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妙设想的全球化——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子病毒学家闻玉梅

中国工程院 闻玉梅院士

西式家庭长大的女孩

翻开闻玉梅的简介，可以看到她的祖籍是湖北浠水，的确，闻家是盘踞在这里的一个大家族，世代书香。载于族谱中的说法是，他们本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后裔，公元1277年，因文天祥兵败被俘，家人逃到湖北，才改文为闻，但这位一身正气的先祖一直是闻家人心灵的“灯塔”，在茫茫人世间的指路牌。

600多年后的20世纪初，历史轮回，中国再次深陷政权更迭的混沌之中，此时，从小就熟稔信国公这段族史的一位闻家后人，充满着对祖先洒过热血的这片土地的热爱，用真挚的感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子之歌》：“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走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直至今天仍感动着亿万国人。这首诗的作者叫做闻一多。

当时与闻一多并称“闻氏三兄弟”的还有八哥（堂兄）闻亦传及其胞弟闻亦齐，三人均就读于清华大学，后又都赴美留学。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胚胎学系，闻亦传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他还邂逅了一生的伴侣桂质良。桂质良的聪慧完全不输丈夫。她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哥哥姐姐都是曾留学欧美的新派知识分子。她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中，在当时这是一所相当高档的女子中学，1952年与中西女中合并，成为了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一部分。1921年，21岁的桂质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出国留学基金（庚子赔款），由此进入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还获得了该校授予的一枚金钥匙，寓意“开启智慧大门”。随后，桂质良考取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这里迄今仍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医学院校。因从小喜欢哲学，桂质良选择了医学里面与之最相近的一个专业——精神病学。在20世纪20年代，即便美国本土也很少有女性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而桂质良却获得了该校的医学博士学位（1929年）。

1930年在美国的研究所，闻亦传还沉浸在对灵长类鼻孔软骨由来的研究中，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北京，时任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步达生教授正在从事“北京人”的研究，对闻亦传“闻其名、奇其者、崇其学”，极力向校方推荐他。是年夏，闻亦传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了北京，在协和医学院任解剖系副教授，主讲胚胎学和神经学。桂质良则在北京道济医院（现北京第六医院）从事儿童心理卫生和精神病方面的工作。

1934年，在长女闻玉平3岁的时候，闻亦传夫妇迎来了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取名闻玉梅。闻亦传常憧憬着女儿们到了十岁要教会她们写对联，但他的身体却有每况愈下之势。留美期间，他就已经感染了肺结核，原本应该多休息，但他却嗜书如命，常连续几天手不释卷，也经常在实验室通宵达旦，劳累过度使他的病情反复不定，终至不愈。桂质良对结核的传染性相当清楚，所以她尽量避免孩子们跟丈夫接触，孩子们只能远远看着父亲，这也是闻玉梅的一大遗憾。1939年，闻亦传逝世，在协和礼堂召开了他的追悼会。

多年所受教育塑造了桂质良自立自强的性格。她一个文弱的女性独自挑起了赚钱养家和抚育两个女儿的重任。她的人际关系网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大学同学很多在重要岗位任职，比如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也有亲戚位高权重，甚至做到了国民党的中常委，但她从不求助于他们，尽管生活异常艰难。医生的工作薪资有限，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桂质良四处兼职，先后在上海沪江大学（现上海理工大学）、伯特利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东南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任职，极为繁忙。1953年，桂质良进入国家教师编制，成为了第二军医大学的三级教授，专职授课精神病学及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她是我国精神科发展史上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第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专家以及第一位出版精神病专著（《现代精神病学》，1932年出版）的专家。对闻玉梅，母亲是第一个让她崇拜的对象，她的成长过程多半有母亲的影子在鼓励。

在闻玉梅儿时的家里，书架上随处摆放着母亲的英文原著，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雪莱的诗歌，其中居里夫人的回忆录更是使闻玉梅继母亲之后有了第二个偶像，幼小的心灵里从此播下了对女科学家的向往。

这种把英文大部头当小说读的奇特兴趣带来的好处是，闻玉梅的英文非常好，上中学的时候她就可以给初二、初三的学生补习英语。巧合的是，闻玉梅和姐姐就读的圣玛利亚女中，也是母亲、大姨母（桂月华）、二姨母（桂质玉）曾经上学的地方，这里是她们两代人的母校。

无法直面的生命凋零

遍览文学名著让闻玉梅一度对文学着了迷，甚至想就此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母亲是个西式做派的人，崇尚自由，对闻玉梅的选择从不干涉，给了她充分的自主权。直到姐姐私下里的一番话才让闻玉梅下定决心学医：“你不知道，妈妈还是很希望你学医的，因为你喜欢念书、喜欢研究，而医学既可以实践，又可以研究，对你比较合适。”于是，闻玉梅选择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毕业实习的时候，闻玉梅遭遇了医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在华山医院实习的时候，闻玉梅接收了一名患心脏病的妇女，当时病人正怀着第二胎，后因心力衰竭而去世，母子都未能保住。作为医生却只能眼看病人撒手人寰，这让闻玉梅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她内疚、自责，眼泪无法自已地夺眶而出。回到家里仍是泪流不止，心情非常糟糕。母亲见状却说：“你太感情用事了，如果无法冷静对待生死的话，怎么做医生呢？”

