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光文家巷：留取丹心照汗青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南宋末年抗元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过零丁洋》里面的诗句。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安青原富田镇人，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关于他的事迹大家耳熟能详，在此不作赘述。
在丰城，也有一支文姓后裔，说起来与吉安文天祥还有颇深渊源。要了解这段渊源，我们先从江西文姓的迁徙沿革说起。江西文姓一世祖叫文时（字春元），四川成都人，后唐同光三年（925）授帐前指挥使，守镇江西，巡历永新，娶通判袁姓之女，于是定居于永新钱市，成为江西文姓基祖。文时八世孙文正中，又由钱市迁于吉州富田（今吉安市青原区富田乡文山村）。文天祥出生于富田乡文山村，是文时第十三世孙。
文天祥堂兄天佑无嗣，把文天祥弟弟文璧的第三个儿子文京子过继为嗣，生下益明、有俊、懋明三人。文懋明为文时第十五世孙，也是文天祥的侄孙，大约在元至正年间（1341-1370），来到富州（丰城）经商，入赘于丰城熊氏，自此在丰城正式安家，定居于衙背师古堂，成为丰城文姓开基之祖。
文懋明传至第四代，有以仁、以义、以礼、以信兄弟四人，其中老大以仁世居师古堂，后来繁衍至文家巷一带，其后裔分别迁于丰城城乡各地；老二以义迁于赤山（今属桥东）；老四以信居于城西。老三以礼为人豪迈侠义，富甲一方，生了四个儿子：均寿、泰寿、原寿、添寿，分为元、亨、利、贞四房。
元房均寿仍居城里，亨房泰寿迁南昌县，利房原寿迁于河陇（今属张巷镇），贞房添寿迁于攸洛（今属洛市镇）。添寿生了五个儿子：孔彰、孔昌、孔达、孔厚、孔宁，老大孔彰和老五孔宁又返迁城里，居住在城隍巷（今中山巷）和小北门。在有明一朝，丰城文姓人丁蕃盛，进入清代后仍然产业众多。清代晚期到民国期间，县城文姓逐渐凋零，至今散落各处，只有寥寥数户，无法形成聚族而居之势。
早前，文姓族裔在居所附近曾建有文山祠（信国公祠），以祭祀先祖文天祥。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监察御史朱豹（字子文，上海人）、佥都御史陈察（字原习，常熟人）上书朝廷，改民间祭祀升格为官方祭祀。后来，文山祠改建于城隍巷北侧，紧邻城隍庙（文革期间拆毁）。
作为名宦后裔，丰城文姓世有科举仕进者。如明末天启元年（1621），城隍巷文可纪（字大美，一字劬思）考取举人，崇祯末年选授浙江天台知县，清初时又召为刑部主事，以风眩（高血压）为由辞不赴任，丰城知县房廷祯（号慎庵，关中人）仰慕他的名声，亲自题赠“德绍宋瑞”，称赞他的品行和文天祥一样高贵。他的儿子文廷辑（字宏济）后来官至山西灵石县丞。
文炳汉（字西临，号红蘅），也是城隍巷人，嘉庆十八年（1813）考中举人，之后三次参加会试不售，便隐居于家，教授生徒，他的门下弟子很多都考中举人或进士。文炳汉很有才学，且又慈祥和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新任丰城知县上任，都会登门请教治理之策。他还是当时丰城著名的藏书家，家里藏书多达万余卷，平时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所著颇丰。晚年时参与编修丰城县志，并受聘出任龙山书院主讲。年届八旬，才被授为泰和县教谕，咸丰九年（1859）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92岁寿终正寝。
分迁于乡下的文姓科举仕进者也很多，如河陇文学震（字友巽）中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攸洛文炳沄（字森华）中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河陇文华由举人历任直隶广平府经历、成安知县，河陇文安由举人出任河南汤阴县典史，河陇文开泰由举人出任江苏江宁司巡检，河陇文选青由举人历任安义、上饶、万载、等县训导，东乡、兴国、泰和等县教谕……
丰城文姓与明清时期的“漕运”制度有很紧密的关系。所谓漕运，是指从水路运输粮食，供应京城或军需。明代宣德五年（1430），朝廷实行“兑运”制，《明史·食货志三》：“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洲（扬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简单地说，就是由老百姓把漕粮运到淮安和瓜洲等集散地后，由官军代运漕粮，百姓付予相应的路费和耗米。后来，由于出现官军索拿卡要的弊端，朝廷便改“兑运”为“长运”，由官军担任漕粮全部的运输任务。江南、江西、湖广、浙江等省，只要把征集到的粮食运到就近的水次（码头）交给负责漕运的运军，再由运军沿途押解。这种运制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
由于漕运制度的发展，逐渐衍生出另外一种行业，叫“军户”。军户制度在金、元时期就有，漕运军户则是在漕运制度后才出现的，指专门受募担任军粮承运人员，也叫“运丁”。军户制度虽然没有早前那么严格，但都是以家族形式出现，一旦入了军户籍，想脱身也不是很容易。当然，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有饭吃，有衣穿，有工资，偶尔还有点积蓄，相对来说还是个不错的职业。
文姓入籍漕运军户，是在明代成化年间，从分迁到南昌的亨房开始的。最早的时候，亨房文姓是在漕船上做点小买卖，赚到了不少钱。因此，看到官府招募军户，很多人便踊跃报名参加，正式加入军户籍。过了几代之后，由于男丁大量外出，家里农活没人干，在外面赚的钱还不够补贴家用，充当军户的问题便显现出来，甚至出现了无人充丁的现象。但是，入籍容易脱籍难，既然亨房无人充丁，便必须从其家族中抽选青壮人员担任运丁。这样一来，在丰城的元房、利房、贞房便也牵扯其中，三房分别挑选本房中青壮人员，协助亨房参加漕运，却也勉强得以维系。
仅凭系出同门这样一层关系显然很难维持这项重大的官差，问题在所难免。有时因为工作轻重不一，有时因为工资分配不合理，有时因为时间不凑巧，久而久之就闹起了矛盾。不得已，大家商量改“朋运”为“分运”，由原来的三房合作，改为每房负责十年，如此周而复始，期间路途风险、利息盈亏各安天命，相当于把吃“大锅饭”变成了“承包责任制”。各房使出浑身解数，来解决漕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贞房就成立了“运济会”，由族里统一收集粮食拿出去放租，又把族里的产业或出租或售卖，所有收入均作为“运济会”的专项资金。等到漕运结束回来，还掉“运济会”的本金之后，剩余部分再统一分配。
漕运过程中，随时有可能遭遇洪水、风浪、寒暑、疾病、搁浅、战争等意外因素，而遭受随船官军的敲诈盘剥更是常事，很多运丁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因此破产、吃官司甚至丧命。因此，除了来自自然的意外风险外，运丁们的身心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丰城城区文姓人口由盛而衰，与漕运也许有着一定的关系。
道光五年（1825），清廷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立收兑局，河运开始转向海运。后来，又允许商船加入漕运，极大地提高了漕运效率。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不久后的太平天国运动，运河沿线遭到极大破坏，传统的河道漕运再次受到挑战。1901年，运河漕运全面中止，延续了数百年的漕运制度自此落下帷幕，退出历史舞台。
也正是由于漕运制度的严格实施，国家这台庞大机器才得以正常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漕运作出过巨大牺牲的丰城文姓，其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他们的历史贡献，恰与其先祖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