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翻边战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对抗的主要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与此相对应，红军主要是以运动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与国民党军交战。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对抗的方式则转变为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与日伪军交战的主要作战形式则改变为游击战和部分的游击性运动战。就在这种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不断对抗中，八路军与新四军巩固和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诸多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翻边战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战术——
何谓翻边战术
严格说来，翻边战术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用语。最先提出“翻边战术”一词的是当时在山东军区主持工作的罗荣桓，因此这一名词在山东军区运用得更为广泛一些。而在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则一般使用“敌进我进”来表述相似的战术；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有一些不同提法。也就是说，抗日战争中我军进行反扫荡和反蚕食作战时，运用的战术手段有着比较共同的特点，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实质是基本相同的。“翻边战术”一词提出的时间是在1942年，本文之所以使用“翻边战术”这一名词来概括抗日战争中我军的反“扫荡”战术，是因为这一名词更为简洁形象。
简单地说，所谓翻边战术，就是把我军主力部队部署在靠近我军的一路敌人的我方根据地的边沿地区（注意，不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我方根据地的腹地），在日伪军开始扫荡时，趁着日伪军的包围圈还没有收紧而存在较大的空隙之机，我主力部队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扫荡之敌后方去，从后方打乱敌人的围攻部署，与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部队相配合共同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此外，在根据地边沿区，我方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透到敌占区，袭击敌军后方摧毁伪政权，牵制敌军对我方根据地的蚕食，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我军主力在进行反扫荡时，通过根据地边沿区进入敌军后方迅速采取敌进我进的方式作战，好像是翻过一堵墙一样，因此这种战术被形象地称为“翻边战术”。
采取这种作战方式，在具体实施时，我军通常将主力部队部署在靠近根据地边沿区的机动位置，同时进行广泛和缜密的侦察以掌握敌军的动向，特别是掌握其扫荡开始的时间、使用的兵力和开进路线等情报。然后，在日伪军开始采取分进合击时，我军主力部队利用其分路开进还没有全部到达预定位置从而未对我形成严密的包围圈之际，利用其各部队之间的空隙迅速机动进入日伪军空虚的后方地带。此时，我军主力部队进入敌后方，而部分主力部队则分散部署于根据地内部，与当地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共同作战，以打击扫荡之敌，保卫根据地。而进入敌军后方的我军主力部队，则利用日伪军后方兵力空虚的有利条件，对日伪军后方的据点、交通线和其他重要目标进行攻击，以积极的作战配合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这样一来，实施扫荡的日伪军在我根据地内部无法找到我军主力，反而连续遭到我军留置在根据地内部的部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民兵以游击战手段的连续袭击，而其后方却遭到我军“翻”出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的不断打击，就会越来越陷入被动局面。这样折腾一段时间后，日伪军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在我方根据地内进行烧杀抢掠，最后灰溜溜地撤出根据地。在日伪军开始撤退的阶段，我军根据地内的军民除了继续以游击战方式对其展开打击外，位于敌军后方的主力部队也会适时集中起来，视情况选择日伪军中的一路予以歼灭。这样一来，日伪军的扫荡也就被我军粉碎了。
我军采取翻边战术的原因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军事战略转变的问题——作战对象由国民党军转变为具有更强作战能力的日军，作战方式也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针对日伪军的扫荡采取翻边战术，而不是像土地革命战争中那样采取大部队运动战方式以打破国民党军围剿，有着其内在原因。
