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挺王羲之，献之有点冤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子、老儿子，书名与父亲齐，后世并称“二王”。他前边有五位哥哥也都以书闻名，但终究不敌献之。可见王献之书法上的建树，其实还高的是，官运也强过其父，至中书令。逝后由其族弟王珉代任其职，所以后世称他为大令，称王珉为小令。

王羲之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老儿子的。过去一提学书法，就强调执笔用力，也总见说老先生教小孩子写字，往往趁孩子不注意，从背后抽笔，抽不出来的就好，一抽就出来说明不成。姑且不说这么死板的界定执笔好不好，但它的源头却正是二王父子。传说王献之七八岁学书，王羲之就用的这招，从献之背后猛地抽笔，没抽出来，这就说明好。

还是多说两句吧，先说这执笔中心目的就是为了使笔稳，这里边就有个度，执笔太死，运笔就不灵便，太松那当然不成。实际在运笔过程中，随着提按转折，执笔力度也是随着变化的。再者说了，王羲之从背后抽笔的时候，到底用了多大劲也还说不清呢。

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献之学书是挺早的，当然是按现在的观点说的，那时候只要读的起书的孩子，自然上手就是毛笔字，大伙都一样没什么早不早的。可是劝父亲改体，还真不是一般孩子做得到的。

王羲之觉得献之可造就，认为以后必有大名，就写了一篇《乐毅论》供他临习。而且献之还能拿着扫帚沾着泥汁在墙上写方丈大字，王羲之都认为是本领。当然是本领，就现在一般惯写小字的，猛然间想写个榜书大字，那间架结构也未必一下子拿捏到位。献之用功是深的，不是说手上功夫，他对书法的认识、见解才是最该称道的。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跟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

王羲之草书《十七帖》开“今草”之端，可见献之功劳亦在其间了。关键是十五六岁的少年能有此高见，真是了得。这也是我总强调学书要品的道理，也还有另一端，就是不迷信。敬重前辈的创造，也要有批判精神。当然得有足够的品位，不能为找毛病而找毛病，玩新鲜的、找别人毛病显自己多能，这就肤浅了。

其实再过一两年，王献之十七八岁的时候，王羲之就逝世了，后来跟着羲之的代书人习字。而献之也在四十三或说四十五岁时去世了。献之劝父改体，终究还是在自己的书法摸索中发挥得最好。就有说他的书法超过其父的，实指草书而言。他从章草的省变着手，在张芝的草书中用功，最终他的草书比王羲之的走得更远，简单说更加妍润圆腴，更加姿媚。实际上就是比前之章草更流便简易，也更适于时人之好。可不是简单用流俗来解说的，看今天的草书家任情性抒发，照着《鸭头丸帖》那么写多爽快，若以章草之法就有不便了。若求古意借鉴章草还是不错的。可别忘了羲献是从深厚的章草功底里跳出来，创造新体啊。

王大令的字也因此流布很久，由晋到唐初，再确切点，在唐太宗李世民得到《兰亭序》之前，学他的都很多，李世民开始也学他的。可自从得了这《兰亭》，人们也都知道，太喜爱了，以致后来都带进了坟墓。可他一做法就让大令有点冤了，按说作为平常人也不算什么，无论如何也得尊长辈啊，献之再好也不能好过他父亲啊。可他是皇帝啊，他这一转向，底下臣子自然也得跟着。

说献之自诩书法超过其父是大逆不道，他那些字再看就成了“枯树”、“恶隶”，皇上这么说，大家也都不再学献之了。不学也就算了，贬抑也行，关键是把传下来的献之墨迹，名字给抹了，换上羊欣等人的名字。因为轻视，也还甭说换名字，那被放弃的也不少，所以传至今的没什么了，那有名的《中秋贴》也被证为宋米芾所为。

唐朝崇尚羲之而薄献之就是这么回事，您说献之冤不冤。但做王羲之的儿子他是有幸的，书圣亲自教的没几个。后世都学书圣，一本《兰亭序》版本众多，那个是真哪个是假还难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