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 在辽宁社科院“解放思想，推进辽宁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上的发言（2021.7.19）
简要勾画了前面几个层次的认识后再往下，我想正面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就是如果说以解放思想为大前提切入之后，务实的考虑，是怎么推进咱们辽宁的高质量发展，可以提出一些什么样探讨性的思路要领？我想做一些表述，条理化还不够，但是把自己的想法先汇报出来。首先，我觉得要有一个现在接触到的东北区域领导层的取向，即要有新的一轮“振作精神”的风貌，抓住现在的机遇，振作精神而以思想解放为前提，面对的首先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怎么让市场主体活起来，让企业真正按照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的一个基本认识发挥创新能力？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解放生产力，生产力的主体是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这些企业，它们怎样才能真正发挥潜力和活力？那么市场大环境——所谓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我觉得我们别无选择，就是要深刻领会上海自贸区开始一轮一轮复制的原则体系里说的负面清单到正面清单的这一套逻辑。那么，也就必须充分认同市场上的“竞争中性”，认同所有制跟着竞争中性来的“所有制中性”，认同政府总体来说必须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样才能真正贯彻中央现在对于地方的要求：2019年，2020年两次以同样一个主题发文（中办国办联合发文），就是要求地方的同志、一线的同志、基层的同志“敢担当，有作为，办实事”。中央这样的文件是解决什么问题？“问题导向”之下，有所指的，要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这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必须冲破的官本位这种思想僵化与制度惰性。按照官本位，那么大家都把保自己的乌纱帽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方方面面的氛围都不是鼓励一线的官员去创新，去试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只要不做事，那么一般来说便可以不犯错，而不犯错你至少可以有常规的升迁。这种庸俗化的观念，实际上是依托制度惰性渗透在中央所批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氛围里的，我们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要求体制内的干部只是“提高觉悟”也就解决了问题，一定是要有制度建设。中央说的“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怎么落在实处？不以GDP论英雄，那以什么论英雄？创新创业这方面的推动，是不是应该值得肯定的论英雄的一个重要条件？不以GDP论英雄也不能不要它，关键是配上生态的指标、民生改进的指标、改革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指标——这些事情当然就相当具有挑战性。我不认为现在组织部门强调了这么多年要在政绩考核方面加以优化以后，已经很好解决了问题。原来一个很简明的GDP引领指标，引出了中国地方政府层面学者所称的“政绩锦标赛”，这里面有些短期行为的因素，有一些偏差，但总体来说，它是中国特色超常规发展里一个重要的动力源。张五常先生甚至说，中国争先恐后的地方竞争就是“中国奇迹”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认为他已经破解了这个原因。他的论述应说还并不是十分完备的，但是很有启发性。在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地方政府层面的竞争一定会继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各个地方党政一把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天经地义，当然就应是以公权在手来带动班子、贯彻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这样一个地位，来理解这种造福一方的政绩追求。这个政绩，是一定要出的，但要更好地使这种政绩经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在我们实际的创新过程中，我觉得在自己政府辖区里有“中国特色”下“关键少数人作用”的党政领导人，首先要认同在辖区之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竞争中性和它必然匹配的所有制中性，是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原则。