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不施”是“暴秦”二世而亡的主因吗？
二千余年来，秦与“暴”紧紧捆绑在一起，那么“仁义不施”就是它灭亡的主因吗？我们不妨从更立体的角度就探寻“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
本为周天子马倌，但成为春秋战国五百年最后赢家的秦帝国，不仅拥有千古一帝，开创了“万世”基业，还聚集了海内大批文武精英为其效力，最终却二世而亡。
在中国历史中，秦帝国如流星般，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像一本教科书，不断为历代提及与反省。二千余年来，秦与“暴”紧紧捆绑在一起，那么“仁义不施”就是它灭亡的主因吗？我们不妨从更立体的角度就探寻“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
一、统治集团执政态度的转变与腐化
秦帝国与其他政权一样，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如果只把时间锁定在皇朝短短的十五年，不施仁政确实在为其速亡负责。但如果把时间向前推至非子立国，那么秦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共历三十一代国君，享国五百六十三年。如若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开始，至公元前207年刘邦入关子婴请降，也达149年。单从这一时间上来看，秦国从兴起到腐化及至灭亡的时间虽无法与汉唐明等大一统王朝相比，但也不算短命。作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新型国家，秦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国家难以摆脱的历史循环。较为特殊的是，秦的兴起——鼎盛——衰落过程基本伴随着它统一中国的进程，因为与后世王朝先比，秦盛极而衰的表现并不明显。事实上，秦的衰落在秦昭襄王时期已显露端倪。
公元前307年，秦昭襄王即位初秦国版图
战国时代，一个国家扩张的动力，基本来自以国君为首的统治集团。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在位时间之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鲜有人及。这样，一方面保证了秦国对外扩张战略的延续性，使得秦国能够形成长期、稳定的扩张态势。战国后期，超过半数的战争是秦国方面发动的。在一场接一场的兼并战争中，秦国最终对山东六国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另一方面，当进入秦昭襄王进入晚年时，秦国政治也不得不随之进入暮政，其政治生态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系列变化，最大的变化表现为官僚集体更多的唯国君个人意志马首是瞻，人治色彩越来越重，中央集权开始蜕变成了君王集权。
以白起之死为例，长平之战后，白起本拟乘胜灭赵。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再次平定了上党，白起自将围攻邯郸。韩国和赵国惊恐万分，派苏代用重金贿赂秦相范睢， 于是范雎以秦兵疲惫，急待休养为由，请求允许韩、赵割地求和。秦昭襄王应允。韩割垣雍，赵割六城以求和，正月皆休兵。白起闻知此事，从此与范雎结下仇怨。将相失和，在秦国朝堂出现了山东六国常出现的朝臣相互倾轧，最终昭襄王为裁决者，以白起被赐死杜邮告终。然而幸运抑或说不幸的是，昭襄王晚年虽然出现了人治的问题，但是秦国已然在七大战国中拥有了绝对优势。在综合国力耀眼的光环之下，秦国政治的这些细微变化自然不足引起人们的注意。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后期秦国版图
伴随着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其权威也臻于鼎盛，此时秦帝国的统治和机构运转更多的是靠始皇帝个人的权威，秦也逐渐开始了威权政治。而当始皇帝在沙丘驾崩，秦的统治基础也随之轰然崩塌，在始皇帝驾崩的第二年便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建立张楚政权，各地也纷纷响应。同时在秦始皇时期，统治集团的腐化隐秘而又深刻，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以君主好恶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赵高也正是抓住这一点，联合李斯篡夺始皇帝诏书并上演了指鹿为马的丑剧。
二、高效率的军事体制与相对落后的官僚体制造成的秦政府机关运转脱节
众所周知，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五十石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是和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称的。二十等爵制，是一种等级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占有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三百家以上的“税邑”以及减刑的特权。卫鞅还规定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占有田宅、臣妾（奴隶）的多少以及服饰穿戴，都必须按照爵位等级的规定，否则是要处罚的。本身秦人在与戎狄长达数百年的战争与融合中早已养成了争勇斗狠骁勇善战的性格，卫鞅制定这一政策后，极大的激起了秦人对于战争的热情和对军功的渴望，诚如张仪向韩王所描述的那样：
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战国策·韩策一》）