当时在闻玉梅所实习的传染科，大叶性肺炎有特效药青霉素，病人能够治愈出院，其他疾病则只能缓解。面对这样的医疗状况，闻玉梅想：通过研究，说不定能解决临床上的问题，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1956年，她考取了微生物学的副博士研究生（即现在的研究生），并且对病毒学着了迷。

那时，病毒学刚刚起步，病毒也被认为与肿瘤关系密切，而闻玉梅预测肿瘤将会是个大问题，由此开始了对病毒的研究。原本她想研究病毒与肿瘤的关系，但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个更棘手的社会问题——肝炎，其中又以乙肝危害最大，感染率高达百分之十几，再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感染人数相当可观。因此，当工宣队问闻玉梅愿不愿意做肝炎研究的时候，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

但闻玉梅的病毒学基础并不深，怎么增强？她想了个办法——到卫生防疫站实战学习。当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却把防疫站工作人员吓了一跳：“你年资太高了，来学不合适”。闻玉梅只好站在实验室外隔着玻璃看人家是怎么做实验的，比如病毒分离、培养，然后再自己依葫芦画瓢地去做。”

把“分子病毒学”带回祖国

几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封锁”后，中国迎来了与世界重修往来的时刻。借此东风，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在华举办考试，提供了很多出国机会，其中就有两个肝炎研究领域的名额，闻玉梅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了其中一个。其他专业的留学时间大都为1年，只有肝炎是3个月，朋友们无不惋惜地说：“你干嘛非要选这3个月的！”闻玉梅则回道：“我是选肝炎，不是选3个月。”

1980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WHO肝炎合作中心，闻玉梅终于一偿夙愿，开始了正规、系统的肝炎学习与实践。尽管每个月有600英镑的补贴，在当时算是相当多的一笔钱，足够享受“小资”生活，但闻玉梅却还是想方设法地省钱。她租住在便宜些的居民楼底层，住在对面的是同来留学的桑国卫。用节省下来的钱，闻玉梅买了一台低温冰箱和一台幻灯机。冰箱买的是只可以达到零下18℃低温的，但勉强可用来储存血清。其实当时在国内的实验室，闻玉梅有一台国产低温冰箱，但因为它时常出现故障，闻玉梅研究要用到的重要材料都变质了，每每此时她都急得几乎落下泪来。但这台英国买的冰箱还是无法储存病毒，那需要温度更低的冰箱（-70℃），她没有那么多钱。卫生部领导得知此事后，深为感动，于是拨给了闻玉梅1万元人民币，而这也成了闻玉梅做科研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1981年，闻玉梅又获得了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进修的机会，在这里，她踏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领域——分子病毒学。就在中国深陷“文革”泥潭的十年间，国际病毒学、分子生物学却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去NIH以前，闻玉梅在国内从未听说过“分子病毒学”这个名词，甫一接触，她立即有了把这一新兴事物介绍到中国的想法，因为古老的中国在长时间的落后下，需要与国际并肩。

但在NIH闻玉梅进修的实验室，负责人只让她做细胞的病毒培养，分子水平的研究则宁可雇佣日本人来做，他们不认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胜任这么“高端”的科研。这种忽视激起了闻玉梅的“好战基因”，她找到了NIH实验室下面的一个分子病毒学实验室，虚心向里面的研究人员请教，自己学、自己做。不单如此，她还报名参加了夜校的分子病毒学课程。在旁听还是考学分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尽管她并不需要学分来获得学位。她想以此来鞭策自己，这意味着她不能旷课，而且要参加考试，如此一来她就能了解这门课是怎么考试的、考哪些内容。

在美国，闻玉梅和另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王立亚合租了一间公寓。她们的住处离上课的地方很远，因为是夜校，每次下课都已经很晚，很难想象一位女性在深夜独行所面临的危险，但为了完成课程，闻玉梅还是打定主意课后走回公寓。生活中总是充满惊喜，在得知闻玉梅面临的窘境后，主管这一课程的一位美国老师慷慨地提供了帮助，无论上课的老师怎么变，都会在课后把她送回家，闻玉梅也多了一个美国挚友。

考试如期举行，闻玉梅出人意料地成为了“黑马”，考分位列第一。当时的闻玉梅已经年过四十，记忆力远不如班里其他二十几岁的同学，她靠的是努力学习与记忆。让闻玉梅感动的是，临近考试，为了让自己专心学习，王立亚承担了所有做饭、打扫的活，这种“患难之交”让两人收获了真挚、亲密的友谊。

