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聚焦
人都爱自由甚过生命与爱情，因为没有自由，人之不人状态下的心理危机，是任何人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所以自由从来都是人的终极追求，而民主则是只有有限自由的人追求终极自由的手段，不是目的，是将随着政治一起消失的政治现象。
如今有了常识化转向理论，我们就可以用常识化哲学视角揭示人类文明至今仍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哲学常识化所代表的终极思想自由，那么任何人都只能像现在这样，活在“无可更改”的不同类型的政治治理的互害机制之下，然后在必然的思想对立中无谓地相互耗散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让人的集体主观能动性无法聚焦于统一的正确着力点。
以宗教看似可期的博爱追求为例，理想很丰满，但从来难掩被投机的瑕疵，就像社会主义政治一样，政党理想再美好，组织纪律再严，只要人性没实现终极成熟，就必然避免不了投机革命现象的发生，所以社会的终极成熟指望不上宗教的劝善，只能依赖社会主义政治主动推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
区别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耗散，社会性动物只有能动性，没有主观能动性，但他们的能动性却可以本能地聚焦于群体利益最大化，而人却不能。这里能动性缺失不是对人主观能动性的讽刺，而是人在有了自我意识后，迈向自主终极成熟所必须支付的文明进步成本。
不理解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思想的辩证性，就很难坦然接受文明进步成本支付的残酷性和必然性，所以很容易被有洁癖的思想绑架和束缚于狭隘的偏见立场中，从而再难实现思想主动晋级于终极圆融的达观。
《道德经》的高明，就在于不但为哲学的终极发展提供了宏观本体论，而且还有主动达到终极至善的价值观标准，更有朴素辩证法在方法论上的高明，只是这些内在的高明都是基于洞见而来，要想常识化普及，就必须经过重新常识化定义的逻辑进行再解读，然后才能被世人进行常识化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普及性传播，所以《道德经》之所以在人类哲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就是因为有上述等待常识化解码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参照常识化转向理论，人类只有借助常识化解码的上述思想，才能终极克服利己的狭隘，进而主动实现思想上的终极自由。那么何为终极思想自由？我认为，用中国传统文化表述，就是大彻大悟之后的无困于心和无有恐怖的终极自圆其说，用西方哲学表述，就是一切皆能自圆其说的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
从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视角看，只有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思想指导，人的集体主观能动性才能正确聚焦于统一的正确着力点，人类才能实现在主动的共进退中共荣，并因此而实现整体成熟。反之，无论政治自由被粉饰得再漂亮，也难掩阶级对立的内耗之丑陋，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永远没有绝对的信任可言。
之所以要提出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这个概念，完全是我个人在追求终极自圆其说的自学哲学路上找到的一个全新的理论自觉，是通过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精华进行深度互译所得出来的结论，直接服务于中西方哲学理论共同常识化需求。
逻辑天花板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人类集体奔赴终极文明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实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聚焦，人类文明才能在人人终极自觉的环境下实现终极自治，才不会再有交流障碍下必须靠强制力保障的互害法律机制，人类在思想领域集体坐井观天的形上尴尬才能得到终极化解。
从方法论的角度，要想正确聚焦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得先找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当中隐含的线性理念之光。显然，主导人思维思辨走向的逻辑就是这个线性的理念之光。可惜人类此前对逻辑的认知一直存在重大理论误差——西方哲学误把逻辑学当逻辑展开对话交流——《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对此介绍得很充分，所以这里不再重复。
比较中西方哲学史则不难发现，西方文明因始终沉浸在由哲学主导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所以他们从未实现过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正因为不曾突破过逻辑天花板，所以西方文明至今仍由保守的唯心主义哲学主导，这让现代唯物主义虽然占尽现代科学的理论支撑，结果却根本动摇不了掌握政治主导权的旧政治集团的存在根基。这说明，靠唯物主义，根本无法根治由唯心主义主导的人类主观文明的劣根性。
人类主观文明有什么劣根性？就是人类社会明明是社会集体性的利他存在，却因为自我意识的产生，人类一边提高了自身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同时也衍生出了物质相对丰富后的功利性利己心，于是人类整体迷失在自觉的利己和不自觉的利他当中了。
