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行业穷疯了
上海电影节的大佬论坛就像电影行业的晴雨表。几年前，老总们坐在一起，谈论的都是“IP、产业链、合拍、赶超好莱坞、市值奔千亿”这些话题。那时候，大家着眼的都是未来，很少有人谈危机。但到了今年，基调完全变了，几乎所有大佬都在诉苦，甚至产业链上不同的利益体开始互相揭短，主动曝光行业内存在的问题。这时候，规则、情面等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是生存。
揭短——
博纳万达不满售票平台分太多，光线曝光影院收巨额排片费
6月12日，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坛上，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和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为了一件事差点论争起来，台上气氛一度有点尴尬，主持人最后转移话题收场，让大家把自己家里的事儿讨论完了后把眼光再放大一点，放到全球的视野当中去。
起因是，于冬在谈电影行业的问题时提到了一个他认为最大的痛点，就是以猫眼、淘票票为首的线上售票平台服务费收的太高了。一般一张票收3-5元，而平均票价如果是35元，光服务费就至少分走了8%以上的票房，对有些影院这个数据可能要超过10%。
于是，于冬“大声疾呼”把服务费降下来。“不管你的服务费标准怎么制定，大影院小影院你有不同的服务费，但是不得超过5%的专资，你比国家收的还多吗？专资国家还用于发展电影产业，用于鼓励重点影片的创作，还回到电影行业来了，服务费上哪儿去了？被企业拿走了。而且电影市场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提高服务费，还高于2019年的平均水平，这是不对的。”
说完后，于东补了一句“对不起！得罪！”，他开玩笑说自己还有几部重点电影（《中国医生》《长津湖》《无名》）要发行，怕被猫眼、淘票票封杀。
于冬开了头之后，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接过话茬继续“助攻”，他也觉得售票平台的服务费收的太高，涨的太快。“今年春节档期间大家看到票房提升了，其实总人次没有提升，是票价提升了。但是仔细去分析一下，发现票房提升里面提升最快的是服务费，服务费的上涨是远远高于票价的提升的。”
曾茂军算了一笔账，以2019年为例，全年票房约640亿，这其中就有60多亿被一两家售票平台分走了，而全国有上百家电影公司，能分的就是除了进口片以外，国产片创造的票房，也就约300亿，再除去税费、电影专资、服务费，制作公司最终能分到的也就约100亿。
还有另一件让片方不爽的事情，就是话语权越来越大的售票平台优先分服务费，甚至截留片款。于冬说：“之前大家都是直接从中影、华夏结算，不同某一家公司结算，但是现在像猫眼、淘票票都截留片款，它就扯以前的票补啊，陈年芝麻老账，扯不清楚了。”
曾茂军也强调这个票房分配顺序得改改了。另外，他还希望售票平台在营销费用上能给片方减压。“现在大的档期现象越来越突出，所有公司都往大的档期挤，营销费用非常高，平时宣发一部电影三五千万，春节档就是1.5亿、2亿起，所有的内容创作公司无形当中增加了成本，如果互联网平台愿意在重要档期分摊一些营销费用，适当少收一些，我想对电影公司更具备可持续性，未来的内容产出才能生生不息下去。”
同在台上的王长田当然坐不住了，因为光线是猫眼的控股股东。王长田首先解释猫眼的经营跟光线没有关系，他从来不管，只是大股东而已。同时，他为猫眼辩解，称于冬、曾茂军说的数字跟实际情况有差异。“猫眼名义上收的服务费实际上是分成三份的，它自己收一份，还有一份儿是给了售票软件，第三部分，院线都跟的收了服务费。猫眼并没有拿到那么多。至于说猫眼的成本，那是另一个问题。”
公司旗下拥有影院业务的于冬再次“补刀”。“说的对，是三份。软件的的费用是相对固定的，不超过一块钱，布机器的时候免费给你机器，从票房里面扣，已经早就扣完了。还有院线的一份，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院线没收着。确实是三份，不是平台全拿，但是平台拿三块以上都不止，甚至到10%以上。”
王长田被驳的有点囧，他跳过这件事换了一个话题，把矛头指向了影院。他提到影院收排片费这个问题，这确实是行业内都心知肚明但是谁也不拿到台面上来曝光的灰色操作。“大家知道影院本身的作用是排片的，但是排片现在是额外收了排片费，就是你要排片，你要另外付我一笔钱，这对于制片公司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大家知道在春节期间一部片子的排片费要达到多少吗？很多片子要上亿的排片费。”
万达、博纳既有电影投资、制作业务，也有院线、影院业务，所以，猫眼、淘票票这样的第三方平台又是分服务费又是收宣发费，直接蚕食了它们的利益。而光线是几大电影公司里唯一一家没有大规模经营影院的，所以王长田觉得影院收排片费很不地道，蚕食了片方的利益。
王长田也提到了票房收入分配的问题，但他说的不是分配顺序，而是分成比例。他觉得片方是承担最大风险的，应该提高片方的分成比例（如果这样，那影院的分成比例自然就会被压缩）。“中国的电影公司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票房分配比例，制片方加上发行方只能拿到100块钱票房的38.5块钱，而纯粹的内容公司，去掉发行代理费等，能拿到32-33块钱，不到三分之一，但是整个电影行业都是这些内容公司承担最大的风险。”
