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沂蒙兵学-焦子栋
荀子与沂蒙兵学
（兰陵后学 焦子栋）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战事不断，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战争成为时代发展的重心，军事和国防对于国家命运至关重要。荀子从 “以礼义治国”的最高原则出发，认为“以礼义治军”亦是军事与国防的最高原则。“礼义”的根本就是维护好与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处理不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政权就会被推翻，国家就会灭亡，天下就会大乱。故荀子讲“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
荀子兵学思想是儒家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军事理论体系，集中体现在他的《议兵》篇之中。荀子心中的军队应是王者之兵、仁义之兵。王者之兵、仁义之兵堂堂正正，不需要“权谋”与“势诈”。“王者之兵”是“仁义之兵”与“威武之兵”的有机结合。这其实是荀子“王道霸道兼取”治国思想在兵学上的具体体现。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军队就可能成为“虎狼之师”，危害天下；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仁义之师”也会徒有虚名，很难做到“禁暴除害。”
“彼兵者，所以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王制》）这里既是荀子“礼义治军”最高军事原则为指导，建设“仁义之兵”的具体要求，亦是对“止戈为武”（《左传》）“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兵法》）等兵学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荀子认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要“壹民、附民”，就必须“隆礼”“贵义”“好士”“爱民”“政令信”“赏重”“刑威”“权出一”，才能“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进而“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对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基本治国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荀子还论及具体的战略战术原则——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
“六术”—— “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臧（同“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 （《议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制度、号召、政策、命令，必须严肃而有威势；奖赏刑罚，必须坚决实行而有信用；军队驻扎的营垒和收藏物资的军库，必须周密而坚固；转移、发动、进攻、撤退，既要安全而稳重，又要紧张而迅速；侦探敌情、观察其变动，既要隐蔽而深入，又要多方比较而反复检验；应对敌人进行决战，一定要根据自己已了解清楚的情况去行动，不要根据自己怀疑的情况去蛮干。”
“五权”——“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同“熟”）而用财欲泰。” （《议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只顾拼命前进而不注意休息；不要急于求胜而忽略可能造成失败的原因；不要只对内威严而对外轻敌；不要只知用兵之利，而不知用兵之害；用兵方案要深思熟虑，后勤物资必须有绝对保障。”
“三至”——“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 （《议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前敌将领对于君王的命令暂时不接受有如下三情况：宁可自己被君王所杀，也不可以使自己率领的军队驻扎在不利之地，也就是说要占据有利地形；宁可自己被君王所杀，也不可以使自己率领的军队去打无把握取胜的战斗；宁可自己被君王所杀，出不可以使自己率领的军队去欺负老百姓，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三至”就是三条最高兵学原则。后来有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亦是从此演化而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就需要前敌将领在“战”与“不战”之间马上做出应急性抉择，否则就会贻误战机，或不能败敌，或为敌所败。
“五无圹”——敬谋无圹（同“旷”），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慎重谋划、慎重对待军务、慎重对待部属官员、慎重对待士兵、慎重对待敌人。”
一、荀子对姜尚兵学思想的传承
从宏观上讲，如果把周公的“制礼作乐”归于“文治”，那么就可以把姜尚的“兵权”“奇计”归于“武功”。荀子以“礼义”为统领，这是周公、孔子的对他的影响；以“禁暴除害”为统领，这是姜尚对他的影响。
根据已有的史料证明，荀子至少三次到过齐国，前后在20年左右，其中在前278年至前265年的13年间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因此，荀子必然受到姜尚、管仲、司马穰苴、孙膑等人思想的影响。况且，百家争鸣之中必有兵家参与。
荀子把大臣划分为四档：“人臣之论（通“伦”）：有态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接着给出了“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同“猝”）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通“与”），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的判断标准。并且认为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姜尚属于圣臣之列：“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臣道》）足证姜尚在荀子心中地位之崇高。因为圣臣是最高境界的大臣。同时证明了姜尚的治国思想、兵学思想对荀子的影响之深。
姜尚（约前1156—前1017年），姜姓，吕氏，一名望，字子牙，别号飞熊，“东海（今山东日照沿海一带。晋代张华《博物志》：“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经注·齐乘》：“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汉代“海曲”在今山东日照一带，“莒州”今日照所辖莒县一带）上人”。
相传姜尚72岁时在渭水之滨的磻溪垂钓，遇到了求贤若渴的周文王，被封为“太师”，称“太公望”，俗称太公（沂蒙民间俗称“姜太公”），被周武王尊为“师尚父”。姜尚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是齐国的缔造者，武王克纣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也就是说姜尚中国古代兵学的鼻祖。