必须承认，日军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当时日军的武器装备、火力配系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具有很强的优势，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更为重要的是，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兵员综合素质尚有一定的优势，至少并不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而到了抗日战争中，尤其是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作战异常顽强，从其兵员技战术素质方面来看，日军官兵依托已经完成现代化的日本国家教育体系以及全军统一的训练教育体系，其技战术素质比较高，是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内的中国军队所不能相比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前几个波次动员的若干师团，因其为侵略战争进行了长期的训练和准备，战斗力确实相当高。国共双方的抗日军队官兵普遍反映，当时日军的战斗力处于占有相当优势的状态。如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当时参战的老兵曾回忆，日军士兵的射击非常准确，而我方官兵几乎是上去一个就被打倒一个。要不是我军具有极大的兵力优势，这个仗打到什么程度还真有点难说，这也是以红一方面军为班底的我115师在此次战斗中伤亡500余人（尚不包括该师687团的伤亡数字）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不具备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的能力。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初期一共只有4万余人，如果全部投入正面战场作战恐怕连一次大规模战役都撑不下来，因此我军也只能施展自己擅长的游击战在敌后战场与日军作战。
国民党军虽然装备在整体上来说相对于日军较为落后，但其有较为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作为依托，再加上盟国的军事援助，其装备补充和弹药、物资补给还是能满足基本需要的。而对于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言，因为没有成规模的国防工业体系支撑，装备补充特别是弹药补充十分困难。国民党政府虽然在抗战初期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定期拨过部分装备和经费，但只是按改编初期的编制人数45000人拨付。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规模扩大，很快就不敷使用了。到了1941年后，国民党政府先后停止了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经费拨付，更不要说装备和弹药补充了。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和新四军通常都是处于极度缺乏弹药的窘境之中，很多时候一名战士只能领到十几发甚至几发枪弹——依靠这样的弹药补给是无法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的，只能以游击战方式抗击日军。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我军无法正面将日军阻止在根据地之外，只能以翻边战术对付。
从敌后抗日根据地角度来说，我军也不具备与日军在根据地内部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的条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是在国民党与各派军阀进行内部混战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位置基本上都位于几个省的交界地区，利用当地统治力量较弱的条件迅速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之后，经过若干次反围剿之后，不断成波浪式地向外扩展，面积比较广大且连成一片，回旋余地也非常大，其内部除了很少的只能由某些地主武装困守的据点外，国民党军的力量是无法深入苏区内部的，而且苏区内部因交通不便也不利于国民党军进行机动。这样的条件，也就为红军将主力部队部署在苏区内部，然后利用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地形，对国民党军进行运动战提供了条件。
然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根据地条件有了很大变化。我军挺进敌后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无论是在面积还是地形条件方面都不能达到当年苏区那样的水平。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根据地是以山区为依托而向平原发展的，当时的华北平原已经建有铁路和较多的公路，山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公路交通设施，这是与当年的苏区所根本不同的一点。日军依靠其强大的战斗力和坚固工事（主要是依靠炮楼），形成了对上述铁路线和公路沿线的控制，从而对我抗日根据地形成分割之势。也因为这种分割，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才建立了条块分割的二级军区和军分区等建制，以适应这种情况。这样一来，抗日根据地也就形成了一种网状态势，日军和其控制的伪军沿着铁路线和公路沿线驻扎，而八路军则在这些“网格”中活动，并不时对日伪军发动袭击。