在行将回国之前，闻玉梅已经为怎么把这一新领域介绍给国内学生打好了草稿，回国后立即开了一门新课——医学分子病毒学，把自己所学倾囊相授，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科学界注入了一股新的生机。

临行前，在NIH盛开的樱花树下，她满怀思乡之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樱花交错如幻境，幽径深处无人行，异国风光无限好，怎比祖国山河亲。

一个新理念的形成

疫苗，预防疾病最好的武器。说起乙肝疫苗还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就职于NIH的巴鲁克·布隆伯格在一名澳大利亚人的血液中发现了乙肝病毒的表面抗原，被称为“澳抗”，为疫苗的制备奠定了基础。纽约大学医学院儿科系主任索尔·克鲁曼得知此消息后，简单地把乙肝病人的血液取出，并用水稀释、加热，就发现能够起到预防作用，证明了澳抗可以被制成疫苗。20世纪70年代，默克公司的疫苗专家莫里斯·希勒曼接棒，开始研究怎么从血中纯化出澳抗、制备疫苗。在对公司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人体试验后，1981年，第一代乙肝疫苗（血源性疫苗）终于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上市批准。这场接力赛中，诞生了1位诺贝尔奖得主——布隆伯格（1976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和2位拉斯克奖得主——希勒曼和克鲁曼（1983年）。

对于未患病的人可以用疫苗进行预防，但对于已感染乙肝的患者，怎样减少甚至清除他们体内的病毒呢？闻玉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念，用疫苗来提高人体免疫力，借此控制病毒，这一理念被称为“治疗性乙肝疫苗”。

这个想法，闻玉梅酝酿了很久。中国大部分乙肝患者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的，乙肝阳性的母亲把病毒传给了孩子，孩子从小携带病毒，身体就对其产生了耐受，不再把它当做外来病原体进行排斥。闻玉梅因此产生了一个设想：消除乙肝的免疫耐受，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来对付病毒。她认为，治疗乙肝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抗病毒，另一方面是提高人体抵抗力。

当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了一场科技场上的较量，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欧洲提出了尤里卡计划、日本出台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中国也不甘人后，于1986年3月推出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1987年，当该计划第一次招标时，闻玉梅把她的这一想法提了出来并递交了申请。评审团是以研制出干扰素的侯云德院士为首的一批专家，他们都被这一创新性思维所打动，最终决定为闻玉梅的设想投入100万人民币（五年）的资金支持。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在设想有了实现舞台的同时，压力也让闻玉梅近乎窒息。治疗性疫苗是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更遑论可咨询什么专家了，闻玉梅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在一个个静谧夜晚，当别人好梦正酣之时，她辗转反侧，思考着设想实现的可能方案。

1995年，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闻玉梅等发表了题为 “Hepatitis B vaccine and anti-HBs complex as approach for vaccine therapy”的文章（Lancet 1995;345:1575-1576），在国际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治疗性疫苗的概念，介绍了中国的开展情况，这篇开创性的论文此后获得了该领域研究人员的高频引用。

在鸭肝炎模型实验初见成效后，为了进一步阐明疫苗的免疫机理，让它经得起推敲，闻玉梅决定将实验动物“升级”为转基因鼠，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这条路困难重重。当时只有法国和美国有能力做出转基因鼠，闻玉梅恰好在两国都有好朋友从事转基因鼠研究。然而当她向他们要这种实验鼠的时候，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推拒。此路不通，闻玉梅又想直接从国外进口，但这种“高科技”小鼠当时被禁止运到中国。走投无路之时，香港大学吴文翰教授伸出了援手，让闻玉梅的实验得以继续——转基因鼠进口到香港，闻玉梅的团队到香港进行实验。“曲线救国”的策略获得了成功，实验结果正如闻玉梅所料：实验鼠接种疫苗后，病毒载量、表面抗原均下降，产生了表面抗体，这为治疗性疫苗提供了坚实的科学证据。

2009年，治疗性乙肝疫苗跨过了Ⅰ期Ⅱ期临床试验的槛，进入了Ⅲ期临床，闻玉梅25年前所提的最初设想正在不断向实现趋近。

如今，“治疗性疫苗”的理念在全世界已经广为接受，并且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乙肝。截至2012年的统计显示，全球已经有339种治疗性疫苗，其中绝大多数都旨在治疗肿瘤。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设想正在全球各疾病领域焕发出夺目光彩。

她有两个愿望，一是看到治疗性乙肝疫苗Ⅲ期临床试验的完成，二是希望自己几年前提出的老年医学项目不断推进。第一个愿望现在看来只差临门一脚，她现在更关注的是第二个愿望，她对团队说“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也对领导说“希望能大力支持老年医学，因为这是惠及老年群体、家属及社会的事业，是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