世传姜尚著有《太公兵法》（又称《六韬》）一书。《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1972年4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关于《太公兵法》的就有五十多枚，证明《太公兵法》至少在西汉时已经广泛流传。“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尽管《太公兵法》一书不全是姜尚的亲笔，但基本上反映了姜尚的兵学思想，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1、在“政治攻势”高于“军事攻势”上的传承
《太公兵法·文韬》指出：“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
荀子《王霸》篇指出：“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能够依法治国、选贤任能，上下团结一致，风俗美好，这就是不可战胜的最强大的力量。
2、在利益驱动原则上的传承
《太公兵法·文韬》在记述周文王向姜尚请教如何能够赢得民心时，姜尚的回答是：“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调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重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呜呼！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树敛焉。”
在荀子的《富国》篇中亦有类似的论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也。”
姜尚与荀子的这些观点，总括起来就是今天所讲的利益驱动。姜尚注重的是直接利益交换，荀子注重的是间接利益交换。
在具体论述如何赢得民心时，《太公兵法·文韬》讲了四个“天下归之”。
第一、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这里是讲要学会利益分享。
第二、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这与荀子所讲“兵者，禁暴除害”相一致。
第三、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这仍然是在讲利益分享。
第四、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里继续说明利益驱动原则的有效性，同时也提出了与荀子“人之性恶”相类的观点——“凡人恶死而乐生”。荀子在《性恶》篇中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3、在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的传承
《太公兵法·龙韬》指出：“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
荀子《议兵》篇指出：“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
中国传统兵学认为用兵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姜尚与荀子均持此观点。
4、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上的传承
《太公兵法·虎韬》指出：“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荀子《王霸》篇指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两军之战是综合势力的较量，两将临敌之变是综合素养的较量。这在解放战争时期 “鲁南大捷”上体现的更为真切。天降雨雪，这是人民军队所战之天时；“鲁南泥泞行不得”，是言国民党第二十六整编师及第一快速纵队陷入走不动、爬不动的“糖稀湖”（天下雨雪，使得兰陵古镇北部的田野成为又粘又稠的“糖稀”）；三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不得民心，特别是沂蒙解放区的人民大众更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同仇敌忾。
二、荀子对左丘明兵学思想的传承
左丘明，生卒不详，为孔子（前551-前479年）同时代人，春秋时鲁国向邑（今兰陵县向城镇）人。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界的杰出代表，开创编年史、国别史的的先河，运用洗炼凝重的笔法，选剪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春秋左氏传》（以下简称《左传》）及《国语》这两座历史文化宝库。《左传》是儒家经典“五经”或“十三经”之一。
《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以上材料证明，左丘明与孔子一样都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之君子”。
汉代刘向在《别录》中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
在这个师承关系中，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成就。在楚国时，曾主持“吴起变法”。后因变法得罪贵族，惨遭杀害。因此，除了《左传》本身的兵学思想，在传授的过程必然渗透吴起的兵学思想。
1、在 “兵事不可避免”，“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上的传承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议兵》：“兵者，禁暴除害也。”皆是讲兵事不可避免。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征伐以讨其不义”。《左传·成公十五年》：“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执而讨之。”
“禁暴除害”之“禁暴除害”即是“正义之战”，为天下人带来“暴、害”的战争即不义之战。
2、在“必须以礼义为用兵之统领”上的传承
《左传·鲁隐公十一年》：“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
荀子《议兵》：“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则废。”
3、在“兵民是胜利之本”上的传承
《左传·鲁禧公二十八年》在晋、楚城淮之战后，分析楚国战败的原因时指出：“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分析晋国之所以取胜，最根本的就是晋国的军事行动得到了民众的坚决支持，使“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最后得出结论：“无众必败”。
荀子认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
三、荀子对孙膑兵学思想的传承
孙膑，出生于阿、鄄之间（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北），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0年至前320年之间，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相传孙膑与庞涓在蒙山拜以鬼谷子为号的王栩（沂蒙民间称其为王禅老祖）为师学习兵家纵横之术。后因在魏国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所以史称“孙膑”。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齐国的霸业。著有《孙膑兵法》一书，亦称《齐孙子》。此书先是亡佚，到了1972年4月的时候，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有关《孙膑兵法》的竹简。这部分竹简经专家们长期研究整理，最后确定为16篇。这16篇虽然远非《齐孙子》的原貌，但理论价值却十分珍贵。
1、对“天时地利人和”思想的传承
《孙膑兵法·八阵》：“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