日伪军则依托铁路线和公路沿线的据点和交通线，对我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平原地带，而且在山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在这种被分割的根据地内，八路军只能以团、营为单位，最多以旅为单位进行活动。这样一来，我军也就失去了集中某个根据地的全部兵力对日伪军进行大的打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我军仍呆在根据地内，那么就很可能被进行扫荡的日伪军合围，进而被迫与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进行正面交战，其后果自然是我军将要遭到严重损失。而采取翻边战术后，我军主力部队则可以由被动的内线作战转为主动的外线作战，同时与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配合作战，也就达到了内外线结合打破敌扫荡的目的。
从敌军方面来说，日伪军的扫荡战术也迫使我军采取翻边战术。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使用的基本战术是合围战术，作战指导原则是外线进攻作战的分进合击原则。日军通常将这种战术称为“铁壁合围”、“铁桶封锁阵”、“铁环阵”等等，实际上基本内容就是合围战术。日伪军进行扫荡时，通常依托铁路和公路沿线的据点向我根据地腹地某个地点前进。日伪军利用其分割我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从各个方向排成并列的纵队，即“梳子队形”，向我根据地内部步步进逼。在前进过程中，大的纵队逐步分遣为小的纵队，如开始时以联队或大队为单位前进，随后逐步改为以大队、中队甚至小队为单位前进，且各路纵队之间距离以能够相互策应为标准。这样，其梳子队形就逐渐密集，从而减小空隙的存在，以堵住我军可能用以突围的道路。日伪军采取这种手段，其目的是对我根据地内的部队进行逐步压缩，迫使我军退往根据地腹地，从而陷入其合围之中。日伪军在压缩包围圈的过程中，如果其中某一纵队与我军发生战斗，附近的其他纵队会立即向这一方向汇集过来。一方面企图对与我交战的部队进行支援，并消灭我方部队；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出现被我军集中兵力消灭其一路的情况发生。日军的如意算盘就是采取这样的合围战术，将我军主力部队压缩到某一狭小地区后进行围歼。
日军为了防止我军利用其合围空隙突围，通常在其纵深要道上布置一些小部队，形成临时的封锁点。这种小部队被称为残置封锁部队，其任务是侦察我军突围动向，以多种佯动手段欺骗我军，使我军不敢向包围圈外机动，以配合其主力对我进行合围。刘伯承元帅曾将这种残置封锁部队称之为“吓鱼入网的响子”。日军还经常利用飞机配合其合围行动。当飞机发现我军动向时，即以轰炸扫射迟滞我军行动，同时将我军位置通知地面部队，使其一致向这一位置前进合击。“扫荡”的日伪军如果到达预定的合击点后未发现我军主力部队，即分散对附近地区进行搜索以求找到我军主力决战——这被日军称为“抉剔扫荡”，一方面用以寻找我军主力，另一方面则对我根据地内的生产生活设施和物资进行破坏、抢掠。如果达不到目的，日伪军就会分路撤出我根据地，或者向下一个合击区域进行合围。如此看来，日军进行扫荡的着眼点即在于迫使我军在根据地腹地与其进行决战。从我军看来，这种情况也正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日伪军战线过长且兵力不足，其后方空虚也是我军实施翻边战术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日军依仗着其经过严格训练和装备良好的军队试图以很快的速度打败中国，以获得极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谁知，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全民族抗战，把日本拉入了持久消耗战的泥潭。随着日军占领区的不断扩大，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陷愈加明显地显露出来。加上日军需要使用大量兵力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也影响了其对后方的控制。因此，日军不得不依靠裹挟大量并不十分可靠的伪军，来填充其兵力的空缺。即使这样，日军后方仍然存在着大片其兵力无法控制的空白地带。而这一点，则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客观有利因素。从战略层次上说，正是日军兵力不足造成的后方空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才有了基础性的条件。由于日军集中兵力驻守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沿线和重要的公路沿线，因此其可以用于机动进攻的兵力也就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通常情况下，日军如果要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必然要从各个守备部队抽调兵力，往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再加上一部分伪军才能组成扫荡部队，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其后方兵力空虚的程度。实际上，也就为我军实施翻边战术进入其后方作战创造了条件。