要鼓励创业创新者放开手脚，贯彻从负面清单到正面清单这个自贸区开始多轮复制的很好的原则体系，这才能够在敢担当有作为办实事的努力中，“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体制内人员去追求的境界。跟着要说到的还有一系列要领。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要罩着整个地方辖区千头万绪的事情，形成一个中央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以尽可能的高水平、而且有动态优化调整弹性空间，指导我们的辽宁、东北急起直追，更好发挥潜力。那么跟着的一些重点，显然大家已经有意识到的，从原则上讲，比如说在东北前面一轮振兴的过程中，曾经有国有企业的亮点表现，但民营企业的亮点不足。这一轮振兴里，我们能不能寻求国企、民企一起出更多的亮点？而且特别要注重发展民企。整个中国，民营企业现在可不是“半壁江山”的概念了，超出半壁江山，五六七八九：是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科技创新专利成果，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但在某些区域，比如到了长三角、珠三角那边，到了浙江，到了温州，当地的党政领导会说，我们这个地方民营企业是5个9：“99999”，它的比例都已经如此之高，而且从发展趋势来说，最大可能性是什么？这种比例在中国还会继续提高。对新增就业，有的学者已经说了，现在民营企业不是贡献90%的问题了，可能是100%，甚至更多。怎么会更多呢？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资本有机构成特别高，它是重资产型，而以后越来越多的生产线和机器人是减少就业的，国有企业这方面就业的减少，需要由民营企业他们的新增就业去冲抵，而就业又是现在李克强总理每年两会上所要抓住的最根本的一个维持社会稳定的支柱性指标。所以，民营企业从它的第5个9——90%的新增就业，加码到甚至可以认为它是100%。这种意识在我们东北，在我们辽宁，我觉得应该更鲜明的建立起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要共同发展，而且共同发展不是短暂的权宜之计，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路发展下去，在整个历史时期的基本国策，只能做此考虑做此选择，而且有历史性的殊途同归；越来越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去对接“自由人的联合体”，具体途径是什么？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代表形式——股份制，它提供了这样的资本社会化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前景，这种具体的机制，已经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在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了。虽然学界还有很多的思想顾虑，我个人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有生之年其实已经说清楚股份制带来了资本私有制的扬弃，而且实践中越来越可能从所谓消极扬弃走到积极扬弃。马克思身后一百多年了，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把这点说清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后越来越多地有可能性通过混合所有制——这是中央反复强调的改革基本思路，共存、共赢、共同发展。这些基本的认识，其实还是把思想解放落到现实生活中，在我们东北和辽宁要抓的实事，要抓的重点。当然还有新经济的创新——高质量发展没有新经济的创新无法想象，而新经济现在在中国代表性的一些电商平台，大家都知道是前些年以极高的淘汰率而终于有少数脱颖而出形成的头部企业，这些数字经济平台，清一色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没做这方面努力，但相对优势不在这方面。比如说美国的原生技术带来了微信以后的重要影响，微信用的这个原生技术当时被中国人注意到，并不是微信（腾讯）这一家，中移动——赫赫有名的国企，当时也注意到了，中国移动是迅速推出了飞信，我那时手机上不断接到关于飞信的提醒，但我并搞不清楚这飞信干什么用，也没加入，这么多年了，飞信也没成气候。腾讯拿着这个原生技术，自己搞的微信，开始也是没什么起色，后来觉得烧钱有点儿受不了，想把这个微信卖掉，没人接盘。没想到由于民营企业特殊的一些弹性空间，结果扛过了这个烧钱的痛苦阶段，阵痛以后，过了一个瓶颈，突然豁然开朗，一飞冲天。这个腾讯旗下微信的贡献决不简单的就是朋友圈，它和实际经济活动对接的扫码支付，又碰到了阿里那边支付宝这样的竞争对手，两边竞争起来，恰恰形成的是双方都拼命精益求精，为的是在创业创新活动中争取自己能够发展起来，结果是两边实际上得到了一起的、共同的发展。