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飞翔：学问与心态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叔岷被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于是他背着一包书、抱着一张古琴，怀着“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的心情，兴冲冲地来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板栗坳。

来到李庄，王叔岷首先拜见了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并将自己写的一首五古抒怀呈傅斯年指导。傅斯年翻翻，便询问王叔岷未来想做什么课题。王答：“《庄子》。”傅斯年笑笑，背诵起“昔者庄周梦为蝴蝶”一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突然间，他脸一沉对王叔岷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很不自在，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诺诺而退。此后，王叔岷便一生牢记傅斯年教诲，从校勘训诂入手痛下功夫研究《庄子》，最终成为二十世纪在《庄子》字意训诂方面最权威的学者。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傅斯年为王叔岷定下的这条规矩，遂成为史语所的金科玉律，即：所有刚进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许发表。比王叔岷晚一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的李孝定是史语所助理研究员，跟随董作宾作甲骨文研究。从学生到助理研究员，李孝定将傅斯年的要求忘在了脑后。于是，他向史语所学术“集刊”投了一篇稿子，不料很快就被退回。他意识到，这是因为他违背了傅斯年“进所三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好在，经此“打击”的李孝定并未灰心丧志，而是悉心钻研数年，之后才撰写了《甲骨文字集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等多部著作，成为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到台湾后，傅斯年“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同样有效。据从台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史家许倬云回忆，自己刚来报到的情况是：“按照旧规矩，进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务。同时，入所之初，学习为主，不得立刻写论文，急于发表。”于是他在第一年内，承所内前辈芮逸夫与陈盘庵先生之命，从先秦典籍中选取《周礼》与《左传》，连本文加注疏，一句句、一行行仔细点读，为他日后在中国古史领域的研究打下了深厚根基。

今天看来，傅斯年为青年学者定下“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可谓用心良苦。傅斯年之所以如此，为的是能让青年学人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不因发表文章而产生太大压力，保持一种良好的治学心态。

发表文章固然能带来一定收效，但学问需要厚积薄发，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不见得就是好事。北大教授陈平原说，他在北大读博期间，他的导师王瑶也认为研究生在学期间不应急于发表论文。王瑶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人都是毕业以后才开始发表文章的，可他们日后个个都是著作等身、卓然成家。谈到当下的学风，陈平原说：“人文学本讲究'博学深思’、'沉潜把玩’，是寂寞而又有趣的事业。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做学问就像江湖卖艺，敲锣打鼓，热火朝天，三分学问，七分吆喝，场面上很好看，但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学术上没有明显推进。”相对于这种现象，傅斯年的“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是多么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