例如，1942年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中，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吉田大队共编组5个中队组成扫荡队。这5个中队中除了吉田自己带的一个全部由日本人组成的中队共100余人外，其他4个中队的编制都是采取以日军与伪军混编的方式。如每个中队编有1个日本小队约二三十人，另外3个小队都是由伪军编成，只有小队长和分队长才是日本人。虽然这些中队都编有100余人，装备除了步枪以外有轻机枪2挺、掷弹筒2具，但很明显，混编中队的战斗力要比日军中队战斗力差得多。这无疑是日军兵力捉襟见肘的明显表现。我军主力部队在此次反扫荡中进入日军后方袭击重要目标时，同样发现这些地区的日军兵力非常薄弱。如长治这样的重镇只有500人的兵力驻守，而且大部分是后勤辎重部队；壶关只有70人驻守；潞城和微子镇一共只有100余人。这些地区的日伪军被我军袭击后，都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在我军破击敌铁路线和公路时根本就不敢出来反击。这样的情况，无疑是非常有利于我军“翻”到日军后方进行机动作战的。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我军选择采用翻边战术来避免与日军进行正面作战，是我军扬长避短、化被动为主动，发挥自身优势的主动选择。
实施翻边战术的关键点
虽然日军存在着战线过长和兵力不足的缺陷，但我军要想使用翻边战术打破日伪军的扫荡，仍然需要卓有成效地把握住若干关键点才能达到目的。
高效的情报工作是顺利实施翻边战术的前提
情报对于作战行动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情报工作更是对我军的反扫荡作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得不到准确及时的情报，我军就不可能准确掌握日伪军对我进行合击的部署，当然也就难以利用其合围空隙“翻”到敌人后方去。一方面要掌握敌占区甚至敌人内部的内线情报；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日常的战场侦察活动，并使两方面的情报相互印证。
例如，1942年日军所谓的“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即日军对我太岳根据地和太行根据地进行的1942年夏季大扫荡开始之前，我军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敌军将有大动作的情报。5月9日，我方通过内线情报和侦察获知，驻长治、潞城、襄垣的日军正在调集兵力和征集粮草，并强征民间骡马，向老爷岭等地抢修公路，部署纵深兵力，有准备出动扫荡的迹象。同时，我方在临汾的敌工站报告称：日军第41师团近日将要调往德州，在调防之前准备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扫荡。两天后，八路军总部又传来豫北办事处的通报，称平汉路近日运输繁忙，大批日军到达安阳、新乡后正在补充粮弹，扬言有大行动。与此同时，我太行根据地和太岳根据地内发现很多敌特和汉奸进入，主要探查行军路线和我八路军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位置等情报。潜伏在根据地内部的特务也纷纷与外来的敌特、汉奸接头，相互沟通联系交换情报。综合以上迹象，八路军129师指挥员判断日军新的大扫荡即将开始。因此，刘邓于5月12日正式向下属各旅、军分区下达了反扫荡命令，使我军及时做好了作战准备。5月14日，日军大扫荡开始。由于我军及时做好了战斗准备，经过三个阶段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诸如此类事前掌握充分情报而使我方反扫荡作战居于主动地位的例子还有很多。
此外，做好情报工作还要求加强我方的反情报工作，制止敌军获取我方的准确情报，这就要求根据地内部充分动员群众，利用儿童团、民兵和群众的力量加强警戒巡查，使敌特和汉奸难以获取我方准确的情报。
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前提下，主力部队适时转到外线，是粉碎敌扫荡的关键行动
为了避免遭到日伪军的合击，我方主力部队必须适时转移到外线。在这一行动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合适的时机，既不能过早暴露我方行动企图，使敌改变行动计划对我进行新的合击，也不能过迟以至于无法脱离敌军合围圈。按照刘伯承的提法，就是要充分利用“利害变换线”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所谓的“利害变换线”，就是对交战双方利、害这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关节点，从时间角度看就是作战时机的转换，从空间角度看则是作战地域、地带的转换。
日伪军向我扫荡时，我军处于内线作战地位，与敌军之间就存在着一条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利害变换线”。如果日伪军掌握了主动权，牢牢控制住这条“利害变换线”（此时，该线表现为日伪军对我形成严密的合围圈），就会处于对其极其有利的围歼状态，而我军就会处于被围攻的被动状态。而我军如果能在日伪军还没有控制“利害变换线”时（即日伪军还没有对我形成严密的合围），利用其合围空隙或强行突破其中薄弱的一路转移到外线，就会处于主动的地位，从而形成对敌内外夹击的有利形势。说到底，我军取得主动地位的关键就在于向外线机动的时机。正确的时机应该是，我军部署于靠近根据地边沿区的主力部队根据日伪军分路开进的情况，在其分成数路大举前进而没有分遣为更多的纵队时实施向外线转移的机动。此时，日军已经开始行动，即使发现我军向外线转移也无法立即调整部署而只能继续执行原定的计划，而且此时日伪军仍以大部队纵队开进，其各部队之间必然存在较大的空隙，有利于我军转移至外线。
