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苏轼执政纲 靖康之耻或可消

近苏16 若以苏轼执政纲 靖康之耻或可消

在凤翔繁琐的杂务纷扰中，苏轼并没有忘记心中的理想，民生一事，为其一生最大的政治线索，自凤翔始。

嘉祐八年，苏轼写了两篇针砭时弊、直陈国是的大文章。

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苏轼以地方父母的身份，替凤翔百姓向朝廷诉苦，通过算账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希望朝廷在民生政策上以宽仁为枢，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之策。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和前卫的观点——

以官榷优与人民，先裕民而后裕国。

官榷就是政府专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政府专卖的货品可以优先考虑老百姓的需求，让人民富裕了，国家才能变得富裕。

今天看来，这已经成为普世价值观，但在千年前，虽然亚圣孟子早早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统治阶级的逻辑体系和实际操作中，帝国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大都是以民养国，以国治民。

六年之后，熙宁变法启动，王安石所奉行的政策体系，与苏轼的论调完全对立，富国强兵是王安石变法的终极诉求，在这一诉求所构建的改革纲领中，国裕绝对是大于民裕的。

这话一说又扯远了，毕竟在苏轼写这篇《上韩魏公论场务书》时，王安石也正在郁郁不得志，他刚烈的性格得罪了朝中当权派，正好赶上母丧丁忧，回到江宁守丧去了，英宗一朝，屡召拗相公还朝理政，他均称病不出，也算是拗臻化境了。

此为后话。

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苏轼是纯粹站在一方父母的立场上为当地百姓说话，他在同期的另一篇更加出名的国策论文《思治论》中，直接把格局上升到天下治理，针对北宋中期帝国财政、军事、吏治这三个问题最严重的领域发表见解，并提出改革主张。

之前看过很多夹叙夹议讲宋史的通俗文章，其中一个特别站不住脚但竟然快要形成共识的观点是——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中苏轼受到排挤与排斥？因为王安石是改革派，代表着更先进的进步的力量，苏轼是保守派中的一分子，不愿意拥抱变化与改革，害怕改革损害到他们的个人利益……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会解读就不要乱解读瞎解读！

苏轼是保守派？

苏轼堪称有宋一代最聪明的创新者，改革家，他的很多政治主张之超前，甚至拿到今天，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里也不过时。

苏轼所反对的改革，是那种无视民生、拔苗助长式的改革。在这篇《思治论》中，已经有非常系统地说明。

文章中指出了帝国的三大弊政——

一是宫室祠祷繁兴，钱币茶盐法坏，加以庞大的军事费用，天下常患无财；

二自澶渊之盟后，辽与西夏，日益骄横，而宋则战不胜，守不固，天下常患无兵；

三则选举法严，吏不重视考功，考铨之法坏，天下常患无吏。

这三大问题的形成，是由于国家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一定政策之故。

——摘自《苏东坡新传》，李一冰著

《思治论》中提出了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即一切改革都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要符合人民的利益，要让人民在改革中获益。如果背离这些原则，改革注定失败。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

……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

……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

《思治论》写在王安石变法启动的六年前，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让人民获益！

简而言之，就是不讲民生，没有以人为本，这才是失败的根源。

看了《思治论》，读懂《思治论》，你还敢说苏轼是保守派吗？

尤其是等到许多年后，王安石下野，司马光主政，那才是真正的保守派当权，彼时，苏轼的改革思想再一次受到了排挤与打击。

有宋一代，真正头脑清晰的改革家只有一位，他就是苏轼。

遗憾的是，有宋一代，终苏轼一生，有那么多人欣赏与崇拜他的诗词书画方面的才华，甚至连皇帝都是他的文艺粉丝，但却没有遇到一位真正懂得与欣赏他政治主张的人。

在苏轼将这两封国是之论呈报朝廷之后，却如石沉大海，中央没有给任何反馈。

时任宰执韩琦依然坚持认为，苏轼只是一位未及而立的气盛小子，其书生之言，不足以左右国政方针。

我在反复梳理苏轼一生轨迹时，有两点最为唏嘘——

虽然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最惨痛的经历，但却不在此列。

一点是苏轼在惠州时的经历，最让我心疼与难过，这一点待讲到岭南谪旅的篇章时再说。

另一点就是苏轼一生的抱负，在后世看来明明都是那么正确，只要皇帝和当时的当权派可以多听听苏轼的意见，按此执行，哪里会有靖康之祸？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如，所以，我们的苏轼，26岁的苏轼，依然只能在胸怀天下的西北边陲之地，苦捱下去。

谢谢观赏，再见

无犀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