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虎、云及遗矢
朋友见我家的墙壁毫无文化,好意送我一个旅游地买的竹编卷轴,上面是一只威猛的国画老虎。我再三敬谢不敏:我草民一个,借虎威何用。朋友笑说,用不着虎威,福气总喜欢的,“虎”者“福”也啊,他有位画家朋友,专门画云,画卖得很好,官员和老板特喜欢,就因为“云”者“运”也。
我对国画的了解很有限,朋友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原来许多我看上去觉得俗不可耐的国画卖得那么好,许多画家不论名气大小一个个满脸得色油光可鉴,原来是画讨了升官发财的口气。如同乡间风俗,画鱼就是年年有余,画花就是花开富贵。
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写清初画家八大山人传,比较之下,悟出一番浅显的道理:
八大山人因为国破家亡,一生流落民间,在出家、疯癫、还俗、贫病的颠沛流离中成就为伟大艺术家。当时便有“余尝阅山人诗画,大有唐宋人气魄。至于书法,则胎骨于晋魏矣”(清·陈鼎《八大山人传》),“人得之,争藏弆以为重”(清·邵长蘅《八大山人传》)的评价。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八大山人书画在国内外市场奇货可居,成为史上最贵的中国画。不知有多少人指着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养家活口,扬名立万,发财致富。以得其真传自诩的伪书家伪画家、以他为主角的伪演艺伪传奇、以他为旗号的伪学者为学术、以他为招牌的书画店笔墨纸张店,沸沸扬扬。最为恶劣的是仿冒八大山人的赝品之多,使得八大山人作品的鉴别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显赫如画坛巨匠,也靠几可乱真的伪造八大山人作品而获取巨额财富,被公认为“三百年来最顶级之摹仿与伪作大师”。
世上的艺术家各种各样,在艺术与金钱的关系上无外三种:一种是只知艺术不知钱,到了知钱的时候也不知怎样搂钱;一种是既知艺术也知钱;一种是不知艺术只知钱。第二种不必说日子过得如同公卿,第三种靠炒作钻营也可以赚个盆满钵满。最惨的就是第一种了。
八大山人恰恰就属于第一种。他早期的书画,供释门里外的师友娱情逸趣,无所谓“润格”。即便有人酬谢,也是给庙里做的功德。他痴迷艺术,却“不甚爱惜”(邵长蘅《八大山人传》),不像今天聪明绝顶的艺术家一样懂得艺术可以是生财之道,可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他不懂装贴润笔告示,不懂举办画廊展销,不懂让夫人揣着印章不给重金就不钤印。与他同时代的几位传记作者做了绘声绘色的记录:他作书画只凭着兴之所至就泼墨挥毫,不计较作品的价值。市人送他一条鱼,他就画条鱼答谢人家;送他萝卜白菜,他就画萝卜白菜答谢人家。他嗜酒,想得到他书画的人,就拿酒招引他,预先把大量墨汁纸张放在座位旁边。他酒量有限,很快就醉了,一见纸笔便大肆泼墨,或干脆用笤帚挥洒,或用破帽涂抹,然后再抓起笔来大肆渲染,或山林,或丘壑,或花鸟竹石,无不进入妙境(清·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见人喜欢他的书法,他就捋起袖子,挥舞笔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随后就任由人家拿走。别人以为他着了魔,而他也整个一个人来疯,越画越来劲(清·程延祚《青溪文集》)。
那些随便就得到他作品的人,多是穷书生、小百姓、杀猪的卖酒的,以及僧人。小和尚们争先恐后地向他索画,揪住他的衣袖拉拉扯扯,他一点不生气,有求必应。至于朋友要求馈赠,他自然更不会推辞(邵长蘅《八大山人传》)。
不过,八大山人的“不甚爱惜”,是不可以强迫的。没醉酒的时候,那些他看不上眼的权贵即便送金银珠宝给他,也得不到他的只字片画。因此,权贵们求他的书画,反而要从寺庙僧众和五行八作那儿买(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被霸蛮的长官招去两三天不让走,他就在人家厅堂上拉屎,人家只好把他赶走。对他不高兴的人,他会举起一柄写了“哑”字的扇子挡着脸,懒得跟人家啰嗦(清·张潮《虞初新志》)。
晚年的八大山人“常忧冻馁”,且常常生病(清·程廷祚《先考祓斋府君行状》),不能不鬻画谋生,但书画的卖价却令人寒心。他在回复画商的一封信札中说自己的书画廉价得与一担河水差不多——“河水一担值三文”。一幅八百八十一字的《滕王阁序》,卖价不过“半百开元钞”(八大山人),让今天自封的书法家笑掉大牙。但那样的价格,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
八大山人曾经借汉东方生的“拔剑割肉……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其仁也?”的话自嘲和自我安慰,让人心酸,却又让人欣慰。艺术家正是在追逐功利还是专注唯美、出卖技法还是激扬性灵、取悦邀宠还是特立独行上,划分出了平庸与非凡。八大山人品格孤高而笔墨奇逸,其作乃是生命的寄托、心血的物化,这才让后世的许多大师们甘愿也只能匍匐在他脚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