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的上回，我之所以敢说渊博于专业思想从来不是真正的渊博，就是因为相对于哲学这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真正需要每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做的，是我们对理论空白的填补能力，不是缺乏创新能力的一般性渊博。如此说来，对哲学理论空白进行填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文明进步义务，其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与自己的智力水平配套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能力基础。人的主观能动性，始于自我意识的清晰建立，大家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之所以少有人能自主实现理论空白的填补，那是因为我们的情志会受整体文明局限影响，导致不能持续展开形而上学的思考。无论是否经过专业教育，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避免不了概念堆砌的形而上学经历，所以家教其实也是广义上的专业哲学教育，至少是专门教育，只不过相对于专业教育，缺乏明确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概念而已，但形而上学思考的过程中，关于隐性的上述内容肯定一个也不少。这样我们再回顾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就能发现，它一直在雄辩地证明一件事儿，绝大多数缺乏理论创新意识的人都在肆无忌惮地浪费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之所以要把大家在文明主动进步方面的消极说得如此夸张，只是为了突出强调，我们过去太过沉迷于用思想和道德洁癖绑架他人而活，直到整个社会都被绑架起来之后，大家都盲目期待别人做得更积极，于是集体非理性的不作为惰性就此形成。为了掩饰自己不积极作为的无能，人的主观能动性却可以展现消极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在自欺欺人的低层次自圆其说需求中，不自觉地把不积极作为的惰性说得天经地义的样子，实际只为掩盖放弃终极可知论的惶恐，因为人的自我意识已经赋予我们同样的潜在理性。人与动物都会恐惧，只是人的恐惧更丰富，就是因为人的辩证思考能力更强，可感知的未知领域更多而已，所以希望大家能自觉地把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归于逻辑的进化过程。在这方面，因为没有成熟的理论共识，所以在专业哲学理论不能常识化提供相应基础理论的情况下，包括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任何个体都不能形成足够的理论自觉，所以导致世人只能集体活在各自为政的自相矛盾中，虚伪地以互利为名互害，放任主观能动性的随意浪费，成为顽固的集体惰性。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水平对位于人的自由水平看，因为越积极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发挥的，人的主体性就越强，所以消极于文明主动进步义务的人越多，证明人类社会的集体惰性越强，通过战争消极促进文明进步的概率就越大。现代教育的普及率较高，为遏制世界大战的暴发机率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内在行为机理就在于显意识理性萌芽对潜在理性的感知力在集体增强，于是演变成民主意识的绝对提升，只是不通过可普及的终极哲学终极揭示形式民主的苟且性，人类就无法通过哲学的常识化普及终极消灭战争和国家政治而享受终极思想自由。讲明白了逻辑进化与动物的潜在理性的内在关系，便不难理解哲学思想就是人类集体的形而上学理性的形而下学集成，因为这种集成的高度不足于本体论的终极突破，所以导致深度不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可复制性，所以导致世人至今仍束手无策于集体惰性的自主克服。希望通过以上表述，大家能够常识化理解本体论与哲学思考的纵向维度的关系，认识论和方法论与哲学思考的横向传播维度的关系，从而能够清楚，正因为缺乏这样明确认知，所以导致专业哲学只能展现集体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消极性。概而言之，就是可知论束手无策于不可知论的大面积非理性传播。透过集体惰性的难以克服，我希望大家能从常识化视角看到，只有极个别人才能推动的哲学理论创新，其实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扩张性进一步展现出来的对他人思想创新不能的代偿性，而且这种代偿性一旦通过普及变成现实，那么从传播角度就变成了不可压抑的侵略扩张性，所以我们又可以常识化地认知到，哲学的常识化和普及化一贯具有同步性。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终极常识化之前，哲学的整个发展史当中都隐含着一个常识化与普及化进步趋势。如今有了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常识化理论与常识化视角，我也一直在常识化表述，阻断你不能与我一样最大化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于哲学思考的，就是你自己的逻辑运用水平太低所形成的形而上学不能的自我封印。在现代文明条件下，把因逻辑自觉水平低而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原因完全归于你自己，显然不行，因为社会亦对公民负有明确的教育义务，因为受教育与劳动一样，既是公民权力，又是公民义务。