另外，王长田觉得在税收政策和补贴政策上也应该向内容公司倾斜。“我们这个行业政府还是有一些补贴的，看看以往的分配情况，内容公司是有一部分的，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分配的太少。整个电影行业的核心就是内容，票房跟内容有关，社会影响跟内容有关，而整个社会对电影行业的投资，主要投给了内容公司和内容项目，如果不能够提升内容公司的效益，不能使整个行业向鼓励内容创作的方向去发展，中国电影行业是没有希望的，是难以为继的，就算疫情正常，我们也仍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电影强国。”
钱荒——
电影行业被资本抛弃，公司之间欠钱不还三角债现象普遍
这所有利益之争背后，就一个核心问题，电影行业穷疯了，需要钱。
王长田爆料，电影行业已经到了相互欠钱还不上的地步，“三角债”现象非常普遍。“现在行业只有少数不欠人钱，但是被别人所欠，多数公司都是相互欠钱。造成这个事故的根源是整个行业的效益问题，就是大家不挣钱，然后欠别人的钱。别人给你投资也好，借款也好，而且为了维持项目的开工，你要把别人的钱挪用，等等，都造成了三角债现象，非常严重，导致很多公司都无法运转。”
一方面，是受去年疫情影响，影院停摆，整个行业损失巨大。2019年全国电影票房约640亿，2020年只有约200亿，蒸发了440亿。用于冬的话说，“就像一个人体，抽了三分之二的血出去，你还能够是健康的状态吗？”
另一方面，因为电影行业这几年的减速和滑坡，已经被热钱彻底抛弃，变得理性的资本不再相信能在风险极高的电影行业赚钱。
在前一天的第四届中国影视资本峰会上，王长田就提到，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对影视行业的态度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伴随而来的是投资急剧减少。“原来大规模融资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同时资本市场对影视行业采取了基本上是封锁的一种政策，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新的公司上市，也没有办法进行融资，直接使影视行业的中坚企业，就是上市的这些影视公司也出现了资金的问题。”
博纳影业集团行政总裁蒋德富对此的感受更强烈，他说有一段时间电影行业非常热，资本都涌入到里边来。这两年加上疫情，大家都有难处，这时候资本找不到了。“我们有一些项目，尤其是大项目多的时候，真的需要资本的支持。但是就像那句话，'投资需谨慎’，资本市场是忒谨慎，他要的条件，基本就是来给你割利润，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觉得我跟资本就合不到一起了。本来电影产业是需要扶持，结果资本杀进来之后，首先要10%以上的回报，然后跟你合作，你这个资本是来扶持电影行业来了？还是来开发来了？还是来分利润来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所以让电影企业非常为难，我又喜欢你，我又不敢爱你。”
求助——
建议国家免征三年电影专资，希望银行给予优惠贷款
没有外来资本，内部也没有增量，那怎么办呢？只能互相抢食，期待利益再分配，或者寄希望于政策扶持。当然，也有人遥望能不能把盘子做大。
在政策层面，国家从电影票房里收取的，有3.3%的营业税，还有5%的电影专项资金。专资以往是通过奖励的方式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影院和制片方。去年因为疫情，全国电影专资免征了八个月，湖北省免征了一年。但是专资是取自于票房，去年影院关停了七个月，没有任何票房产出，等于免征了一个月，对影院和电影公司来说是“杯水车薪”。
于冬有一个热切的建议，他希望电影专资能再免征三年，让行业休养生息。等行业三年后恢复过来了，年票房冲1000亿了，哪怕再缴更多都行。
曾茂军也想要国家能从税收、专资方面给电影行业减免。“虽然我们票房的总量不大，中国去年的GDP已经突破了一百万亿，整个电影业常态化情况下也就是600来亿，但是电影影响很大，全球凡是电影大国，比如韩国，国家层面给了电影很多的补贴，比如新西兰，通过电影拍摄从过家层面给予电影补贴。既然这个行业有很好的影响力，有社会效应，但是经济效益不大，我们首先在政策上应给予宽容。”
另外，曾茂军期望在融资方面能给电影行业一些优待。“如果有些银行能接受把我们制作的电影抵押，给予文化企业优惠的贷款，让这个行业补补血，给大家两到三年时间，我相信电影市场一定会快速蓬勃地发展。”
但归根结底，能救自己的还得是自己。电影行业的特性就是风险太大，一年的成败依赖于一两部电影的票房，而这，正是追求确定性的资本所厌恶的。唯一成功的受资本青睐的案例是迪士尼，因为迪士尼走的是IP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路线，一部作品成功，可以从全球票房、版权、衍生品、乐园等各个环节获得收益。
王长田给出了一组数据，他说在美国，一部电影的票房只占30%的收益，60%以上收益其实是来自于版权销售，或者是衍生收入，而中国现在80%-90%的收益是来自于票房，结构非常单一。当下能做的，就是扩大互联网版权的销售收入，但是现在视频网站的买价又太低。
一直在效仿漫威宇宙做“唐探宇宙”的陈思诚在第四届中国影视资本峰会上也谈到了回收渠道单一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电影行业的问题是除了看电影这一个消费行为，和电影院这一个消费场景以外，其他的收益几乎都是零。“说实话，每次一谈到钱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汗颜，因为我们这个产业雷声大雨点小。就是100多个亿的成就可能跟如家一个销售一年差不多。”
站在这个角度，陈思诚觉得中国电影产业“到了必须要变的时候了，到了不变不行的时候”。但是，具体怎么变呢？可能没有人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