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 司马迁其人其事
司马迁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他的伟大甚至不亚于许多帝王。
《司马迁》季镇淮著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读过《史记》。即使没有读过原文，也必定能说出几个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故事。比如项羽和刘邦的斗争，韩信、萧何等人的传奇故事等等，这些故事甚至作为传统戏曲的素材一直在民间流传。那么，你了解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吗？你知道书的作者司马迁写作这部旷世奇书的心路历程吗？你知道这部书除了好看的故事，他还隐藏了哪些作者的内心诉说呢？这部由季镇淮先生所著的《司马迁》就回答了这些问题。作者季镇淮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同时擅长文学评论。而这部被收录在《大家小书》丛书中的《司马迁》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季镇淮先生生于1913年，江苏人，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可见其学养深厚。八十年代还曾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后离休。1997年在北京逝世。由于学校的便利，季镇淮先生在年轻时曾经受教于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并受到赞赏和器重。在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季先生主攻秦汉、唐朝和近代，他尤其认为汉朝的司马迁在历史和文学方面都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在对于司马迁的研究中，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可谓是“竭泽而渔”，大量的进行考证和研究。但他在落笔时又化繁为简，给读者以最简洁的语言来学到历史文学知识。他的语言平实、流畅，读来非常舒心，他把自己的文章看做是一种战斗的结果，总要经历一番苦熬和探索。
这本《司马迁》是他文学历史功力的集中体现，全书大致从三个时段讲述了司马迁不平凡的一生。第一个时间段是司马迁的青少年时期。司马迁在少年时期受父亲和董仲舒的影响较深，在思想和理想方面建立了自己的基础。第二个时间段是在李陵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这期间他担任了太史令，还主持过立法改革，从内廷到外廷都有过历练，这是他知识的储备阶段。第三个时段，是在李陵事件之后，司马迁的身体和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反而升华了他的思想，坚定了他的意志，是个人命运和历史命运相互交织的时段，也成就了伟大的《史记》。
接下来，我就《司马迁》这本书中的三个重点内容详细的介绍一下。
一、快乐充实的青少年时期。
司马迁自称出生于龙门。这个地名颇有隐喻的意味，似乎预示着司马迁以后会如鲤鱼般越过龙门。在西汉那个书籍不那么普及的时代，司马迁的一个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一个好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司马谈，历史记载中没有他的出生年份，但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谈主要是生活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时期，后来他虽然也活到了汉武帝主政的时期，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文帝和景帝。历史上有著名的“文景之治”，当时国家社会的思潮主要是信奉无为而治的老子思想。司马谈就深受文景的影响，他的主要学问表现在三个方面：天文、易学和黄老学说。黄老之思想在当时社会中的最主要作用就是防止动乱的发生，这从根本上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思想，而司马谈就是这种思想的信徒。
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谈做了“太史令”，当时也通称为“太史公”。这个“公”字未必是尊称，可能在当时的社会和官场上只属于一般的称呼，这和后世不太相同。而当时的史官的地位也不高，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都比较轻视这种职业。司马谈并非朝廷里的红人，但是毕竟也是知书达理的官僚，这倒是给少年的司马迁创造了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史官有一个巨大的便利就是可以遍阅古今的典籍和档案，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想象，少年的司马迁时常在父亲身边接触这些书籍和资料，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培养了他的兴趣和爱好。