《孙膑兵法·月战》篇：“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央（同‘殃’）。”
荀子《王霸》篇：“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孙膑、荀子都强调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特别是得到民众的支持，才是制胜之本。显然荀子“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是受孙膑兵学思想的启发。
2、对“人最为天下贵”思想的传承
《孙膑兵法·月战》篇：“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荀子《王霸》篇：“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人“最为天下贵”这一点上，荀子更是受孙膑的影响。
3、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思想的传承
《孙膑兵法·八阵》篇：“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墼（同‘击’）死。”
荀子《议兵》篇：“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孙膑与荀子的观点都是对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发展与创新。
4、对“和合”思想的继承
我们先来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对著名的“田忌赛马”故事的记述：忌（指田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指孙膑）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
我们再看另外一组数据：
《论语》总计21600余字，使用“和”字8次，使用频率为0.37‰；
《孟子》总计44900余字，使用“和”字3次，使用频率为0.07‰；
《荀子》三十二篇总计75100余字，使用“和”字75次，使用频率为1.00‰。
因此，可以看出荀子对“和”字的使用频率要高于孔、孟两家，这也反映出齐文化较之鲁文化更具“和”的特色。关注“和”就是看问题做事情要多从整体与全局方面出发，也就是荀子反复强调的“维齐非齐”。强调“维齐非齐”就是强调优势互补，即着眼于整体效能的最大化，现在也叫“群体优势”、“整合优势”、“和合优势”。因此，“和”字更适宜于荀子所主张的“明分使群”，也就自然导出“和（整体、全局、长远）”与“别（不同，个体，局部，眼前）”的辩证统一。
领兵打仗是一项系统工程，兵员调动，兵器准备，粮草运送，敌我双方态势，天文气象、地理交通等都是军队指挥员必须通盘考量的因素，怎样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现击败敌人，这就要对影响战争的各种要素进行统筹与决断。显然要从整体或全局的角度进行思考。
我们知道1972年4月，在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用竹简书写的先秦古籍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在前面我们讨论了姜尚兵学思想对荀子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六韬》之书进行分析。不选择《孙子兵法》进行分析对比，是因为《孙子兵法》里有“兵者，诡道也”的论述。荀子认为“仁者之兵”“王者之师”堂堂正正，是不可以被欺诈的。因此，本专题没有把孙武兵学思想列入专论。
四、诸葛亮对荀子兵学思想的传承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治军实践的长处在于治军和战略谋划，其兵学思想在《隆中对》《出师表》《将苑》均有体现。
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又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儒法兼取，显然是对荀子治国治军思想的直接传承。
1、在“兵者，禁暴除害”上的传承
荀子在《议兵》篇中指出：“彼兵者，所以禁曓除害也，非争夺也。”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指出：“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荀子与诸葛亮都志在一统天下，因为只有天下统一才能消除战乱纷争，进而造福天下苍生。凡阻碍天下统一、祸害天下苍生者即是“暴”，即是“害”，即是“奸凶”。
2、在“坚持发挥主观能动性”上的传承
荀子在《天论》篇中指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通“右”）物之所以成？故错（同“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诸葛亮在《将苑》中指出：“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风气调和；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沃；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礼，士卒用命，粮甲坚备。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
军国大事皆注重“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但是三者之中以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是最主要的。即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强调的是“制天命而用”，诸葛亮强调的是“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隆中对》通篇皆是“人谋”“人为”：“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3、在“依法治军”上的传承
荀子之治国治军皆主“隆礼重法”，他在：《议兵》篇中指出：“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三国志·张裔传》对诸葛亮依法治军的论述是：“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
诸葛亮在《将苑》中指出：“夫出师行军，以整为胜。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
以法治军就是今天所讲“加强纪律性，无往而不胜。” 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一支军队只有纪律严明，才能在行动上步调一致，“令行禁止”才能攻必克、守必固、战必胜。
4、在“赋予领兵统帅以应变之权”上的传承
荀子在《议兵》篇中认为必须赋予前敌统帅三种应变之权：“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
诸葛亮在《将苑》中指出：“夫将者，人命之所县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因此要赋予前敌统师以应变之权。诸葛亮并引用孙武、周亚夫两位著名将领的的观点加以证明：“故孙武曰：‘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亚夫曰：‘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
五、何承天对荀子兵学思想的传承
何承天(370-447年),东海郯(今山东兰陵县长城镇长城村)人。南朝宋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天文学家和音律学家，博通经史。官至御史中丞。
