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新疆

西域春秋（三）

在一本叫《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书中，作者池田大作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都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人类未来的命运中的作用充满信心。池田曾这样问：如果可以选择出生的时代与地点，您愿意出生在哪个时代。汤因比说：愿意出生在公元一世纪的中国新疆，当时那里处于佛教文化、希腊文化、儒家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带。

而在这些人类文明的精髓没有进入西域时，那时候西域是什么样的？

西域诸国是国家吗？如果用现代意义来分析当然不是，因为根本就不具备国家所需的等级、政权层次和行政区划。站在二千年前的视角上看，算国吗？也不算，只能算个城郭而已。那么张骞为什么回长安后向武帝介绍称西域的这些部落城邦为国？因为按古代的封建等级，国是天子分封的诸侯。

按中原的礼制王室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

天子辖九州即当时的天下之君，诸侯有封土，即当时的封国，大夫有采邑，即有供养的土地，士有才能，为诸侯、大夫所服务，除此之外，啥也没有。

诸侯这个层级由天子封分的爵位还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

到了西汉，公、伯、子、男四个爵位已被取消，采用军功爵制，刘邦“白马之盟”，一是“国以永存，施及苗裔”。二是“非刘不封王、无功不封侯”。

王、侯两个爵位最高和次高，分封的诸侯国的君可称为王，分封列侯可以称为侯国，列侯的封地为一县，户数为一万户左右。到了东汉时期，列侯细分为县侯、乡侯、内乡侯、亭侯、内亭侯，大致来说，县侯的封地是一个县，乡侯的封地是一个乡，亭侯的封地是一个村；至于内乡侯、内亭侯，只是个爵位，没有封地，只有食户，可以收租，食租税。

我们再来看西域诸国，在张骞的叙述中称为王，事实上，西域诸国就是独立的城邦或者部落，而他们的首领被对应为王。有些小国，其实质类似于占山的岱王，“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那类。只是这些国将商人的买路钱称为了“赋税”，有了收费的标准。

汉代，在现新疆范围内西域诸国最多时为49国，其中最大的国是乌孙。在张骞眼中，乌孙是可以做为同盟者的一支重要力量，地位要高于其他碎国。可以采取“结为兄弟，妻于公主”的办法进行笼络。其次是龟兹，有6970户，81317人，21076兵。最小的国是单桓国，有27户，194人，45兵。其次是乌贪訾离国，有41户，231人，57兵。如果我们按等级乌孙与汉是兄弟国，地位与汉平等，直到解忧公主合亲乌孙，汉室干预乌孙王的废立，乌孙才臣服于汉。二类国人口不足十万的有10个，相当于诸侯王，三类国人口不足一万的有7个，相当于县侯。四类国人口不足五千的有24个，相当于乡侯，五类国人口不足一千的有7个。相当于村侯。但从这些碎国角度上，“夜郎自大”是正常的心理，如同蚂蚁穴，再小也会有蚁王，这是群体生存的需求。

如果以西汉的王侯爵位来看，西域南部最大的龟兹国人口户数不及中原的列侯国。武帝时代各种列侯就有253个。

在49国之外，还游离着一些未被称为国的游牧部落，比如精绝人常受苏毗人的袭击，而婼羌人也常遭受赤水羌的攻击。

在汉时西域有一片绿洲聚集一群居民就可能称之为国，因为绿洲之间相距太远，人口少很难发动统一战争，形成统一的政权，所以久分久合，有时三十余国，有时五十余国。

在广义的西域中还有几个域外之国，大宛、康居、月氏、安息等，为什么这些在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国家政权势力没能进入西域呢？

最早的境、界是以自然沟、河流、湖泊、山脉作为不同部族的生息地，今天，我们说新疆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不管是从境还是界来说，中原的政权很容易回到西域，统治这一块区域，天佑中华，这是天赐形成的区域。因为葱岭不单挡住了热湿气流也有效挡住了外来势力的入侵。越葱岭要翻多座“头痛山”。

那个大时代，在葱岭以西的国度也并不安静。

首先是月氏西迁，进入中亚的月氏人于公元前145年焚毁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首都。这个巴克特里亚王国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产物，希腊化的国家，为迎合太阳神阿波罗的喜好其堡垒为圆形，位于葱岭的帕米尔以西，东亚与中亚的贸易之道上，这里有阿姆河与肥沃的费尔干纳盆地。

其次，在这个时间段，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去世，帝国开始衰退，帝国分裂越演越烈，各方势力你争我夺，主要有三股势力，控制恒河以及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的巽伽王国、控制德干高原的百乘王朝，以及南部的潘地亚和羯陵伽国。以至于羯陵伽的国王在痛苦中让人在石头上刻下了当时社会的真相：“土地上到处充斥着战象和战车，随处可见掠夺和杀戮，世界陷入自相残杀中无法自拔。”

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在汉帝国与匈奴的西域争夺战中最重要的几件事是汉帝国的崛起、孔雀王朝的瓦解、贵霜帝国的建立，首先匈奴驱逐月氏，月氏进入中亚，击败巴克特里亚王国，进逼古印度，孔雀王朝在阿育王及后人的王权下信奉了自我完善与解脱的佛法，不崇尚武力，王朝彻底崩溃。月氏在荡平恒河流域后贵霜帝国建立，为之后的丝绸之路做好了贸易的准备。

