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始末
1927年是乌云翻滚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中共被迫拿起武器，作殊死斗争。当时的共产党人尚处在幼稚时期，还不懂得如何进行武装斗争，而是遵从共产国际的指令，以城市为中心展开暴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革命处于低潮。但以瞿秋白、李立三为首的临时中央，却错误地认为革命仍处于高潮，只要党一声令下，就会有千百万工农起来暴动，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
八七会议后，中央派张太雷到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南方局军委委员。8月下旬，张太雷一到广东，立即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究制定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并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构，同时改组了广东省委。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其成员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革命师生，这支部队一直被汪精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又被称为“赤子赤孙”。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害怕教导团参加暴动，当部队到达九江时，便命令收缴了教导团的武器装备。教导团出现一片混乱的局面，许多人唯恐张发奎也仿效汪精卫实行“清党”。叶剑英决心保住这支队伍，他找到团长谢膺白做工作，并利用机会找学员谈话，安定他们的情绪。当了解到谢膺白不愿担任团长时，便“毛遂自荐”地表示愿意接替其职位。后经张发奎同意，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兼任了该团团长。
教导团的中共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决定，就暴动问题开了一场争论会，当时党的负责人唐维、伍侃予、李仁一等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叶剑英对此却持相反的意见，建议等打到广州后再暴动。他向大家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又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会孤立无援，没有胜利的把握。而广州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过省港大罢工，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况且广州是全国著名大城市、南方大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老巢，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似在敌人的心脏里插一把钢刀，会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造成较大的政治影响，又可以同南昌起义南下的部队携起手来，内外策应，成功是很有希望的。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桂系军阀黄绍竑回到广州，任代理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则成立了临时军事委员会，自封为军委主席，以此来指挥由张发奎控制的第四军，取消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张发奎表面上答应顺从，并声称要出洋，暗地里却召集军官签名倒李。此时，被桂系排斥下野的蒋介石也施展两面手法，支持张发奎的倒李行动，以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张发奎和汪精卫密谋以邀请李济深去上海与蒋介石共商大计为名，骗李离开广东。粤桂军阀之间的矛盾，叶剑英洞若观火。李济深一离开香港，叶剑英就建议张发奎以护党“为名”，发动了倒李的武装政变。
10月中旬教导团到达广州后，张发奎不让教导团驻在市区，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叶剑英再次出面担保，才准予教导团在广州市四标营驻防，并发还了收缴的枪支。张发奎为了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把杨澍松调至黄埔军校工作，派自己的心腹朱勉芳任教导团团长兼参谋长，方际平、樊少卿分别任第一、三营营长。由于教导团的骨干力量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领导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他们都热烈拥戴叶剑英为“老团长”。在叶剑英的关怀下，教导团的党组织扩大了群众性组织，还吸收了120多名新党员，全团1400人中，90%以上成员倾向于革命。
为了加强起义的军事力量，中共广州市委军委书记黄锦辉要求叶剑英设法促成笫四军警卫团扩编。警卫团原来只有两个营：第一营是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编成的，第二营是由李济深的特务营改编的，官兵成分复杂，只有少数的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叶剑英接到任务后，向张发奎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充警卫团。在得到同意后，叶剑英趁机把大批中共党员安排到警卫团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推荐中共秘密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还吸收了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纠察队的300多名工人，组成了第三营，并由共产党员施恕之担任营长，又从教导团抽调一批进步学员担任各级职务。
11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彻底放弃了此前关于停止执行广州起义计划的决定，要求广东省委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号召广州市的工人捣毁反动工会，杀死反动领袖，形成全市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 此时以张太雷为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也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
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11月26日作出决定，以我党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随后，广东省委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起义军总指挥部，由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叶挺任起义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立即加紧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当时，广州城内敌人只有不到四个团的兵力，共约6至7千人。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一部，基本掌握在我党的手里，广州人民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这种情况，造成了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
正当张太雷等人积极准备起义之际，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到达广州。从他11月29日发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电报可以看出，他是坚决支持广州起义的。此时，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举行广州起义持反对态度。在广州起义前的12月4日，在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工作的越飞在给加拉罕的报告中指出：“最近，我们得到了关于在广东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情报。然而，有些情报人士担心，发动可能为时过早，因为党没有足够的力量。有鉴于此，看来必须：1、通过派专业人员加强从中国的情报来源。2、准备一批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志，按共产国际执委会系统派到中国去工作（军事工作，组建红军，农会工作等）。3、放弃局部的和单独的发动，准备在一个大的地区同时举行大规模的工农暴动。”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建议都没有引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足够的重视。
