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传统文化批判”
批判传统文化，这个事情当然有意义、有价值。
衣服穿旧了，就需要洗。如果不洗，天天抚着衣服说，这是多么好的质料！这是多么好的剪裁！这是多么好的颜色！别人只会厌恶地说，这是多么脏的衣服！这是多么臭的味道！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了几千年，一直在发展变化。好的坏的变化都不少。发展到晚清，其中的污垢已经多到不堪入目。正因如此，当西方文化乘坚船挟利炮而来，传统文化才会明显不敌。如果传统文化本身没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就算西方人船坚炮利，中国也不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西方“蛮夷”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容。接触了西方的人，发现其实西方虽然是夷，但是看起来并不怎么蛮，相反举贤任能，颇有传说中的尧舜禹的三代之风。看到了西方的优秀，站在西方的角度反过来看中国，就觉得简直是满目疮痍不堪入目。
因此20世纪初，产生了新文化运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既然看到传统文化的不堪之处，批判传统文化也就是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了。
于是有大批的学者或文化界人士，纷纷而起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其中的主帅应该首推胡适。胡适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既然我们处处都不如别人，那也不要考虑什么中体西用了，因为“中”样样不如人，还有什么可以“体”值得保留呢？鲁迅以其犀利无比的文笔，无情地刺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皮。他告诉大家说，中国人本质上大多都是阿Q。怯懦无能、卑鄙猥琐、自欺欺人、诈伪不诚，过着可怜的奴隶的生活，却一天到晚吹自己祖宗的荣光。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不在这传统的黑铁屋子里打开门的话，下一代的命运只能是窒息而死。因此鲁迅自己虽然读中国古书，但是却建议青年人要少读，最好不读所有的中国书。吴虞从各个方面狠批儒家，被胡适赞许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不仅仅文化的上层结构遭到系统全面的攻击，就连中国的文字也被指责批判，认为不仅需要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不仅文字要简化，甚至最好文字要全面欧化改成拼音文字才行。某种意义上，虽然民国的这些大师本身很有文化，但不能不说文革破四旧的大破坏，其思想基础正是肇源于新文化运动。
当时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论衡派等学者的观点，比如有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的观点，甚至有辜鸿铭这类的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但这些人即使个人影响力巨大，其思想毕竟不合时宜，不可能成为主流。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之下，这些人物要不被看作是守旧的老朽，要不被看作是抵挡历史洪流的跳梁小丑，或者是被看作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等等。
这种批判当然不无道理，在那个时代出现这种批判也不无合理性，当时整个民族都被一种亡国灭种的恐惧所袭扰，求新求变是大势所趋。就好比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在政治上走改良的道路，但是发现走不通，最后孙文提倡革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文化方面也是一样，改良很难实现——很多人因循守旧，不知变革。正如鲁迅所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所以鲁迅那些激烈极端的观点，也未必都是他真心的想法，而可能是“拆屋顶”的主张而已——但是后来却真的有人来拆屋顶了。
现在时间过去了一百年，我们可以复盘看一看，看当时的诸君所做的批判，起到了什么效果。那么在我看来，结果是不佳的。唤醒民众一百多年，似乎阿Q还是阿Q，并没有因为受到批判而改掉多少原来的缺点，也没有变成胡适等人所希望的那种“新民”。
这里的原因很多很多，可分析的地方也很多，不过最核心的原因却异乎寻常地简单，那就是：批判的太狠了。
如果我们把一个民族当作一个人去看，实际上传统文化批判的过程中，那些学者文人思想家们所做的事情，和我们屡见不鲜的“恨铁不成钢”的家长是一样的。
那些家长为了激励孩子努力，就会寻找一个卓越的“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和胡适大师一样，坚定地告诉孩子，“你什么地方都不行，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你处处不如人家”。每天家长都要利用每一个机会，把自己孩子的弱点拿出来和别人家孩子比较。谈起别人的孩子，必用艳羡的口气，谈起自己的孩子则必用鄙夷的口吻。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好，自家的孩子干什么什么错。甚至有时候同样的事情，别人家孩子做了，总有理由可以赞扬。自家孩子做了，却被说成是一个错误。
如果我们问家长们为什么要这样虐待自家孩子，家长们的回答是：“其实我是为他好”。“要不是为了激励自家孩子努力上进，我又何必要这样费力气呢”。这种心态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学者文人们也是如出一辙，因为他们的行为动机，往往也都是“爱之深责之切”。
所以学者们和家长们的结果也是如出一辙，都是遭到了无情的失败。家长们发现孩子不但没有奋发图强，反而越来越破罐破摔（当然不是全部，不过多数如此 ），学者文化人也发现中国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越来越没有民族自信，而且也并没有好好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相反倒是常常像钱钟书说的“外国的好东西，来一样毁一样”（当然不全然如此，不过这种情况很多）。
从心理学角度看，出现这种结果是很正常的。
激发一个人趋向于某目标的动机，需要两个最主要的条件。一个是，他喜欢这个目标。越喜欢，一般来说动机越强。但还有一个条件是，他自己评估中，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机会渺茫，那么就算他觉得这个目标好，一个人也不会有多大的动机去追求。