战国时期，各国都极其重视军队建设。在这一大环境中，在大批优秀将领如司马错、白起、蒙骜、王翦等人的带领和建设下，秦军被锻造成一支庞大且具有极高战斗力的军队，因而能够满足长达十年高强度的灭国战争。在商鞅变法中，商鞅提出的“耕战”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秦国的政府机构也变成了以耕与战为工作中心的战争机器，其政策制定与机构设计大多也服务于这一基本国策。重视“耕战”是从战国时期各国从不断的战争中观察到的经验，但当天下一统时，以战争为导向的政府应该向经济建设转化，荀子和吕不韦都意识到这一问题，也都提出过相关的解决方案，但此时秦国的军队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功勋集团，如同一辆巨大的战车在统一天下的车道上疯狂奔驰，当战车行驶到完成一统的拐点时，巨大的车身和极高的车速使始皇帝这位秦帝国的掌舵人没有办法及时安全的通过这一弯道。通过军功得到土地财富乃至勋爵，以实现阶级的跨越，基本成为上到宗室子弟，下至黔首奴隶主要甚至唯一的途径。因此，当秦灭六国后秦军并没有停止征伐的脚步，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发卒五十万南下击败闽越、攻占番禺；秦始皇三十三年征服西瓯，置南海郡、象郡和桂林郡。并在短短十五年内连接构筑长城，修驰道、开灵渠、造阿房宫等数个超级工程。
与之相对的是，秦帝国的政府机构即使超负荷运转也无法达到军队的高执行力。2002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即里耶竹简。人们首次直接的了解到秦代基层政权。里耶是秦灭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城面积相当于一个大学操场。全县户籍人口三四千，不过秦中央政府仍在此设立了完整的政府机构，在编官吏竟达103人。这些政府官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由于山高谷深，开垦难度大，因此户均仅35古亩，为当时“一夫百亩“通制的三分之一，税率也只有十二税一，比周代的“十税一还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相当于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在这种地方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得。但官吏要的不仅仅是税收，考古学家在竹简中发现，里耶的官吏记录了当地深山里一种名为“枝枸”的植物，这一种植物并非丰产，但官员们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并录入官方档案，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正是这些基层官吏们一点点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交给上级。上级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
里耶秦简
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如果法条互相抵牾，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在行政文书竹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官吏累死病死于任上。103人的编制，长期缺额49人。但也只有这种不近人情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整治山川，修建路网。秦把自己驱使得很苦，也把天下驱使得同样苦。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已然没有人爱它。
秦帝国军队与行政机构之间在工作效率方面的矛盾使秦廷没有办法适时调整，在秦帝国的最后几年里，统治机器没有如始皇帝所愿实现软着陆。在秦二世和赵高的胡作非为下，秦帝国这台机器最终是自由落体式的硬着陆，最造成“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悲剧。
三、社会中反秦情绪的孕育以及对大一统郡县制的反弹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除部分官员能够进入秦廷外，大量原六国官员贵族宗室丧失了之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但又因其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以及自身财富的积累，这些“亡国之余”顺其自然的成为地方豪强。纵使他们据有丰厚的财富，但由于秦发动的灭国战争使他们失去了“永久”的政治特权，也可以想象他们对于秦政权的敌视态度有多么深刻。例如：张良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张开地连任韩国两朝宰相。父张平亦继任韩国两朝宰相。但由于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继承祖父事业的机会，也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故他心存亡国亡家之恨，并把这种仇恨集中于一点——反秦。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农耕社会，某一大家族往往能够引导当地的社会风气和价值选择，虽然始皇帝在一统后为防止六国贵族依持宗族“死灰复燃”，强迫他们迁徙咸阳或看护皇陵或戍守边地，但难免会有相当一部分漏网之鱼如项梁项羽，即使他们因为种种原因离开故地，但也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项梁的记载：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於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在一个极其重视等级的时代里，能让欲举大事的秦朝郡守叫来商议起事并让其掌军，项梁在地方的名望和影响可见一斑。而且当项梁手提郡守头颅身挂郡守官印出来时，郡守部下除部分人反抗被项羽杀死外，其余人皆伏地不起，一方面是慑于项羽武力，另一方面也必然存在着其家族在地方上的影响早已是深入人心。与秦所推行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的印象不同，项梁召集八千子弟在吴中起事后，能够迅速部署郡中豪杰接收巡视郡下属各县，也从侧面说明地方对于起事之项氏家族反抗之薄弱，原六国贵族在国灭后作为反政府的地方势力仍拥有极大的影响。同时，如张良、刘邦等人在犯法之后或逃亡山林，或隐姓埋名，秦地方官府竟迟迟不能逮捕凶手已结案，由此可以看出到始皇帝后期，秦地方各级政府已无法正常高效的运转。因此尽管秦已横扫灭六国，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已很难渗透到各郡县的方方面面。
