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角的早晨

上海城里人是不大容易看到朱家角的早晨的，我以前也没见过。

无论是定班的沪朱高速快线，还是地铁17号线，十点钟还是空空荡荡的。北大街总要十一点快了才闹猛起来。瘟病一来，更是这样。

就像去年暑假，狠多习惯了带孩子出国度假的上海家庭都只好选择去海南或云南，黄浦区的状况一出，习惯了出省的我也只好选择去朱家角过夜。

如此，我看到了朱家角的早晨。

朱家角的夜晚就狠美。

美，是因为她静。任何吵闹都不美。

天一黑，老街上就慢慢静下来，尤其是民宿比较集中的西南角，比城里小区还静。

汽车是开不进来的，连没有快递外卖的电驴声。

那天晚上，只有我的斜对过人家底楼的灯还亮着，不时传出三两男人的笑谈声。

酒精、荷尔蒙和火锅的热气，混合着逸出窗缝，在窄窄的小街上游荡，就像一百五十年前曾经游荡在欧洲的幽灵。

我竟然可以百无聊赖地读书，读民国往事，读那本朋友送的直排版《文坛叙旧》。

一杯水，一小碟朱家角的“牛踏扁”和豆腐干，安逸得有点奢侈。

连没有门外的拖鞋声。

九点多钟，我还曾经特地出门去走走。

还有一家酒吧开着，老板娘端坐候客，头发依然一丝未乱。她并不招呼，只是watching you。

静。

我甚至可以听到自己走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好久没听见了。

只有小小的霓虹灯阻止了我的穿越，提醒我，毕竟21世纪也过去了二十年。

第二天早上，当然不是鸡叫唤醒了我。市声也太远，在漕平路，传不过来。

而是隔壁人家推开木窗的吱吱嘎嘎声，这样的声音也久违了。

头天晚上好像下过一点小雨，石板路还是湿的，清晨的阳光斜照过来，路面发亮。可惜我和我的手机拍不出我肉眼看到的，有点可惜。

放生桥上，大路朝天。走上去，像是会融入天际，让人觉得天地无别，生死无别。

我到朱家角菜市场四周去兜兜，买菜的与卖菜的，买点心的与卖点心的，竟然都讲本地话，吴侬软语，好亲切。

在日常人潮汹涌的北大街上，你几乎听不到一句。

七宝老街亦如此，新场老街亦如此，召稼楼现在也听不大到了。

即便看到我这样的老上海，人家也吃不准，还是一句国语开过来，令人气短。

折回来，老街上很多人家已经开门。

一个老婆婆在杀鸡，邻舍在旁边看着。一位嫂嫂在晾衣裳，也有邻舍在旁边看着。

这，才像份人家，像过日脚的样子。

飘过来的都是吴侬软语，与四周的情景契合得天衣无缝。

一位老先生，穿着中式棉袍，束发插簪，坐在躺椅上，旁边小桌上有一壶茶，还有一只乌龟，极尽古风。

可惜旁边还有一只智能手机，在放着用国语广播的长篇评书。

我就这样，在老街上荡来荡去，直到八九点钟，店铺也只开了一半不到。

毕竟年关已近，这么早开门的都是当地人。只有一两家店家的门口，有人在用国语聊天。其他人，大概都留在“当地”过年去了吧。

如此闲静的朱家角，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令人浮想联翩。

我首先想到的竟是张爱玲。她在美国把吴语版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成国语，分上下册。上册叫《海上花开》，下册叫《海上花落》。

朱家角也一样，繁华热闹时如“角里花开”，闲静悠游时如“角里花落”。花开花落都狠美。

鲁迅先生写过一句诗，“花开花落两由之”。那是无奈。

也可以是坦然。坦然，才能见天地，见众生，见生死。

讲起来，现在的朱家角再闹猛，好像也还是不及她的过往呢。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朱家角就已经是“江南巨镇”了。一个以布业著称，号称“衣被天下”；一个以米业著称，百里之内，都要前来交易。

再远些的，长洲、湖州、秀洲的，不来交易，也要来问个米价。

这就叫“信息中心”，这就叫“价格枢纽”。

据记载，每年新谷登场，河港几为米船所塞。

漕港两岸，街长三里，店有千家。其中光米厂、米行、米店就有一百多家。史称“三泾（朱泾、枫泾、泗泾）不如一角”。

余生虽晚，想起来，竟还看到过朱家角米市兴旺的一幕，虽然已经到了计划经济年代。

那是1964年秋天，我们初中一年级学农就在朱家角。天天摘棉花。

听说新收上来的稻谷要交公粮，我们就自告奋勇，要随着老乡一起摇船到镇上来。

我们的米船从西面的漕港摇进来，离放生桥还有一里路时，船就走不动了。

放眼望去，放生桥下那么宽的河港里，几乎塞满了米船，根本无法靠岸。

几处米码头上，乡民挑着稻谷，走在跳板上、台阶上、大街上。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人声。

这一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挥之不去。

能够与之相比的，只有1980年代初南京路中百公司那里前胸贴后背的情景了。

那才算是“角里花开”的盛况呢。

记得二十年前，朱家角镇刚开放旅游时，老街上好像还保留了一家米店的，供人参观。后来大概因为没啥效益，就不见了。

那天早晨，我久久地站在漕港岸边，任由当年的画卷在我脑海里一遍一遍地重现。

想来想去，只剩下鲁迅先生的那句诗了：“花开花落两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