这种扫码支付，使外国人惊呼中国人怎么看来轻而易举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这些小商小贩、所谓微型企业，这些草根创业创新者，用微信支付就解决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在他们过去，这是难以想象的，而现在就迎刃而解；中国的老百姓可以用手机在街头巷尾扫码买煎饼果子，这都是支撑着中国经济社会繁荣的因素，支撑着就业，而百姓有了就业、有了收入以后，可以进一步升级发展去争取我们更好的高质量。这个功不可没的贡献从哪儿来的？你得承认，比较而言，在前面烧钱的这个痛苦阶段，民营企业有相对优势，未来可能要更多地通过大家关注的已经对于这些头部企业做整顿，甚至叫停上市、实行罚款等等方式，来校正他们偏差的同时，我认为一定不要忘记，大的方向还是支持中国这些好不容易冲到前沿的、为数也就十几家的头部企业，继续在创新之路上得到发展，校正偏差以后，更好更健康地追求长期的升级的发展，这一定是国策。所以，现在体制内外的同志都要有清醒的头脑，社会氛围是“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前面还叫人家“×爸爸”，回过头来马上就骂出不堪入耳的一些词儿了，有人还煞有介事列出了这些头部企业的“十宗罪”，这都不是理性的认识。一定要看到，校正偏差是为了使这种创新的潮流能够更可持续地发展。那么在我们东北和辽宁，过去得承认这些数字平台头部企业我们比不上浙江，比不上广东，杭州和深圳已经成了大气候，上海和北京也努力在张江概念、中关村概念下寻求大发展，我们辽宁怎么办？这种高科技，我们不可能齐头并进地去做，但至少我们要争取在这里面找到若干个突破点，要争取在若干年里有我们自己的亮点形成。当然这也是要对接到整个统一市场，对接到整个全球化，对接到双循环，这些都必须有谋划，都是我觉得要抓的重点。还有，在我们区域内，怎样使产业集群升级发展这方面，整个的战略谋划，到产业政策，到技术经济政策，都无法回避。学者有些话可能比较极端，这些极端的话里也有启发性，比如北大张维迎教授，把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全盘否定，这其实对不上各个国家的实践。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可能不讨论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但他观点的启发是什么？不要以为政府抓了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就必然出现好的成果，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一定会造出很多的扭曲，很多的事与愿违。这个启发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正面强调了这样一些从大思路到抓重点的想法之后，想归纳一下：如果正面考虑解放思想前提之下推进我们辽宁和东北的高质量发展，就须紧紧抓住中央反复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按照守正出奇、守正创新的要领和取向，抓住一些供给侧的抓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很多朋友问到底指的是什么，怎么去抓它，我一开始就想这样来强调：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邓小平当年所说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改革，就是一回事儿，但它是在改革深水区，中央最高决策层有意的附加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色彩而表述出来的一个全称概念。“供给侧”，是说改革要首先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先把它标出来，“结构性”是说要想使制度供给有效、改革攻坚克难，那就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是领导人的原话，说了多次），就必须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首先从制度结构方面冲关破局的问题——要真正的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就是老百姓（也是我们体制内很多人）说了多年的“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既得利益一旦形成，要克服它谈何容易？我在中央层面综合部门下面的研究所工作过几十年，内部大家都不讳言，部门利益已经严重地形成了改革的阻碍，各个部门首先是考虑自己部门怎么最有利，那么谁真正坐在全局考虑？总书记总理要考虑的问题，到了各个部门里面，就可能扭曲，扭曲了的情况下，到实际生活中某些决策的事情上，政策设计、政策实施上，就变成朱镕基同志批评的，你们成了处长专政——一个事情交办到处长那儿，处长的意见写成文字以后，主管的司局级领导觉得差不多了，签个字，上去主管的部领导一看差不多了，就再交到国务院，国务院日理万机，往往来不及仔细一个个去考虑这些待批的事项。所以，朱镕基总理也气愤地说过，你们这一套我还不知道吗？你们“处长专政”，更多的是考虑部门利益。