在日伪军的合围圈内，我军留置的部分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以积极的游击战手段打击扫荡的日伪军，是翻边战术成功实施的重要环节
我军主力部队转至外线后，在敌军合围圈内的我军部队和游击队、民兵要以积极的战斗行动保卫根据地和群众的安全。一方面合围圈内的我军要避开敌军的合围，另一方面则要以游击战手段对实施“抉剔扫荡”的敌小部队进行不断袭击。我军避开日伪军的合围，与主力部队转至外线时利用“利害转换线”的方式相类似，都需要利用敌军各路之间的间隙突出合围圈，但有时也需要通过战斗才能达到突围的目的。此时，我军需要靠近对我合围之敌中兵力较为薄弱的一路，首先以小部队接敌侦察并吸引敌人，同时利用我方布置于位于敌军侧面的阵地进行伏击。我军利用短兵火力痛击日伪军后，趁其混乱之际就可以突出敌合围圈。对敌进行“抉剔扫荡”的部队，我军和游击队、民兵通常采用袭击、伏击、麻雀战、地雷战等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如我军通常利用山地地形，将部队分遣为班排甚至小组为单位，白天以“麻雀战”打击敌人（麻雀战是一种作战效能很高的作战形式，据有的部队统计，麻雀战中敌我伤亡对比为53：1），夜间则对驻止之敌进行袭扰。这样就可以使扫荡之敌陷入疲于奔命且被动挨打的境地，逼迫其尽早结束扫荡收兵回营。
转移至外线的我军主力部队需要以积极的战斗行动支援合围圈内的反扫荡作战，同时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日伪军发动攻击
我军主力转至外线后，面对日伪军空虚的后方，也就获得了机动作战的自由。我军通常在敌后方选择日伪军守备空虚的城镇据点、交通补给线进行袭击，或对日伪军进行扫荡部队的后尾予以袭击。进行这些作战，都需要集中有较强突击力的作战部队。也就是说，转至外线的我军主力部队应不同于处于内线坚持斗争而进行分遣的部队，他们一般要进行适当的集中以对敌进行强有力的突击作战。
例如，在我太行根据地和太岳根据地反敌1942年夏季大扫荡中，我新1旅组织突击营奇袭长治日军飞机场，烧毁其飞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同时，我军展开了对铁路线的大破击。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战斗中我军共攻克据点29处，破坏铁路20多公里，炸毁火车3列、汽车27辆，平毁封锁沟（墙）40余公里，摧垮伪组织340多个，在日伪军的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上述行动有力配合了内线反扫荡斗争，也迫使日伪军难以将预定的扫荡计划进行到底。
我军运用翻边战术的典型战例
我军在抗日战争中运用翻边战术粉碎了日伪军无数次扫荡，其中的典型战例除了上面提到的太行根据地和太岳根据地反敌1942年夏季大扫荡外，还有很多。现列举一二，使大家可以进一步认识翻边战术对于我军反扫荡作战的重要意义。
1943年5月6日，日军第36师团集中10个大队兵力，与部分伪军分别从潞城向北，由襄垣、左权等地向东，独立混成第3旅团由林县北部向北，采取梳子队形步步压缩合围圈，企图消灭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驻太行区主力部队。另以装扮成八路军的所谓“特别挺进队”深入我根据地内部，企图偷袭我129师指挥机关。但我军早已判明日军行动企图，八路军总部于5日晚先期转移到了太岳区，而129师师部则由涉县赤岸村向西北方向转移。6日当天，129师师部与由左权、襄垣出发的日伪军形成对进之势。当129师师部到达黎城西北的下黄堂地区时，我军以警卫部队一部迷惑牵制敌人，指挥机关则从日伪军梳子队形中的间隙隐蔽转移到外线。5月8日，日伪军合击到我根据地腹心地带扑空后，即开始进行“抉剔扫荡”。我军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与15000多民兵一起开展麻雀战打击敌人，转移到外线的部队则对敌交通线展开破击。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袭击白晋铁路，攻占和袭击了沁县东北和以南的北良庄、白家沟、大桥沟等据点。第1和第2军分区部队则向平汉路和正太路沿线发动攻击，并一度攻入太谷县城。太岳军区和冀南军区也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击，以配合太行军区的反扫荡作战。战至5月下旬，屡遭打击的日伪军被迫结束扫荡回撤。此次反扫荡战斗，我军运用翻边战术保持了主动，共毙伤日伪军2500余人，使其扫荡计划彻底破产。
再看一例。1942年冬，驻郯城、临沂、沙河等地的日伪军，向我滨海根据地沐河两岸进行不断蚕食，企图分割滨海区南部根据地。我115师教导第2旅为了反击敌军的蚕食，决心以翻边战术向日军在鲁南地区的兵站基地——郯城发动攻击。这样就避开了日伪军向我蚕食的主力，而将攻击矛头对准位于敌军空虚后方的郯城。该旅以4团和6团各一部，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攻击郯城。位于敌军战线后方的郯城只有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百余人驻守，是一个比较好打的目标。我军于1943年1月19日夜发动攻击，采用连续爆破手段摧毁日伪军碉堡。经过一天激战，我军攻入城内全歼守敌。为了扩大战果，教2旅继续向郯城周围地区发展进攻，先后攻占了归义、大埠等18处日伪军据点。此次战斗，我军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俘虏日军7人和伪军政人员6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800余支。眼看自己的后方被打得稀烂，开始还忍着“痛”坚持向我蚕食的日伪军到最后只好被迫撤退。我军随之全部恢复了被日伪军蚕食的地区。此次战斗是我军在反蚕食中运用翻边战术，取得较大战果的典型例证之一。
□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