述了这样的场景：“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因为“日出处天子”的“日出处”，原本就是来自中国大陆一侧的观察。反过来说，如果从中国以西一侧来看，中国又成为“日出处”。以类似“日出处天子”的说法来称呼中国王朝的皇帝，在文献中还居然真的可以找到。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的《北史》卷九七《波斯国传》载：“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这是来自中国以西的观察，与从中国观察日本一样。其实，以太阳为参照物，以中国大陆为基准点的方位表记，不仅限于东方日本，南方的越南也是如此。西汉武帝时代，在越南中部汉朝政府还设置有“日南郡”，更是明确的标记。日之本是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的称呼，这在古代日本人那里并无疑问。在平安时代成书的《弘仁私记》前多人长序文开头就这样讲道：“日本国，自大唐东去万馀里，日出东方，升于扶桑，故云日本。”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也并不避讳这一事实，与古代日本人有着同样的认识。曾任京都产业大学的所功教授指出：“'日出处’、'日之本’这样的认识，是在日本列岛内很难产生的想象，大概是从日本以西的朝鲜或中国向东方瞭望产生的。”另一位日本史研究者神野志隆光也指出：“日本这一称呼很可能就是产生于中国的世界观，因而日本的国号才被唐朝所接受。”（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