但到了改革的深水区，牵一发动全身，怎么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要啃的硬骨头，包含在这个问题里，落在改革上是个全称概念。总书记专门说过，汉语可以简化，我们可以简称“供给侧改革”，但不要忘了最关键的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要真正能够得到优化，是以制度结构优化带出整个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区域结构等等一系列结构问题的优化，形成我们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供给体系，这就是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命题里内含的最基本的要求。按这个要求考虑辽宁的再振兴、东北的再振兴，首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应是在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后，出”政府作用论“之奇，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要领：你要讨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首先政府要做什么？市场上微观主体、基层单位以试错法不能解决的“一盘棋”式的通盘规划，这是政府必须牵头做好的。辽宁也好，沈阳也好，任何一个区域，地方政府辖区之内这个事情只有政府牵头做才可以。北京现在整体回顾，建国以后通盘的国土开发区域规划是什么？是整个走了一个“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建国初期“梁陈方案”迅速被否定，自己这边的人不认同，苏联专家也不认同，梁思成跟陈占祥的方案，迅速否定之后，梁思成只有痛哭流涕的份儿。半个世纪过去了，实践证明人家那个方案真的是高水平，但是生米做成熟饭了，老城破坏得七零八落基本拆光了。现在怎么办呢？实际上还是个影子式的梁陈方案新版，通盘的新规划搞主城区外面两个副中心，一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现在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座落在通州璐河镇，另外一个就是雄安新区，领导人所说的千年大计，叫首都城市副中心。两个副中心，一个新的影子式的梁陈方案，必须有这样的大手笔。当然，这次希望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高水平的方案。其他地方大同小异，都有这个问题。像我们辽宁老工业基地，沈阳也有很多原来的产业集群基础，现在又要有新型城镇化，又要城乡一体化，这个通盘的规划它怎么样像一盘棋似的具有高水平？必须政府牵头，但要充分吸收各种专家团队方面的意见，以及要充分汲取民间智慧，争取最后以我们的决策机制中有明白人——高水平的领导者拍板，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规划。这个规划的供给，我认为是守正出奇里政府第一位的事情。当然，也不能排除未来实施过程中还要有动态优化。规划供给后面紧跟着的，必须是制度创新的供给，攻坚克难有些事情得听中央的，但是地方辖区从省到市县都有自己的弹性空间，有些事情我们还敢不敢像过去沈阳那样，企业破产敢为天下先？我们自己看准了的，抓住一些重点，敢为天下先，在制度创新方面造成好的氛围，这样才有利于更好地开创新局面，带出整个的创新文化的培养和以后潜移默化对方方面面的辐射影响。跟着的还应该有政策供给的创新。这个政策供给要体系化。货币政策是一个垂直的传导机制，实话实说，地方政府层面不要设想自己能对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多大的什么影响，总体来说得顺应着央行的垂直体系给出的货币政策的信号。但是财政政策不一样，财政是分级的，中央、省、市、县，分级财政有它分级的财政政策可塑性的空间，财政政策又可以在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之下去拉动整个金融资源，体现我们自己结构优化方面守正出奇战略方案的实施，得到特别的政策倾斜的助力。所以，这个政策体系化在地方层面，要特别看重顺应货币政策，掌握好分级的财政政策，在这里面带动着其他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区域政策等等。按照一向所说的“没有差异就没有政策”，要设计有鲜明政策色彩的目标，来发挥“区别对待”的效应。像现在所说到的绿色低碳发展，“双碳目标”各方面高度关注，它是要对冲“市场失灵”的，必须由政府的有为和有限的作用的组合，来克服市场缺陷，以超越市场的一种引导力量，来更好实现高水平绿色发展。那么地方层面很多具体的低碳目标要实现，不借助政策性的手段，不借助财政政策给出引导作用的其他政策的配套，是不可想象的。跟着要讲，是顺理成章的投融资方面的有效供给。投融资的供给还要特别看重现在实际生活中间很有影响、但是也议论纷纷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样的机制创新。我们过去早已经有政策性金融的一系列实施工具，财政贴息做什么？