荀子所处的时代是七国竞雄，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三国争锋。何承天所处的时代属于南北分治时代，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欲一统天下，南北竞争在所难免。同政治、经济竞争相比，军事竞争犹为突出。何承天的《安边论》正是基于南北军事竞争的实际，提出了“安边制敌”的战略思想。
《安边论》不仅对刘宋王朝及整个南朝的军事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宋书》作者沈约赞曰：“承天《安边论》，博而笃矣。”
附：《安边论》
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志。加塞漠之外，胡敌掣肘，必未能摧锋引日，规自开张。当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众，二州临境，三王出籓，经略既张，宏图将举，士女延望，华、夷慕义。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余力，内坚伪众。今若务存遵养，许其自新，虽未可羁致北阙，犹足镇静边境。然和亲事重，当尽庙算，诚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卫、霍瀚海之志，时事不等，致功亦殊。寇虽习战未久，又全据燕、赵，跨带秦、魏，山河之险，终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
何以言之？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繦负归国，先后相寻。虏既不能校胜循理，攻城略地，而轻兵掩袭，急在驱残，是其所以速怨召祸，灭亡之日。今若遣军追讨，报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则圣朝爱育黎元，方济之以道。若但欲抚其归附，伐罪吊民，则骏马奔走，不肯来征，徒兴巨费，无损于彼。复奇兵深入，杀敌破军，苟陵患未尽，则困兽思斗，报复之役，将遂无已。斯秦、汉之末策，轮台之所悔也。
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臣以安边之计，备在史策，李牧言其端，严尤申其要，大略举矣。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从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
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要而归之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良守疆其土田，骁帅振其风略。搜猎宣其号令，俎豆训其廉耻。县爵以縻之，设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宽猛相济。比及十载，民知义方。然后简将授奇，扬旌云朔，风卷河冀，电扫嵩恒，燕弧折却，代马摧足，秦首斩其右臂，吴蹄绝其左肩，铭功于燕然之阿，飨徒于金微之曲。
寇虽乱亡有征，昧弱易取，若天时人事，或未尽符，抑锐俟机，宜审其算。若边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异教，贫富殊资，疆场之民，多怀彼此，虏在去就，不根本业，难可驱率，易在振荡。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且今春逾济，既获其利，乘胜忸忄犬，未虞天诛，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爇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若盛师连屯，废农必众，驰车奔驲，起役必迟，散金行赏，损费必大，换土客戍，怨旷必繁。孰若因民所居，并修农战，无动众之劳，有捍卫之实，其为利害，优劣相县也。
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陆。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扼大岘，四塞之内，其号险固。民性重迁，暗于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钞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
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旧秋冬收敛，民人入保，所以警备暴客，使防卫有素也。古之城池，处处皆有，今虽颓毁，犹可修治。粗计户数，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经用，为之闾伍，纳稼筑场，还在一处。妇子守家，长吏为师，丁夫匹妇，春夏佃牧。寇至之时，一城千室，堪战之士，不下二千，其余羸弱，犹能登陴鼓噪。十则围之，兵家旧说，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矣。
三曰纂偶车牛，以饰戎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参合钩连，以卫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检括。号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征发，信宿可聚。
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卫。弓干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
臣闻军国异容，施于封畿之内；兵农并修，在于疆场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习，任其怯勇。山陵川陆之形，寒暑温凉之气，各由本性，易则害生。是故戍申作师，远屯清济，功费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管子治齐，寄令在民；商君为秦，设以耕战。终申威定霸，行其志业，非苟任强，实由有数。梁用走卒，其邦自灭；齐用技击，厥众亦离。汉、魏以来，兹制渐绝，搜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手坐听，自无经略，唯望朝廷遣军，此皆忘战之害，不教之失也。
今移民实内，浚治城隍，族居聚处，课其骑射，长吏简试，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渐就优别，明其勋才，表言州郡。如此则屯部有常，不迁其业。内护老弱，外通官涂，朋曹素定，同忧等乐，情由习亲，艺因事著，昼战见貌足相识，夜战闻声足相救，斯教战之一隅，先哲之遗术。论者必以古城荒毁，难可修复。今不谓顿便加功，整丽如旧，但欲先定民，营其闾术，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毁缺，权时栅断。足以御彼轻兵，防遏游骑，假以方将，渐就只立。
车牛之赋，课仗之宜，攻守所资，军国之要，今因民所利，导而率之。
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兼城之用，千家总倍旅之兵，万户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于优复队伍，坐食廪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未久，边令弛纵，弓竿利铁，既不都断，往岁弃甲，垂二十年，课其所住，理应消坏。谓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幢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之。又界上严立关候，杜废间蹊。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镌，别造程式。若有遗镞亡刃，及私为窃盗者，皆可立验，于事为长。又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沭、泗，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修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车，运我所长，亦微御敌之要也。