广州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晚举行，由于起义计划被敌人察觉，张发奎准备解散第四军教导团，同时调集其主力部队向广州开进。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由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率先行动，随着三声炮响，三颗耀眼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广州沉沉的夜空。听到起义的炮声后，叶剑英迅速到达起义总指挥部，接受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任命。叶剑英根据广州的地形特点，抓住一山（制高点观音山）、一水（珠江）和一些战略要点（警察公署、邮电局等）用兵布防，使起义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大半个城市，做到了突出重点、积极主动。周文雍指挥工人赤卫队进攻警察局。黄埔生徐向前被派到赤卫队第6联队组织工人行动。他手下是手工业作坊的工人，有缝衣服的、做家具的、打铁的，革命热情很高，但都没经过军事训练，许多骨干连枪也没摸过。暴动那天夜里，赤卫队还是赤手空拳。原来说好起义前要给各联队送武器来的，左等右等，等了半夜，不见人影，大家心急火燎。这时，有个提着菜篮子的年青女同志走了进来, 从篮子里拿出两支手枪、几枚手榴弹, 这点东西, 加上些铁尺、木棒、菜刀, 便是第6联队暴动的武器。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勇敢地投入战斗。赤卫队攻占了警察局，教导团控制了观音山制高点，暴动成功了。张太雷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权。苏兆征任主席（未到职前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周文雍被任命为劳动委员兼赤卫队总指挥。而此时，睡梦中惊醒的广州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发奎和广东省省长陈公博已坐着一艘小船，狼狈逃至珠江南岸的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处，并请沙面租界里的英美日各国代表帮忙向外发出电报。
国民党内因为广州暴动，一度以“左”的面目伪装的汪精卫，被蒋介石等人攻击为这次事件的幕后支持者，他们声称是汪精卫和张发奎勾结共产党制造了焚烧广州事件，甚至有人说汪精卫本人就是共产主义分子。舆论的压力使张发奎等人明白，如果他们不能尽快收复广州，他们将成为国民党的叛逆者。惊魂稍定的张发奎立即调派各地驻军极速回防广州，镇压起义。由李福林任军长的第五军成为初期镇压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周围的国民党军也纷纷向城里开进 , 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叶挺、叶剑英主张趁国民党军主力没有包围广州之前，连夜撤向海陆丰，同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这个正确意见遭到诺伊曼的否定。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 退却就是“动摇”。他骂叶挺要去“做土匪”，力主坚守广州，进行巷战。张太雷在关键时刻不敢反驳诺伊曼，这样起义军便失去主动向农村转移的机会, 陷入被动。
12月12日下午，张发奎部下的三个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援下，由河南渡江向大沙头和长堤反攻。第五军驻韶关的周定宽团和陆满团也赶到增援驻守在陈家祠的张发奎部莫雄团，猛扑城北制高点观音山。观音山关乎广州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在这里，广州起义部队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最惨烈的厮杀。
观音山战事激烈，几度易手。叶挺、叶剑英急忙亲赴前线，坐镇指挥。教导团和警卫团部分战士前往观音山增援。正在东山率领工人赤卫队员搬运子弹的徐向前也奉命带队增援。两支队伍并肩战斗，奋勇杀敌，血战几个小时，打退了敌军十几次冲锋，歼敌100多人，重新控制了观音山。
起义部队重新把红旗插上了观音山的峰顶。战壕里的叶挺，总算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报告，张太雷要去参加“群众拥护苏维埃大会”。整个广州城，战火纷飞，此时开群众大会实在太过危险，但是不顾叶挺的阻拦，张太雷和诺伊曼依然执意冒着炮火，前往西瓜园。
然而，就在群众大会快要结束时，张太雷接到报告：敌人疯狂反扑，战况紧急，张太雷决定马上散会，疏散群众。他自己去大北门察看督战，其余人员速回起义总指挥部组织力量投入战斗。
当张太雷、诺伊曼的汽车行驶到惠爱西路时，突遭敌人伏击。张太雷在乱枪中中弹，重伤后牺牲，年仅29岁。诺伊曼躲在座位底下，逃过一劫。张太雷牺牲之时，他的孩子刚刚才出生几个月。作为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张太雷是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张太雷一死，广州暴动失去领导核心，陷入一片混乱。黄昏, 国民党军又多次进攻观音山 , 起义军伤亡很大，处境十分危急。叶挺等人决定乘包围圈未合拢，率领教导团等部队撤出广州 , 向北江方向撤退。当夜，教导团大部和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赤卫队各一部 , 约 1200 人经沙河向花县撤退。在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领导人有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另有从广州撤出的部队约200余人向北江退却时，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来上了井冈山。
在指挥部的黄平得知张太雷牺牲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叶挺不在，周文雍也不在，四周一个军人也看不见。晚上，黄平向在座的人建议，让恽代英隐蔽下来，写广州暴动的始末。大家赞成，恽代英就离开了。到了10点钟模样 , 参谋长徐光英回来了。他说不能坚持了，建议撤退，并对黄平说：“你们都是文人，随队伍走没有什么用处，不如隐蔽起来继续斗争。”黄平等人只好含泪而退。
在市区的工人赤卫队比较分散，有的在巷战, 没有接到命令。周文雍率领赤卫队战斗到最后，已经没有机会突围，只得在市区隐藏起来。几天后，他被抓住，关进监狱。黄平闻讯后，赶紧找人营救。当时局势很乱，国民党还没来得及审讯犯人。黄平派人利用探监的机会，让周文雍吃辣椒，造成体温升高的假象。然后说他得了传染病，送到监狱医院治疗。公安局上了当，把周送到医院。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司机梁梅枝，借了辆汽车，带了几个人，到医院把周文雍抢走。汽车开到东山，大家把周文雍的脚镣砸开。周文雍死里逃生，与黄平等人一起到了香港。
12月13日，国民党军队从西北和南面攻入珠江以北市区，在“杀绝共产党”的口号下，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惨遭杀害者达5700余人。当时军警满街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着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遭冲击，馆内所有人员都遭逮捕。据苏联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事后回忆，领事馆外交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等人在被杀害之前，还曾受到侮辱，"每个人的身上都被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 '……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往他们身上吐唾沫。 "他们后来被枪杀，尸体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移走。此外，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也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