就是要四两拨千斤，财政出少量的钱而带动放大多少倍的商业性金融，去支持政策设定的那个对象，比如去年大疫之年，以财政贴息形成优惠贷款支持大量的小微企业，让他们能够抗寒过冬，能够生存而形成就业，让他们在稳住阵脚以后能够对接以后复工复产的发展，这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政策性金融概念之下用财政贴息的手段来发挥乘数效应。一万亿元特别国债里有好几千亿拿来做这个事儿，需要直达到地方基层让它发挥作用，这就是乘数放大作用。到了产业引导基金、政策性信用担保，都是这样一个原理，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PPP，那更是政府少出钱，出一个引子钱，以股权的方式自己占小头儿，大头儿让社会资本方（国企、民企都可以），和政府一起以平等民事主体身份签协议，在法律条件的保障下一做15年、25年，甚至50年，做这种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乃至新区综合开发，连片开发。这种大手笔，我觉得值得我们东北同志、辽宁同志高度关注。不要轻信有人说的中央对PPP要叫停，PPP可能会有一堆问题，它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纠正偏差，是波浪式发展的一个过程。大家请注意，这两年中央方方面面的文件，各个部门的文件，又都在非常重视的情况之下给予PPP推进与指导。应该说浙江地方政府财力比较雄厚，开始跟珠三角一样，不太看重PPP，但后来他们意识到浙江还要寻求更好的发展，所以，特色小镇这个概念别的地方可能也就是一般地呼应一下，而浙江做得有声有色，很好地支撑它在已经较高的水平上继续引领潮流来发展。说叫特色小镇，你具体看一下，它的一些规模可不是小规模，动不动就几百亿的投资。政府在这里面只出很小的一部分钱，拉动的是在商言商立场上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把这种大手笔的事情，做成非常值得我们在投融资的供给方面的守正出奇、守正创新，支撑我们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以及整个发展局面上台阶。还有科技的供给。我前面已经讲了高科技，其实高科技之外还有适用技术，在各个地方，各个发展阶段上适用技术也不可小看，我们过去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先例。具体什么叫自己这个区域、这个阶段上的适用技术，那就得有科学决策了。还有就是人才的供给。人才包括企业家人才，包括大量的其他人才，一直到各种各样的我们现在从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适应社会迫切需要的人才。这些人才除了自己培养之外，还要“引入外脑”，很多的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现在政府也好，企业集团和企业也好，可以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得到“外脑支持”这种人才的智慧和贡献。这些都是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要注意到，在我们振兴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形成振兴的支持力量的着眼点。除了前面已经列举的六个视角上的供给侧的抓手，还应该涉及生态环境，我们要紧抓不放，和两碳相关，和可持续发展相关，和以后我们政绩的综合考评，一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要防止简单化、形式主义一刀切，这方面的教训，我们过去是够多的。就前几年，五年规划里有硬性的约束性指标，单位GDP能耗不能超标，结果有的地方看到要超标了，就拉闸限电，不给企业供电了，以为这就解决了问题。企业不得已自己开动小柴油发电机组供电，成本高了，但是至少对企业来说它自己算总账合算，结果造成的是更多的污染。北京周边的地方说严禁使用煤炉，不光生产不行，老百姓的生活中都不行，通通把煤炉给取缔了——具体办法就是给人家的炉子都毁掉。结果供气跟不上，冬天了，民怨沸腾，逼得环保部发紧急通知纠偏。这都是一个好的目标之下可能出现的偏差。我们对这些教训要牢记在心，要掌握好真正贯彻实事求是敢担当的精神，处理好一线上具体的方案掌握。现代物流当然也是一篇大文章。对物流体系的供给，要高度重视，真正创造价值不光是在生产环节，也在流通环节，这个事情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电商平台的贡献你能够否定吗？它在流通环节连接了供需，疫情来了以后，别的手段都用不上的情况下，社区团购成为一个必然的稳定基本民生、稳定社会基本运转的不二选择，疫情过去了以后，有人谴责社区平台可能出现什么偏向，切切不要忘了这应是兴利防弊，给一个过渡期，大的趋势是这种更便捷的连通供需，一定会像汽车淘汰马车一样，是个历史潮流，但要掌握好在这个过程中间出现的冲击，怎么样尽可能让它柔性化，让它减少些副作用。这些都是我们供给侧改革创新中必须掌握的智慧和要领。以上这些，挂一漏万，已占了大家很多时间，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到此打住，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