人既然有明确的主观能动性，为什么自以为高度发达、民主的西方社会会在思想上摆脱不了明显自相矛盾的利己与利他的尴尬呢？就是因为文化不普及导致的专业和高级逻辑分析能力在社会上分布得不够均匀。
正是因为哲学这种高级主观逻辑产品的分布不均，所以导致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必须接受他人领导，所以占据主导地位的剥削阶级尽管被唯物主义论证得百般不合理，但最终仍必须趾高气扬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就是因为这是集体不成熟的人的基本社会属性，也是根本无奈，只有坐等人类的集体成熟之后才能根本消失。
从造成人的上述根本无奈的原因可以发现，人类社会要想实现集体成熟，只有被动等待哲学的常识化普及。虽然这种被动是集体性的，但对于专事哲学思考的人来说，却必须主动承担哲学理论创新的义务，这是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对精于逻辑分析者必然的请君入瓮。
正因为对终极自圆其说有莫名的追求，所以我才有机会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发现，一旦论证了逻辑是人类主观文明的本体，自然会彻底打碎由唯心的上帝所代表的人类整体逻辑天花板，因为我发现了逻辑与自然规律一样，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单一的终极指向性，也是终极的内在规定性，正因为如此，我才突然意识到——人类文明很脆弱，必须在充分认识自然当中的自我之后，尽全力自保才行，任何无谓的内耗都是自取灭亡的温床。
我虽然是个哲学白丁儿，但还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成就了一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因为我发现，凡是思维健全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凭什么非得专业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才算哲学？！
正是循着这样的质疑，借用西方哲学的前提批判手段，当看到哲学史的起点必然因此前置到原始社会之前的人之初时，我断定，哲学从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
既然哲学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那么在中西方文明与文化以哲学为视角的互译中，我又发现，人类的整体哲学水平依然停留在第一次哲学高峰期，因为那时的老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大道至简的必然性，可惜人类整体努力至今，仍没实质推动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出现。
不能适时推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既是专业哲学的集体耻辱，又是人类思想的集体悲哀，因为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理想化的自由生活，于是人类自然只能过不同政治体系控制下的有限自由生活。
在花样百出的政治自由中，许多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自以为高明者还在以政治自由为题相互攻诘，但在哲学的常识化普及视野下，都一定是不自觉的狭隘，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浪费的表现，因为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天下大同理想就已经定型，这种理想的实现前提就是政治的无为而治。
受制于分配机制不可调和的文明根本局限，人类历史上旧有的无为而治的政治都被有“积极有为”的政治给消灭了，所以直到资本主义文明诱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始知必须率先建立以政治消灭政治的政党，然后人类才有机会进入共产主义，于是社会主义政治诞生。
社会主义政治出现后，均曾带给人类准大同的美好，但一贯积极有为的资本主义政治视社会主义政治为敌人，于是社会主义政治纷纷解体，仅存的几个也从未摆脱岌岌可危的危机感，为什么？就是因为准大同不是真大同，就是因为准大同环境下依然不能用思想自由替代政治自由。
旧的社会主义政治为什么不能用思想自由完全替代政治自由，客观上是资本主义能够利用物质文明比较优势压制社会主义政治，主观上是社会主义政治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根本无法终极瓦解资本主义政治的唯心主义思想根基。
但这并不是标准答案，因为人类文明以主观性为基本特征，所以最终一定是人的主观集体不成熟给肆无忌惮地阻碍文明积极进步的资本主义以可乘之机，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又是民众集体性的愚赋予了他们以世俗领导权，所以政治是人之集体性的愚的向上集成，绝不是君权神授。
由此可见，我不是唯心主义者，却在与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承认人的唯心属性的同时，可以彻底瓦解唯心主义的合理性，所以我才敢放弃自己的唯物主义身份，勇敢地投入新的心物一元论怀抱，因为那里有我自主发现的终极自圆其说法门。
从人类集体利益终极最大化角度，只有人人都自主实现与我一样的终极自圆其说才行，因为只有这样，人类的集体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正确聚焦，是谓人类集体自由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