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义道长深述字的宜忌与人的行为方式

从人类自身的弱点来分析字的宜忌与人的行为方式。

字的离合是测字的基础，由字的离合而产生的宜忌成为人们调节自己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人们通过它来寄托一种美好的愿望,有些做法简直令人发笑。

如有一个乡绅,在门上挂了这样一个匾额，上书“治沅堂”,人们都不理解其中的含义,问他也不回答。后来在人们的再三催问下,乡绅才回答说:“也没有其它的意思,只是取三台三元而已。”名字本来都是固定的,但人们为了追求吉利,也不惜改名。

比如有一个叫豆卢署的人,本名辅真。有人对他说:“豆卢是复姓，你不应该取双名。”就写了“助、署”两个字叫他自行选取。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人对他说:“听说有人替你改名,你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二十年后，你当为此地郡守。”醒来后一想，“四者”为署,于是就改名为“署”。

又如元朝丞相相哥,原名来哥,拜相后,有一次去测字，想问一问他将当多长时间的宰相,他叫测字者就“来"字来测。测字者说:“木字十八也，上有三个十字,在相位当有四十八个月。”来哥认为四十八个月的时间太短,就干脆把名字改为“相哥”。

说起来也很好笑，改名后来哥想这一下做宰相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了，有一次就写了“相”字又去测字,测字先生说:“目字横看,又是四字,则横直只四十八个月。"还有的人因忌讳连姓也改掉。如汉代是仪,字子仪,北海营陵人。他本来姓氏，初为县史,后来到那里当官。孔融笑他说:“氏’字是'民，无上。"并建议他改为“是”姓，氏仪于是改姓为“是”了。

字的离合往往还被应用到政治斗争中，作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宋朝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蔡京专权，徽宗有一次想提拔杭州推官吴倜,蔡京非常痛恨吴倜,就对徽宗说:“吴倜这个人我认识,他狂傲无上。他知道陛下的御讳,但不肯改他的名字,而把你的名讳用一个圆圈圈起来。”微宗听说后,对吴倜产生不满,提拔他为官也成了泡影(注:宋徽宗名赵佶,吴倜的倜正好把吉字包围起来)。

还有的因为字的离合犯忌而改字。武则天偏爱改用新字却又有很多忌讳。唐天授年间(690-691),有一个幽州人叫寻如意的呈上密封的奏章,内称“'國’字当中为'或’,或乱天象。请在口字中加'武’字加以镇压。”武则天十分欣喜,下诏书马上照此执行。一个月后,又有密封奏章说:“'武'字退到口内.与四’字没有区别,不吉利到了极点。”武则天又颁诏再改,令口中写“八方”二字。

另外,南朝宋文帝也有很多忌讳,因为“埚”字象“祸”字,不吉利,就下令把它改为马边瓜。还有的人因字的离台而糊里糊涂得了好处。

明朝洪武十八年举行殿试,一天晚上,朱元璋梦见大殿前有一个大钉子，下面级着几缕白丝，在太阳光下飘扬。第二天拆卷时,第一个人的名字叫花纶,朱元璋认为此人太年轻而没有录取。接着第二个是丁显的卷子,姓正好与梦事的相同(丁与钉同音)，显(瓶)字正好是日下双丝，也与梦中相合,于是就把丁显取为状元。人类对文字的宜忌,造成了这么许多的笑话，看来最“了明”的帝王也是逃脱不了人类自身的弱点的。

当然,有些文字的涵义有贬有褒,对人们的心理必然产牛影响,人们在取名定店铺字号、题字...时,自然也会有所取舍,这种宜忌则另当别论,不应视为迷信。

总而言之,云义道长指出，字的宜忌,主要反映了人类的吉凶祸福观,展示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愿望,是人类对于灾祸的一种自觉的防御行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最早的忌讳,是在原始人的巫术观支配下产生的,表现为神秘型的禁忌。

他们混淆现实的世界与想象的世界之间的区别,以人自身的特性推及万事万物,以为万事万物都有灵。后世发生对于文字的宜忌的选择,便是顺理成章的。

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虚妄的、荒诞的、迷信的,但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观察,又是无可厚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