两千多年后的我们回顾郡县制确立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站在上帝视角去代入这一段历史，比较容易忽略尽管郡县制的确立确实代表着中国历史进步的方向，但在这一过程中依然充满了曲折。以李斯和王绾为代表的帝国精英分别主张推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进行了数次的辩论，虽然郡县制得到了始皇帝的首肯，但周王室为天下共主八百年，其推行的分封制和宗法制早已深入华夏族群的骨髓，而数百年的分封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央与地方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抵触，如博士齐人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论调。来自齐地的淳于越能够入秦廷面谏君主，说明淳于越在山东儒生当中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他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山东诸生普遍的想法。
现阿房宫遗址
就历史规律而言，学术与思想的权力转移往往会滞后于政治权利的转移。但以儒学为代表的山东学者手中，掌握着舆论的主导权，他们对六国遗民的影响力远大于秦朝官吏。在地方上，以项梁、项羽为首的原六国贵族通过秦末大起义推翻秦王朝统治后，项羽尊怀王为义帝，自封霸王，分封十八位诸侯，并没有像刘邦一样称帝建国，一方面是项羽出于“独爱楚”的情结，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史惯性的存在使社会人心产生对于郡县制的抵触和对分封制的认可，因此“诸生”与“黔首”根据惯性思维天然的认可了分封制的合理性。所以当刘邦称帝建汉后，一方面设立郡县，一方面又大量分封同姓与异性诸侯，实行郡国双规制度。这既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巩固新生王朝在各地统治的需要，也是对历史前进方向的认可和历史现实的妥协。
四、秦统治思想的僵化以及对法家思想的迷信
秦昭襄王时荀子曾西入秦地，看到秦国风土人情，由衷地赞叹道:
入境观其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楛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这般深刻的印象，让荀子感慨，秦之“伟大在礼教文化，山东六国远不及秦国秦人纯粹。或许正是因为秦人淳朴纯粹的民风使秦人在治国思想上也一直奉行实用主义。昭襄王曾问政与荀子并坦言“儒者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审时度势进行辩论，明确告诉昭襄王儒家思想对安定国家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但秦终究以法家思想崛起，也以法家思想完成了天下凝一的伟业，因此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始终奉法家思想为圭臬。在现实面前，儒家还是比不过法家。
其实秦国也不是完美没有过转变治国思想的可能。战国末期，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集合门客编撰了一部黄老道家名著——《吕氏春秋》。此书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家、法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爆发的嫪毐之乱使吕不韦也受其牵连，所著《吕氏春秋》作为吕不韦统治思想的代表，也很难被秦始皇选择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反吕不韦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不过秦始皇并没有彻底放弃儒家学说。在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曾召集山东儒生博士七十余人进入秦朝庙堂为帝国献言献策。如上文所说，学术思想往往会落后于政治现实发展，当儒生们在秦始皇面前侃侃而谈“圣王”“仁义”，甚至说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论调时，可以想象秦始皇的错愕和无奈。当这些博士不断对秦始皇的行为和政策进行指责的时候，当儒生所引导的社会舆论严重威胁帝国统治的时候，秦始皇对于儒生的厌恶逐渐演变为对儒家思想的反感和敌视，最终演变为焚书坑儒的惨剧，焚书这一恐怖政策所最终结果，便是以始皇帝为首的秦帝国与儒生之间不可修复的决裂以及对儒家思想彻底的摒弃。
作为形成于战国时期，并第一次统一中国的新型政权，秦帝国对国家的统治并无前例可循。不过可以看到的是，在暴政的表象之下，是两千多年以来封建政权一直都难以克服的顽疾，后世政客文人只看到秦灭亡背后的“仁义不施”，并不断重蹈“暴秦”的覆辙，也正应了杜牧那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