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书房故事 | 当年那些穿红色喇叭裤的人啊,现在你们在哪里?
网络中流传的红色喇叭裤一族图片。
是短裆,是低腰;腰部很紧,臀部很紧,大腿部分也很紧;然而一过膝盖,裤管立刻变得潇洒起来,宽阔起来,像终于冲出峡谷的小溪;顺流而下到地面时,裤口已尽情地宽,尽情地圆,争相随双腿横扫脚下,顿呈波浪恣肆之态了。对,这就是喇叭裤。
喇叭裤往往是红色的,鲜红暗红粉红猪血红,都有。最妙的款式,是红中夹杂明明暗暗宽窄不等的条纹。看几眼你都会眼花,感觉那像一把线条突然抛撒了出去,或者像两条腿发出了宣传画中常见的莫名其妙的光芒。
穿喇叭裤的人,常常是长发披肩的,是蛤蟆镜横挡在眼前或竖挂在胸前的,是花格衬衫且将下摆系在腰间的,是红色皮鞋且鞋跟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嘴叼香烟,手提着录音机,蹦嚓嚓蹦嚓嚓地远远地舞过来,你都不好意思迎面相遇,你会赶紧像躲避汽车一样速速闪开。你斜他或她或他们一眼,瞄到的是颜色深深浅浅的镜片,像点点暮色。你无法穿越暮色看见眼睛,所以也就不知道那眼睛是在看你还是在看什么。这时你脑子里马上蹦出一个词:流氓。
这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场景了。日本电影《望乡》中栗原小卷的打扮,《追捕》中高仓健和中原良子的打扮,港产片里流氓阿飞的打扮,都可以很快出现我居住的那座土里土气的小城。确实是小城,也可以说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土里土气的大镇子,人口不过两三万。这“土里土气”不是形容词,是现实:城里有农村,城外全是农村。牛车可以在红旗大街上畅行,全不管什么红绿灯,因为根本就没有红绿灯。有拖拉机轰然而过那就已经是喧闹的城里气氛了。而如果,赶上麦收季节,这拖拉机运载的就会是满满高高一车箱刚刚收割的成捆成垛的麦子。你尽可以跟在后面捡它几根,掐头去杆之后,将青黄的麦穗置于手心,合掌,左旋右搓;几圈一过,开掌成捧势,吹去麦芒麦壳,几十枚圆鼓鼓的麦粒就是你的口中美味了。
朴素的八十年代表情。网络图片
那一刻你会觉得是在麦田里,可是转眼一想,不对,你在城中最繁华的街道上。所以,如下场景是奇异的:赶牛车的人死死盯着街边一伙穿喇叭裤的人,看了半天好像还是分不清谁是男谁是女,只好摇摇头狠狠抽了牛屁股一鞭子;或者开拖拉机的人看见招摇过马路的喇叭裤们,一边按喇叭边一边不干不净地乱吼几声。
小城还没出现喇叭裤的时候,报纸上已经在批喇叭裤了,说那是“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说穿喇叭裤的人不是流氓就是“小混混”,说不剪掉年轻人的长头发和喇叭裤就“国将不国”。在那样的时代气氛里,喇叭裤管的宽度成了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越宽,穿喇叭裤的人就越坏。
那也正是朦胧诗流行的年代。我当记者不久,某日,编辑部来了一位投稿的人,其穿着打扮是标准的“流氓配置”:红皮鞋,喇叭裤,花衬衫,蛤蟆镜。副刊老编辑似乎和他很熟,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看你这流氓样,先在办公室走几圈。”那人不解,问:“老师,什么意思?”老编辑说:“地板脏了,你来回走走,用你那裤腿抹一抹,省得我们拖地板了。”那人看看自己的裤管,开心地笑了几声,说:“老师,我又写了几首诗,朦胧的。”老编辑说:“什么朦胧,我看你就是蒙人。你什么时候会写诗了?跳贴面舞的时候写的?”“你要这么说的话,老师,”那人满不在乎,“哪天也领你去贴贴?”
那人走后,老编辑大发感慨:“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这位诗人,穿衣服流里流气,生活乱七八糟,一伙子男男女女整天瞎混。还写诗,蹲厕所的时候都能写一首。那也是诗?云里雾里,天上地下,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成心不让你看懂,故意找别扭。唉,你还别说,就那东拼西凑的诗,到处发表,连正规文学杂志也都登他的,还经常游山玩水参加什么诗会。这年头,乱套了。”
那正是朦胧诗引发争议的年代,反对的和支持的,几近水火不容。现在回首往事,两个阵营的将帅们不知态度软化些没有,或许早忘了“岂有此理、竟有此事”了。不过就是年轻人写写诗,看懂看不懂有什么要紧,犯不着“上纲上线”或者“批倒批臭”。况且当代文学史已经证明:朦胧诗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多彩风景。
这张图片很有名,一时查不到出处。刘香成的?
后来我也和那位诗人熟了,慢慢发现他其实人并不坏。他坦诚,率真,什么话都敢讲,最隐私的事也到处说,百无禁忌。他有些愤世嫉俗,什么都看不惯。他也真的会写诗,名气渐渐大起来,身边聚集的男女文学青年也多起来。那是百年一遇的诗歌年代,谁都想成为诗人。我一直没勇气穿喇叭裤,只退而求其次,穿过一阵筒裤。有次我问诗人:“穿正经点不行吗?为什么非要穿这惹是生非的喇叭裤?”他仰头吐了几口烟圈,一字一顿地说:“我、愿、意!这、是、我、的、宣、言!我、就、是、要、让、老、家、伙、们、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