而要说司马谈也有非同常人的一面。他虽然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却并不安分于自己枯燥呆板的工作之中，他有着自己崇高的理想，他内心的苦闷也可想而知——因为他所信奉的黄老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边缘化，当时走红的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人。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司马迁在父亲的影响下，十岁就能诵读古文 ，甚至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奉了父亲的命令，乘坐公家的马车遍行天下，去搜索古代诸侯们的遗迹和传说。他走过的地方非常之多，比如他所敬仰的孔子的故乡，在那里他了解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弟子和鲁国人有百余家搬到孔子家的附近居住，更令他对这位圣人产生了无比崇拜的心理，也使他发愿要效仿孔子作《春秋》，写出一部同样伟大的作品。
在阅读和游历中，司马迁积极而快乐地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二、担任太史令时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依照父亲的遗愿，正式成为了一名太史令。从这里开始，他就开始了他的准备工作：整理资料、阅读古籍。好在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承平日久，藏书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但是在杂乱无章的历史竹简中，连个基本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以一人之力经年累月地整理归档这些资料，可见其对于历史研究的高度热情和执着！除了这些劳累之外，司马迁还有一项日常的工作，就是陪侍汉武帝，比如汉武帝出门时，他站在皇帝的左右，听候使唤，这虽然也占用了一些宝贵的时间，但也为司马迁了解汉武帝和上层的统治阶级提供了便利，使他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修改了秦朝的历法。修改历法，在当时首先是政治原因。由于当时流行玄学的一些说法，认为朝代的更替是有规律的，而每个朝代又是不同的前进阶段，就必须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历法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可以想象，司马迁主持修改历法，一定得到了汉武帝的欢心和赞赏，而同时这种修改，使前秦的不合自然的历法得以废除，建立了新的更科学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历法，这无疑是司马迁利国利民的功绩，是值得称道的。
虽然，在当时太史令总是侍候在皇帝左右，但他的级别也就相当于一个县令而已，并不十分显贵，也没什么油水。司马迁的这一段时期就是在服务皇帝和私自学习的交织中度过的，应该是比较充实而有益的日子。在这一阶段，司马迁基本上完成了《史记》的准备工作。
三、李陵事件和发奋著书
在司马迁四十二岁这年，也是他正值精力充沛的时候，他开始了著书的工作。而这时候，他却遭遇了一件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李陵是李广的孙子，他忠于国家、勇猛无私，却不慎被匈奴捕获，只得采取权宜之计，暂时委身与敌，待机反攻。可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汉武帝勃然大怒，朝廷上原来那些夸奖李陵的大臣瞬间倒戈，竭尽全力数落李陵的“罪行”，而丝毫不念李陵旧日的功劳。汉武帝为此寝食难安，心情颇为不好。
正当这时，司马迁见到了汉武帝，就顺嘴为李陵说了一些话，凭良心说，这些话都是很中肯的，并没有明显的偏颇。没想到汉武帝没等司马迁说完，就勃然大怒，他认为司马迁是来给李陵说情的，故意抬高李陵。司马迁随即下了监狱。而且，这是死罪。
在汉武帝时期，犯了死罪有两种免死方法：一种是交巨额的钱。一种是“腐刑”。司马迁由于无法拿出那么多的钱财，只得接受这种最大的羞辱。这件事后，司马迁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狱后，司马迁一心用在写书上。而且，后来他又当上了中书令，是类似办公室主任一类的上传下达的一种工作。可想而知，他在汉武帝身边心里是多么地屈辱，多么的煎熬！司马迁就是在这种和汉武帝羁绊一生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旷世巨著，可谓十分地不易。司马迁的一生大概就讲完了，但是他留给我们很多的感慨和思考。
司马迁在当时其实也属于是独特的人。他的52万字的《史记》采取了前无古人的写法。他的前辈们大多是简略的记录历史事件和经过，或是空泛的叙述道理。而司马迁却采取了纪传体的方式，即用写人物来写全局，以点写面。同时他的语言非常地优美，而且从他的文章中的叙述和人物对话的一致性推测，他的语言在当时应该是属于很通俗的。为了这部著作，他考察了很多名人故里和古迹，听到了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和传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些资料并不是简单粗暴地直接拿来用，而是经过了自己的分析和筛选，使得《史记》这部书既史料丰富，又使人喜欢读下去，读到爱不释手。这一点鲁迅先生早已评价过了。
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的遭遇，使他对封建统治和其宣扬的仁义道德有了怀疑。在他的著作中，显然能看到他对游侠一类人物的推崇，而且他对底层人民也没有丝毫的轻蔑，这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可贵的。司马迁由于长期呆在汉武帝身边，对汉武帝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武帝表面仁爱，实则内心多欲望，而且严酷，喜欢任用酷吏。他对名声很好的卫青和霍去病也有自己独特的评价：他认为卫青用示弱来谄媚于汉武帝；而霍去病则不爱惜手下的士兵。
