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穷”财政背后的原因在哪里？今天，本...

泉州“穷”财政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今天，本号转发一篇来自泉州财税系统的专业研究者的文章。
作为一个普通地级市，泉州2019年GDP接近“破万”，达到9946亿元，高居全国第18位，地级市中全国排名第4，至今已连续21年保持福建省第一。从经济总量上看泉州应该是个富得流油的城市，但从政府的收入数据上看，其财力水平与其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从收入总量上看，尽管经济总量高居第一，但财政收入在全省9地市中只排第三。从人均财政支出上看，2019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077.9亿元，人均12778.7元；泉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58.82亿元，人均仅7531元，为全省平均的58.93%，属于不折不扣穷市。

财税政府间二次分配的不合理

财政资金的贫乏直接制约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泉州几乎是GDPTOP20俱乐部唯一轨道交通数易其稿迟迟无法落地的城市，为什么经济总量高居全省第一的泉州会这么穷！？是什么原因导致泉州公共财力和其经济实力如此不相称！？

内因在于泉州产业层次不高，产品附加值低造成的先天创富能力不足，但从外部环境上看，造成泉州政府财力匮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财税二次分配的存在的一些状况。

1、财税先天存在的行政级别歧视

城市财力与其行政级别存在明显正相关性，根据2015年全国财政收入五十强城市收入统计数据分析，4个直辖市财收占GDP比为18.13%，副省级城市11.32%，而地级市仅9.27%。泉州2019年GDP9946亿元，实现财政收入838.97亿元（GDP的8.43%））；反观隔壁的厦门，2019年GDP5995.04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1328.5亿元（GDP的22.15%），地方级财政收入768.37亿元（GDP的12.82%），全年财政支出912.97亿元，人均高达2.12万元，为泉州的2.75倍。

省会、高行政级别城市通常掌握着普通地级市不具备的资源，在财源培育上相对普通地级市有巨大的先天优势。但以上只是预算内法定收入的巨大差距，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基金收入，更是嫌贫爱富几乎都集中在高行政级别的优势城市，薄厚不均更甚。

2、不公平、不友好的竞争环境

泉州的财政收入和GDP之比几乎处于地级市垫底的水平，除了行政级别低资源有限，导致地方财力困乏的还有在财源竞争尚存在的不公平、不友好的竞争环境。财政收入作为仅次于GDP的地方考核指标，税源和财源的争夺一直是个地方高度重视的工作，但高行政级别城市特别是计划单列市由于本级留存比例高，在优质税源抢夺，机会税源争取上握有明显优势。前几年晋江规模企业总部纷纷迁去厦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单列市使用这种财税工具降维打击的结果。

泉州和厦门前店后厂模式导致的所有光鲜亮丽的优势城市功能都集中于副省级加计划单列市的厦门，泉州只承担劳动密集等低附加值的的生产环节，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污染及污染治理的费用。

3、转移支付的制度缺陷

根据财政部2019年决算报告，2019年度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75399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8858亿元的31.6%。转移支付的多寡直接影响地方财力。

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初衷目的在于的调节地区间收入差距，保障公共服务均衡，分配的主要参考指标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据，但存在明显的漏洞在于对于人口流入地缺乏专项补助，这部分的转移支付红利由人口流出地享有，而公共服务支出由流入地负担，造成财税负担的极大不公平，而泉州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入人口的地方，其非户籍常住人口达123万。非户籍人口给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造成巨大压力，以晋江为例，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10.52%，比全国平均7.18%高3.34个百分点，但千人拥有医生数及千人拥有床位数都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不及一半；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1/4甚至更高，而晋江非本地户籍生源已占所有学生数量的60%以上，该部分经费按比例测算，年均支出都在10亿元以上。

以隔壁的江西省赣州市为例，其19年地区生产总值（GDP）3474.34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280.37亿元，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1007.59亿元，由于其户籍人口有137.45万人在外，其实际人均财力达到11570元，比泉州高53.6%，看上去赣州明显是比泉州经济发达得多的地方！

尽管多年来呼吁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加大对落户较多地区的财政资金奖励支持声音不绝于耳，但却始终只是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这部分转移支付资金明显是一种错配的资源，像被浇灌在沙漠的水,被无情的浪费掉了。

一方面行政级别低、以实业为主创造大量就业的城市难以留下优质税源；另外一方面大量人口流入造成的公共服务刚性支出无法得到有效补偿，类似地区的财政通常都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严重影响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