古代中国人都觉得做皇帝好，有见识的人羡慕做皇帝能“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乡下小百姓也羡慕皇帝可以“猪肉炖粉条子可劲造，后宫还有三千美女”。但是绝大多数人却绝对不会努力去追求当皇帝，因为都知道这是几乎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粉丝们觉得自己的偶像倾国倾城，但是却不会向她求爱，因为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机会。据说遥远的过去，黑人都还只能做奴隶的年代，白人女主人当着男黑奴换衣服都没有关系，因为黑奴并不会性欲勃发，因为知道没有可能性，欲望也都会自己把自己收敛起来。
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怎么确定呢？人都是靠自己的感受来评估的。感觉有希望，就会有奔头，感觉没有希望，就会灰心丧气。
我们可能希望，被我们批评的人，能够承受住批评不怕指责，消除所有盲目自己却还能够保持足够的自信，能够从别人的批评中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然后改正所有被指出的错误，然后尽快进步追赶上那个处处比自己强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如果一个孩子能有这样强大的心理素质，能够在劈天盖地的批评指责中还有足够的自信，还能够客观地发现问题，还能够找到方法迅速提高自己，那他一定是紫霞仙子所说的那种不平凡的人，能驾着七彩祥云来战胜牛魔王的人。有这样优秀心理品质的人，他应该早已经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了，哪里还需要家长去批评？大多数被父母天天批评的孩子，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努力学习而成为学霸，而是变成厌学并且没有自信的失败者。
同样，如果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有能力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劈天盖地的指责和批判中，还可以从容地以人为镜，迅速改变民族性，提升自己的素质——那说明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绝顶优秀的文化了，又何须被批判。如果这个文化现在有很多不足和问题，那他也自然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因此，在被批判的处境下，他又怎么可能坚定不移地知难而进？如果感觉达到目标的希望非常渺茫，最大的可能，就是放弃努力，就是被这些指责批判摧毁了本来就很脆弱的自信，摧毁了追求进步的动机，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学习能力、成长能力和改进的能力。
简单一句话说，如果胡适先生说的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那么胡适先生又凭什么相信中国人在知过必改，见贤思齐的这个方面，却能做到可能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都做不到的事情？
相信了胡适先生所说的，万事不如人，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开始盲目地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才是圆的。
“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时期，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在我的角度看来，这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有人直觉地发现中国人自信丧失问题。固然自信丧失的原因也很多，但一个原因也许是新文化运动的各位主将所给出的药物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鲁迅所给出的回答是：“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他不认为这是批判传统文化的结果。而不仅自信力失掉了，就连对“地大物博”以及“国联”（类似现在联合国的组织）的“他信”也都失掉了。
失掉了怎么办？鲁迅的回答是，“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也就是说，当失掉了对外界的“他信”的时候，一个转身，也许反而是增加自信的机会。但不幸的是，中国人并没有走鲁迅认为更好的路，却开始求神拜佛麻醉自己，还有就是“发展着自欺力”。当然，鲁迅也指出，虽然在总体上看，中国人越来越自欺，但也还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鲁迅文采斐然，不仅是少年的时候，就是今天读了他的文字也让我热血沸腾，不过做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在热血稍稍降温之后，就想到了一些问题。失掉了他信，一个转身就变成了自信。这个做法有现实的可能性吗？要知道，信需要勇气需要力量，如果一个人久已经失去了自信，就已经只能依赖对他力他人的信任，然后在这些都失去的时候，他又能从哪里得到这样的勇气和力量呢？勇气和力量难道可以凭空出现吗？当然鲁迅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把希望寄托于少数并不失掉自信力的那些中国人，那些中国的脊梁身上。但是，如何让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中国人，能逐步提升其自信力呢？鲁迅没有回答，我估计他对这些人是绝望了的，不相信他们还有机会的。他所希望的，可能只是让脊梁去前仆后继，然后或可以有机会救国。然后，寄希望下一代中国人能得救——救救孩子。至于现存的那些没有自信的可怜人，就只好让自然去淘汰了。
但鲁迅毕竟也不是心理学家，他不知道一个心理学原理，那就是家庭是一个系统。系统中的任何力量，都会被孩子无意识地继承。如果孩子的父母是没有自信的人，那么就算孩子读过鲁迅，他的性格中还是会保有家庭中世代相传的不自信。所以，那些被淘汰的父母，他们还会养出同样的孩子。就算这些父母拼命地督促孩子上进，天天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呢？为什么就不能做鲁迅所说的“脊梁”呢？”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因此而成长。不知道鲁迅如果懂了这一点，会不会更加无望。