葱岭以西的帝国无力东进还有一个因素，葱岭的艰险和头痛山的存在，不便于大兵团作战。

按史料描述的路线，从皮山出发进入蒲犁境，再入葱岭，要翻越大、小头痛山。这个地方终年积雪，海拔在5000米左右，穿越大坂会产生高原反应，至人恶心、呕吐、头痛，如果不小心感冒，则可能死于肺气肿。古人认知不够，认为山中有恶龙吐毒气，夏天毒气散发，冬天如同草木一样枯歇，所以要冬天才能过大、小头痛山。今天，用科学的解释很简单，夏季日照时间长，空气膨胀，单位体积氧含量低，而冬季寒冷，空气凝结单位体积氧含量高。

过了大、小头痛山，还有三池盘、石坂道，有30多里长，窄的地方只有不到二尺路径，边上就是悬崖，人与马匹得用绳索相互扶持牵引，一旦失足，还没到谷底就被山石划拉的没个形了，再走千里，要通过一个叫“悬度”的天险之地，这个地方没有路，以绳索为桥，要攀爬而过。

如果葱岭以西的政权和军事力量要想进入汉之西域就得逆行这条道，力所不能及。如果走欧亚大草原，也就是月氏西迁之路，道路不会如此艰险，但是匈奴人、乌孙人刚好盘踞在这一线。

从中原进入西域很方便，出阳关三百里就可达蒲昌海，沿蒲昌海周边有绿洲居民的存在。当年皮山国的先民就是沿这条道西迁。

“皮山国，王治皮山城，去长安万五十里。户五百，口三千五百，胜兵五百人。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君、译长各一人。”

皮山国的先人说来话长，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皮氏的先祖是周公旦之后，“姬”姓，封地在鲁国，公爵。

公元前827年，鲁献公派次子仲山甫受命辅佐周宣王，被任命为大夫，封地在樊，其后人以樊为姓。

到了周惠王时期，大概公元前665年，因为周惠王贪婪与霸道引起诸侯国的叛乱，此时仲山甫的后人樊仲皮任大夫，因不满周惠王作法挂印跑路，回到封地樊国。这便是《左传》记录的“樊皮叛王”。周惠王大怒，派军队出击樊地抓回樊仲皮，折磨至死。于是樊仲皮的家族和封国人，为避难开始西迁，并以“皮”为姓，逃离西周领地，向西往犬戎，到达羌人所在的今甘肃天水一带，之后家族意见不合，一分为二，一支东返，一支西迁，西迁的皮氏后人与羌人结合，一路向西，游牧到达西域境内喀拉昆仑山下，在一片绿洲上定居下来，建立了皮山国。

人类的迁徙也许百年一里，也许一日百里，生存永远比土地和牛羊重要。

在皮氏族人西迁之后，还有一支西迁部落在西域建立了危须国。

尧主政时期有四个部落头领是坏家伙：共工、欢兜、三苗、鲧，当时天下大水，欢兜举荐共工治水，尧没同意，共工就发动叛乱。后来又举荐鲧去治水，尧依然认为不行。鲧还是坚持去治水，采用堵的办法，治水不成，劳命伤财。而此时共工、欢兜、三苗、鲧开始作乱，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打败三苗。于是尧将共工流放到幽陵，其后人为北狄，把欢兜流放到崇山，其后人成为南蛮，把三苗迁至三危山，其后人为西戎，把鲧流放在羽山，其后人为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的中心部位被称为中国。

三苗在史料中被认为是蚩尤为君的九黎部落后裔，秦击西戎迫使三苗一部西迁，在水草丰美的博斯腾湖边上定居，建立危须国，并以危为姓。值得一提的是危须国筑方城，城内风格与秦汉时的长安建筑相同，以飞檐廊壁为特色，因为与焉耆国相邻，这里又是当时西域龙马的故乡，故兵强马壮。

危须国，王治危须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户七百，口四千九百，胜兵二千人。击胡候、击胡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君、译长各一人。

在西域这块土地上，西迁的羌人占据了很多块绿洲，组建的西域城邦国比塞人多，而羌人在史料中是黄帝的后裔。

汤因比所说的公元一世纪新疆是什么样？

车师王在交河城上与大汉的使臣握手言欢，精绝王手捧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精美的织帛赞叹不已，于阗王站在新建的佛塔上，远眺沿着昆仑山下一路向西走向王国的驼队。且末国的玉，康居国的汗血宝马通过阳关、玉门关进入中原大地，操着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的学者、商人、传教士翻越葱岭一路向东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随身带着胡萝卜充饥，手提着胡琴，吹着唢呐穿过茫茫的风沙……

人类的进步是由战争引发的，最先进的武器最早均用于军事的攻与防。

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西迁民族成多米诺骨牌的方式被推动，在东方，汉匈的对峙，改变了中亚人种的格局，推倒第一张骨牌的是匈奴人，而汉帝国在防御中逐渐强大，最终将匈奴一部驱逐出东方领地，使之进入欧洲成为欧洲人眼中恐怖的“上帝之鞭”。更多的匈奴人臣服汉帝国，改汉姓，其血脉融入汉地及汉之北方民族。

我们的故事，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