1、在“兵民是胜利之本”上的传承
荀子在《议兵》篇中说：“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国家政通人和是最高境界的凝聚，上下团结如一人，防守的时候就会坚固无比，出征的时候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何承天认为：“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兼城之用，千家总倍旅之兵，万户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于优复队伍，坐食廪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不要小看边境地区耕田植桑的百姓群众，把他们发动起来，比万里长城还要坚固。把1000家组织起来，比防守边关的一旅之兵还要多出数倍；把10000家组织起来，就相当于防守边关的一军之众。寓兵于民，潜在的军事力量就会大增，敌方却不加戒备；寓兵于民，国家因此富强，百姓民众却没有增加负担；寓兵于民，胜于单纯的驻守军队，因为驻守军队只靠国家供养，而不能生产自给（“戍申作师，远屯清济，功费既重，嗟怨亦深”）。因此，单纯的依靠军队防守边关，远远低于在边境地区的寓兵于民的功效。
荀子是从政治高度来论述百姓群众的支持是最强大的国防力、军事力；何承天的“寓兵于民”的战略设想亦是基于荀子的观点，进一步提出要积极主动地把百姓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更是对荀子凝聚民心的创新与发展，亦可见到商鞅变法与曹操屯田制对他的启发。
何承天的“寓兵于民”之所以有商鞅变法的印痕，我们可以直接从荀子的记述中看到。荀子对“秦之锐士”的记述是：“秦人，其生民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通“征”），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五甲首而隶五家”，此即备受后世攻击的“连坐之法。”但客观地讲，“五甲首而隶五家”之法就是最早的“寓兵于民”。
2、“自觉按富国强兵的规律行事”上的传承
在秦国国相范雎问及荀子进入秦国考察后有什么感想时，荀子是这样回答范雎的：“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同“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何承天在《安边论》中指出：“管子治齐，寄令在民；商君为秦，设以耕战。终申威定霸，行其志业，非苟任强，实由有数。”
荀子与何承天在论及秦国的富国强兵都用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就是富国强兵的规律。
3、在“治军的最大短板是只顾眼前、离心离德”上的传承
荀子在《议兵》篇中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荀子认为齐兵以技击见长却是“亡国之兵”，因为他们是用金钱买来的雇佣军；魏兵经过高强度训练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却是“危国之兵”，因为征战频繁对他们的赏赐过多，导致国家财力下降，无以为继。
何承天在《安边论》中说：“梁用走卒，其邦自灭；齐用技击，厥众亦离。”这里的“齐用技击”就是“齐之技击”；“梁用走卒”就是“魏氏之武卒”。此几句的词组结构，亦证明了荀子《议兵》篇对何承天《安边论》的影响。
六、沂蒙红色兵学对荀子兵学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荀子认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君王的指挥，这是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文化基因所在。
沂蒙红色兵学即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兵学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战争规律性的总结与认识。简而言之，沂蒙红色兵学就是毛泽东兵学思想在沂蒙地区的具体运用。
第一，从荀子的“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到“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军队是人民军队”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毛泽东《论持久战》）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沂蒙人民在革命战争期间“最后一碗米，要做军粮；最后一尺布，要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要送战场。” 战争年代沂蒙根据地420万人口，有120多万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万多革命先烈牺牲在这片土地之上。
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这是对荀子“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兵学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第二，从“仁者之兵、王者之志”“兵者禁暴除害”到“革命战争是正义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荀子的著名论断之一就是“明分使群”，“明分使群”能够进行下去的原因就是“圣王贤相”深明维护好实现好全天下之人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义”，符合这个原则就是“正义”，不符合就是“非正义”。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通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包括沂蒙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外国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就是最大的正义。
“革命战争是正义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是对荀子“仁者之兵、王者之志”“兵者禁暴除害”兵学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动派，革命战争是群众的事业，动员了广大军民，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对广大军民的政治动员是一件绝大的事，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论持久战》）
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毛泽东《论持久战》）
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要实行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基本政策。
第四，和谐社会有删节。
（转自中国荀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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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术:《荀子》三十二篇
(提醒：必须在荀卿庠读书会学习三年，荀子嫡系孙面授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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