另外，他的思想不合于当时的主流思想。汉武帝时期的思想主要有两派：一是以董仲舒为代表，儒家和阴阳家的混合物。二是以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为代表，道家和阴阳家的混合物。但这两者都是从玄学出发，公式化地谈思想。司马迁则是非常独特的思想家，他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他对以往的封建循环仁义道德有所怀疑，这是一个突破。
在材料的选择上，司马迁也是非常独到的。他以政治实情为基础记录人物，比如吕后本不应该进入本纪，但她是实际掌权者，所以司马迁把她按照皇帝来写。这也是一大特点。
司马迁还认为被封建统治者篡改过的圣人的礼法，其实是一种思维的圈套，用来迷惑被管理的人民。由于这种礼法和思想是从主观出发的，所以一在实际中运用和参照就产生了许多漏洞和冲突。当时的人批评司马迁的思想不合于圣人的说法，本来就是偏颇的。
司马迁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他的功绩和品德自然无需多说。他坚强又韧性的人生态度和他选择的不同于世俗的道路，以及他的成功，都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就是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遭遇，只要能咬紧牙关，就总找到一条有价值的人生道路，来充实我们的生活，到自我的价值，来对得起我们自己的内心，对的起金子般的岁月。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在最会吟诗的李白面前吟李白，在最会评价历史人物的司马迁面前评价司马迁，我这是自取其辱。
根据先秦诸子，《左传》和《国语》中出现的「君子曰」，司马迁创造性地设置并运用「太史公曰」，高人一等地评价史事，入木三分地阐发观点，使之成为《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画龙点睛之笔，为后来的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和方法。
《史记》中出现的「太史公曰」，许多是经典。如《孔子列传第十七》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很可能「中国」和「至圣」两个词都出自这里。再如《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中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和「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等。道理深刻，文辞优美，都被收录到了成语词典里。
司马迁的天赋高是确定无疑的。据说在6岁时，他就会倒背《诗经》中的《国风》。在后人心目中，司马迁和司马相如被誉为汉代的文坛双璧，司马迁和司马光被誉为异代的史学双星。他耗尽一生心血所写的《史记》，被认为是中国24史之首。他是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还被尊为迁史和历史之父。
司马迁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因为替李陵说好话而得罪了汉武帝，被投入监狱并施以宫刑。在万念俱灰之时，他想起文王遭拘而演《周易》，孔丘遇困而写《春秋》，屈原受屈而赋《离骚》，孙膑被膑而传《兵法》等励志故事，在屈辱中写出了《史记》。
司马迁是一个客观公正，特立独行的人。他秉笔直书，不受正统观念束缚，不受政治因素干扰，不受个人好恶影响。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认识，为史学研究和史学著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24史，多数是按照成王败寇的思路写的，有的甚至掺杂个人感情，许多人却把《史记》称为信史。在他笔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有单独的《陈涉世家》，种瓜的邵平出现在《箫相国列传》里，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很少出现。
司马迁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他认真严谨地完成了一个鸿篇巨制，是为了继承父亲遗志，推崇春秋精神，做好本职工作。他小心求证，实地考察，到会稽考察大禹，到长沙凭吊屈原，到曲阜致敬孔子，到沛县了解刘邦。他甚至走过后人视为畏途的蜀道，去到遥远的昆明。他在实地采风中汲取营养，积累资料，学习语言，获得认识。
司马迁的老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但是他受老庄的思想影响也很深，讲究道法自然。同时代的杨雄，班固高度评价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认为是史学的优良传统；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对司马迁的文学水平推崇备至。金圣叹把《史记》评为六大才子书之一。
在近现代，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主席除了在《为人民服务》中引用和诠释司马迁的生死观，还说：司马迁览潇湘，游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有人说，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前，也是有儿有女的。儿子改同姓，女儿嫁入杨家。600年后，不知道第几外的外孙生了杨坚。700年后，不知第几代的外孙女嫁入武家，是为武杨氏。武杨氏生了武则天。也没有当代司马迁来考证一下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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