话说到这里，我的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创新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因为旧哲学虽然能够通过现象分析发现受教育与劳动一样，既是公民权力，又是公民义务，但这只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一般性把握，不找到这种现象背后的终极控制因素，也就是哲学所谓的本质或本体时，相应的政治哲学思想就无法变成可终极满足公民权力和终极督促公民履行义务的管理机制。当我把这一切现象都归因于人的逻辑自觉水平低时，上述理论局限就可以根本改观了，因为逻辑是一个客观见之于主观的隐性存在，虽然早已被人形而上学地抽象感知到了，可惜认识尚不彻底。之所以能游刃有余于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是因为我早已论证清楚，只要承认逻辑是人的主观存在的本体，那么所有旧哲学就都只能面面相觑于不真懂本体论，所以只能放弃自己曾经的权威与自信，哲学就可以因此而实现常识化转向，人类社会就可以因此而实现主观大同。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所以主观思想大同会慢慢消解现代民主政治的先天缺陷，直到社会整体运行机制最终必然走向终极共和，也就是个体普遍实现终极理性指导下的终极自治。这就是哲学常识化与一贯同步的普及化趋势互动的历史必然，最终形成的，就是哲学普及教育机制的最终形成。这样的教育机制下，人皆因终极哲学而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运用水平，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自足，阶级政治将自然消失于无形，公民权力和公民义务也将同步消失，社会转而进入可普及的终极理性指导的终极自治状态，也可以理解成是彻底摒弃了形式民主先天缺陷的终极共和状态。这里有必要重复强调一下，形式民主的先天缺陷，就是在没有终极理性普及着指导世道人生之前，世人只能在现代民主环境中活在形式民主管理之下，就是用相对形而下的简单粗暴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现用多数人的意志“合理合法”地强奸少数人的意志，少数人还要装出心悦诚服地接受的样子。这种看似不可救药的自相矛盾现象，显然只有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来治，因为对于终极理性的理想化追求而言，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是不可接受的，无奈非终极文明条件下，贪婪于权利，排斥义务的履行，本是一致的行为惰性，却一直受到不能终极自圆其说思想的指责，所以相关思想就摆脱不了恬不知耻于自圆其说不能的思想洁癖，卖弄的也是自欺欺人的拔苗助长行为，所以是伪哲学。
当然，大家也不必因为旧哲学思想都是伪哲学而惊惶失措，因为此前我早已论证清楚，伪哲学也是哲学，因为哲学史就是由系统关联的伪哲学堆砌起来的，这是人类文明从零起步开始建构的历史必然。
说到必然，我觉得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因为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本质的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只能形而上学地抽象理解，但旧哲学都盲目追求真理，而真与假是对立统一的同生共死式存在，所以盲目追求真理就会选择性排斥假理，但假理（谬误）与真理同属一理，盲目拒斥假理与谬误，就必然导致逻辑分析上自相矛盾于南辕北辙的自欺欺人，所以还是把追求真理用追求必然性替代为好，因为这会最大限度地避免概念之间的歧义交叉，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理与逻辑的关系，通过中西方哲学的正确互译，确立成异名同出的关系。把逻辑与理确立异名同出的关系，带来的好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理之间的本体论关系可以成功嫁接到西方哲学中，帮助西方哲学实现终极常识化的同时，也帮助中国传统文化同步实现终极常识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生万物，理自然也囊括其中，所以道是理的本，也即西方哲学所谓的本体，所以理是道的末，也即西方哲学所谓由本体论指导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明确的“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学谓之器”，所以相对于形而上学的道，理就有因道而生，受道统领的形而下学的器之方法论之用益属性。相对于道，理的抽象难度虽然低很多，但毕竟与道仍是同样的抽象存在，所以就很容易得出“形而下学的器是低层次的形而上学”这样的新命题，而我的终极自圆其说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体系的自主建构，自主发现这种逻辑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关键是，通过理与逻辑的异名同出互译关系，我们也可以把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本体地位同样嫁接于西方哲学，然后我们才有可能通过道生万物与西方唯心主义的上帝创世建立起内在的一致性，然后我们才能通过比较发现，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用上帝意志偷换了上帝与道一样的哲学本体地位。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上帝意志不外乎也是一逻辑，同样附属于与上帝异名同出的形而上学的道，也即上帝意志亦是一逻辑，也是一理，所以我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把它们三位一体地定义为人的主观存在本体，是附属于自然文明道本体的二级本体，于是我才有机会成为可能的第一个建立起终极自圆其说本体论思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