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分秦隶和汉隶两种，秦隶没有被李斯禁止，肯定是得到了秦始皇的默认和保护。

隶书是由篆书隶变面来的，隶变是中国书法文化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它不仅仅改变了一种书体，而是改变了书法文化的走向，为书法从象形化到符号化、从装饰性到实用性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其第二次隶变、为书法文化的第二次腾飞，进而走向成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方圆居文化】---01

——第一次隶变由篆书衍生出秦隶，作为篆书的附属书体，秦隶走了很长的路——

秦始皇消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书同文，就是推行由丞相李斯创造的小篆，要求官方文书往来用小篆书写，各诸侯国不得再使用各自原来的文字。这无疑对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对于秦始皇强化自己的独裁统治也是有利无害的，秦始皇可能还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责任，他想到的只是后者，但却无意中成为中华文化保护、延续和发展的首要功臣。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小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问题是推广起来有难度。小篆在当时还没有完全脱离象形化，且不说笔画的写法很难掌握，就是那些繁琐笔画的勾连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记得住的，这是我学习小篆的一点感受。对于我，大小也是个本科毕业生，有一定的书法文化基础，可那时的秦朝却是刚从战乱中走出来，全国有9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在民间推行小篆真的是不可能的事。即便是那些郡县的大小官吏恐怕也没有多少文化水平，他们也感觉到李斯的小篆太难为人，于是便有了因得罪始皇帝而入狱十多年的程邈在郁闷中独创了秦隶书，却不胫而走，从狱中传播到社会并广泛推行起来。这种书体一开始是作为小篆的附属，但后来却喧宾夺主，成为主流书体，这恐怕是程邈也没有想到的。

秦始皇是一代暴君，也是一代明君。作为因得罪他而入狱的囚犯——程邈，肯定是他不喜欢的人，而程邈又创造了一种书体，打破了他“书同文”的禁令，这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始皇帝所不能容忍的。但富有戏剧感的是，秦隶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在官场和民间两个渠道快速传播开来并成为主流书体（这在后来出土的大量官方简牍可以证明），我感觉肯定是得到了秦始皇的默认，估计他也感到李斯弄的这个小篆太麻烦，还真不如程邈的隶书好用。否则，李斯肯定会在狱中就把隶书连同程邈一块弄死。

秦隶不仅在秦朝盛行，其实到了汉隶发展成熟之后，它仍然长期存在，后来出土的大量汉简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汉简不仅有民间交流用的书信，大量还是官府公函和文书。秦隶在汉代盛行，主要原因还是隶书发展到了汉代，又走上了典雅华丽的“小篆”之路，失去了文字书写的便捷性，只好再回归秦隶的草和率上了。

【方圆居文化】---02

——东汉是汉隶发展的分水岭，波磔的出现是区别古隶和今隶的重要特征——

隶书发展到汉代走向成熟，达到了顶峰，这主要是说东汉。东汉是隶书发展的分水岭，东汉以前的西汉主要还是延用秦隶，官方还是小篆和秦隶并行的时代。这时的隶书主要还是其实用性和便捷性特征比较突出，除了官方正式文书用小篆外，其他场合主要还是使用隶书作为手写体。

到了东汉，隶书发展又走上了追求华丽、正规、庄重的路子，笔画开始增加波磔，向左右方向舒展，结体开始呈现扁方形，书写也由率真向法度发展。这就限制了简牍书写的纵向灵活性，人们又觉得不实用，于是东汉以后的汉隶实际又成为庙堂书体，只在官府正式文书和碑文中使用了，民间和官方日常书写仍旧使用秦隶。这也为书法文化的第二次隶变做足了准备：追求率真一派向章草发展，并最终过渡产生出草书；追求严谨一派向魏碑发展，并最终过渡产生出楷书。这是书法文化史上的第二次重大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东汉时期的隶书，波磔是其重要特殊。此后一般称带有波磔的叫做今隶，不带波磔的称为古隶。波磔，又称为一波三折，主要体现在长横、走之、长捺这几个笔画中，书写时要求起笔写出蚕头，收笔做出雁尾，左右开张，舒展飘逸。这时的隶书又被称为“八分”，有的人因此也形象地称此前的古隶为“六分 ”、“四分”。清代郑板桥创造的“六分半”书体可能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