心理咨询中，我们需要指出一个人的不足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太简单直接，更要尽量避免带着不好的情绪。如果带着愤怒或鄙视的态度说“你怎么这么没用”？对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因此奋发图强，他只会对批评者发怒或者怨恨，同时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他会找到种种理由，说明自己为什么没用，并且这些理由会告诉他们，将来他们还是会这样没用。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直接地指出他们的种种不足，他们会得到一个结论：“我就是一个差劲的人，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文化的确病了，西方的文明中也的确有药可以用。但是不幸的是，一心救中国的人们选择的药药性太猛烈，而且只顾攻邪气而没有注意补正气。就如同大剂量的不定向的化疗药物一样，杀死八百的同时自己人杀了二千多。结果很可能导致中国文化的机体越来越虚弱，也许没等到癌细胞消灭完，身体已经先垮掉了。
心理咨询师的做法也许可以借鉴，他们不是从来不批评，但是他们认为批评要有建设性。
心理咨询师看到来访者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和行为缺陷的时候，不会马上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首先，他们会想办法和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相互信任和支持的关系。他们懂得，不论你的话多么正确，如果来访者不信任你，这些话都毫无用处——交浅不能言深。他们不能带有愤怒，不能像鲁迅一样“愤其不争”。更不能鄙视和厌恶，即使他们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阿Q。
然后，他们会寻找来访者现有的精神资源。因为不管他们问题多大，他们身上不会一无是处。即使是他们的缺点之中，也一定有一些积极的健康的潜在的种子。心理咨询师需要找到这些，并且帮助来访者看到这些：“你们吹牛的事情，可能并不是你们真正的优点，但是在你们没有看到的地方，也许你们有着很好的种子”。发现资源，来访者会建立起初步的自信。这种自信就好比植物的根，有了根植物才有了活下去的基础。
在这种前提下心理咨询师让来访者看自己的心理问题和障碍，就如园丁去看到植物的枯枝烂叶。看到自己身上种种不堪之处，当然会让来访者很难接受。但是如果他能信任心理咨询师，相信他是为了自己好，就能够接受对方的批评。如果他知道自己有资源，就不会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也会感受到困难，但是他会有克服困难的基本的信心。
这种情况下，来访者不会更多地转向自欺。
随便说一句，鲁迅塑造阿Q这个形象，据考是受到了一个日本作家的影响，那个日本作家受到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而弗洛伊德研究了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弗洛伊德指出，当人不敢面对真相的时候，就会用种种心理防御机制来自欺。所以阿Q的种种行为表现，实际上就是人的心理防御机制的表现。
但弗洛伊德的药方，并不是要求每一个病人或来访者都成为“真的勇士”，并不是要求他们去“面对淋漓的鲜血”。弗洛伊德知道这是不现实的。
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师的做法，是和他们建立心理联系，表达爱和支持，逐步建立信任关系，逐步培养他们的自信。
然后，会和来访者一起，理解这些心理问题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是因什么心理创伤而产生？对来访者来说，这些行为有什么意义？对现在来说，这些行为又有什么害处？是什么让来访者“固结”在这个“情结”中，心有千千结，困而不得出？
理解了，心理咨询师就不会那么轻视来访者，或对来访者感到那么愤怒，因为心理咨询师知道，来访者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有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来访者并不是劣等，他们只是困住了。
来龙去脉看清楚了，改进的方向也就更清楚了。改变不容易，仅仅勇敢是不够的。改变需要整个系统的转化。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中，一个地方动了，其他不变的部分就把它拖回去。如何让整个系统改变，需要方方面面的工作。改变不能操之过急，但是可以逐步地实现，一个个局部的改变，也会逐步传导到其他部分，把不变的部分逐步改变。量变会逐步增加，最后会有质变发生。具体的过程不可预见，但成长的方向清晰可辨。
也许，这也适合我们治疗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和传统文化建立良好的关系，如钱穆所说的那样，对这个文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认同。爱中国文化的人，才有可能改进中国文化。一个对病人冷漠或厌烦的医生，不可能要求病人信任和配合。
然后，我们要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我们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值得救的——胡适是不是相信这一点？对此我有些怀疑。但我对此是坚信不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独有的，且很伟大和美好的价值。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救的，它不是没有救了的那种绝症病人。我们要看清，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救的？在哪里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在哪里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种子和小苗，我们要一一去发现，这样我们就会有基本的信心。
我们可以批评，因为这个文化现在可以说的确处于病态，有种种的问题和流弊。但学者和思想家们，应该着力于分析理解，说明病因是什么？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要尽量给出可行的改进方案和设想。这样，被批评的人才不会绝望，才可以有一个方向。
有时良药也许苦口，但苦口的未必都是良药，也可能是毒药或者是庸医的药。善意而体恤的批评，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批评，才是改进中国人民族性格的良药，而这味药恰恰并不能太苦。百多年前的文化界先辈，由于缺少经验，由于心急如焚，开错了药固然也无可厚非。但百年多来，多少人的生命作代价换来了经验，我们如果还是找不到更好的药，那我们这一代的文化界未免就有点失职了。
END
中国著名心理学家
意象对话疗法创始人、回归疗法创始人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创办人
华东师范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编辑 | 高钒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